2008年，藏独问题再次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在谴责达赖集团颠倒黑白、分裂祖国的恶劣行径时，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不禁要问：为什么原本在藏区销声匿迹的藏独势力会再次兴风作浪？到底哪些因素使藏独获得发展的空间，哪些人在支持分裂势力，他们的动机是什么？西藏问题未来的前景是怎样的？本文就是带着这些问题来研究这段历史的。
一、民改以前西藏的阶级状况
由于各地自然条件、社会经济和人口等方面的差异，民国时期西藏封建农主制度有几种不同的形式。第一种是卫藏溪卡庄园制，其规模一般为一百来户，土地一两千克，小的溪卡有十几户乃至数十户，大的溪卡有二三百户，土地数千克。溪卡（大村庄）中央建有领主的高大楼房，围绕着领主大院是星罗棋布的农奴和堆穷的平房住宅。溪卡有套完整的管理机构，设有“溪本”、“涅巴”（小管家）、“基根”（管理农奴）、“根保”（村长）、“定噶根保”（管理农业生产）、“萨斯根保”（管理牛马差役）等等。领主对土地采取以徭役地租为主，实物和货币地租为辅的经营形式。第二种是昌都领主庄园制，土地和人口都比较分散，领主把分散的土地和农奴分别委托给各级头人管理，由农奴分散经营。多数地方采取以实物地租为主、劳役地租为辅的经营形式，同时也指派一定的乌拉差役。第三种是牧区部落制，主要在藏北羌唐草原、阿里的北部纯牧区。从元朝起，对各部落的头人委以“千户”、“百户”等世袭职位，进行管理。这些千、百户除占有世袭的领地草场外，还占有较多牲畜。西藏所有部落都归三大领主管辖，部落头人由领主委任，有些甚至直接由领主派管家管理，领主按牧场派差税。
占总人口2%的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等三大领主完全占有西藏地方的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操纵着西藏的经济命脉。官家即原西藏噶厦地方政府，直接占有耕地128万克（约占西藏总耕地面积330多万克的38.9%）和30多万农奴。官家的庄园称“雄溪”，由官府直接管理，它把土地以一定的租额交农奴耕种，然后将收受租税按比例充作所辖各机构经费和用作各级官吏的俸禄。贵族是历代中央王朝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所封的僧俗封建领主，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前，西藏共有贵族642户。贵族子弟生来就可以做官，就可以掌握压迫掠夺人民的权力。每家贵族都占有庄园、牧场几个到几十个，占有耕地数百克到数万克，占有农奴、奴隶数百人到数万人。贵族的庄园称为“格溪”（私人庄园），共占有土地97万克，约为西藏土地总面积的24%。寺院和僧侣贵族也聚敛了相当富裕的资财，而且还拥有大量的庄园和属民。僧侣贵族包括以下3种：第一种是转世活佛（藏语称为“朱古”，意为化身）。活佛转世制度是解决统治阶级内部权力与财产分配的重要手段，经过明、清中央王朝的大力支持，到清中叶时形成了庞大的活佛转世系统。西藏活佛可分为政教领袖、“甲波朱古”等不同等级，无论等级高低，都有“拉让”（即活佛私邸），西藏地方政府专派札萨（从三品）管理大活佛拉让的各项事务。民主改革前全区有属于寺院领主的大小活佛500余人，在2676座寺院中，握有经济实权的上层僧侣4000余人。活佛一般都拥有封号、爵位、官职、官品等，大活佛的私人庄园与大贵族不相上下，仅哲蚌、色拉和噶丹三大寺就占有庄园321个，耕地147万克，牧场261个，牲畜11万头，农牧奴4万余人，为西藏最大的农奴主之一。第二种是在职僧官，体现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原西藏地方政府中僧官占有与俗官同样的比例，按一般说法，僧俗官各有175名。这些僧官包括一小部分活佛、高级僧官的亲信佣人、大贵族世家的出家僧人和僧官学校培养出来的专职僧籍人员。第三种是寺院的职僧。寺院除了进行宗教活动外，还有经营领地和从事其他的经济活动，这些经济活动主要由寺院中担任堪布、拉吉、吉索、大拉让的德江等负责。寺院和活佛的庄园叫做“曲溪”，共占有耕地1214400克，约占西藏全部耕地面积的36.8%。农奴主的代理人包括三大领主的“强佐”（大管家）、“涅巴”（小管家）、“溪本”、“溪堆”（管理庄园的官员）、“大差巴”和世袭“根堆”（村长）等，占总人口的3%，代表农奴主直接统治和剥削农奴，不劳动、剥削量超过全家全年总收入的50%以上，同三大领主一道成为藏族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
西藏的农奴阶级虽占西藏总人口的近95%，但不占有土地和牧场，对农奴主有人身依附关系，分为差巴、堆穷、朗生等几个阶层。差巴是指领种农奴主庄园的份地（差地）而支差的人，其领种的份地可世代传继，也可短期出租、典当、抵押，但不能买卖。差巴因其所种差地的来源不同而有政府差巴、贵族差巴和寺庙差巴之分。就差巴内部而言，也因贫富差距悬殊，可分为上、中、下之分，其中，上等差巴约10%，中等差巴约20%，下等差巴约70%。堆穷意为小户，大都是破了产的差巴户转变而来，其经济地位相当于雇农。按其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的不同，堆穷又有溪卡堆穷、烟火户（多为外来户）和兼营手工业或其它行业的堆穷之分。堆穷的地位明显低于差巴，耕种的土地大都是些质量不好的零星小块土地，例如拉孜宗的桑珠溪卡，1958年有差巴17户128人，共有差地908.6克，户均53.45克，人均7克多；堆穷26户101人，共有耕地96.4克，户均3.7克，人均不到1克。朗生是农奴主的奴隶，占西藏人口总人口的5%，这些人没有任何人身自由，完全丧失了生产资料，终生从事繁重的劳动。朗生世代为奴，农奴主可以把他们拿来赠送、交换等。
从民国时期开始，西藏虽产生了某些资本主义的萌芽，商业贸易也有所发展，但封建农奴主经济依然占绝对的优势。农奴全年的劳动成果约有70%～80％为农奴主所掠夺，所剩不到30％连维持肉体生存都很困难。此外，高利贷盘剥是剥削、压榨农奴的重要手段，三大领主都是大大小小的债主，负债户约占户数总数的90％。债主中又以寺院领主为主，一般利息率为30-50％，有的高达100％甚至150％。高利贷是永远还不完的“子孙债”。正像一首歌谣所说的，农奴们“能带走的只是自己的身影，能留下的只是自己的脚印”。农奴主对广大农奴的剥削变本加厉，封建农奴制日益走向没落和反动，成为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严重桎梏。根据史书记载，从1795年到1959年的164年间，土地产量不仅没有增长，反而下降了，萨喀、桑萨一带“早年虽有人户众多，牛羊牲畜蕃孽，后因赋税过重，人口日渐逃亡，现在萨喀、桑萨、偏溪等处，百姓只有二百九十六户，牛羊较前剩有十分之二”。其中又载，“逃走之百姓，因穷苦已极，不能交差”、“硕板多百姓受苦，兼之逃亡过多”。阿沛·阿旺晋美曾经回忆：“记得四十年代，我同一些知心朋友曾多次交谈过西藏旧社会的危机，大家均认为照老样子下去，用不了多久，农奴死光了，贵族也活不成，整个社会就得毁灭。”十世班禅在1988年4月接受《民族团结》采访时说：“1959年民主改革以前，西藏处在政教合一、僧侣和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社会。其黑暗、残酷的程度，恐怕比中世纪欧洲的农奴制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长期以来，西藏的农牧业、手工业生产落后，与内地的商业贸易成为西藏地方经济的主要支柱之一。西藏人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些商品，例如茶叶、粮食、盐、布匹和农具、金属器物等都来自于内地。十三世达赖喇嘛晚年时，对英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侵略本质逐渐有所认识，因此在采取一系列明智之举整顿、改革西藏经济与社会的同时，致力于恢复和改善同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其中经济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1929年9月14日，达赖喇嘛的代表棍却仲尼在南京向蒋介石陈述“达赖渴欲输诚之内因有五”，其中经济原因就占三条：（1）“藏人吃茶全用中国品，中藏绝交，茶价贵至十倍”；（2）“藏边驻军，不能购用中粮，边民困苦，时生怨言”；（3）“藏币重三钱余，英币重七钱余，惟藏币十四五元方能兑得英币一元，出口必用英币，经济损失太大。”
在英国第二次入侵西藏以后，西藏统治阶级出现分裂。一些西藏贵族出于保护自己特权和财产的目的，在列强枪炮的威力面前转而投靠英国人，最终走上了分裂西藏的“独立”道路。到40年代，演变为以擦绒、夏格巴等为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内部的亲帝分裂主义分子和以达扎为代表的藏独集团。
二、一国两制的策略
西南各省相继解放后，毛泽东从总体战略上考虑，解放西藏既是中国共产党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完整，造成全国统一的民主和平局面的既定目标，也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和“向全国进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此中央作出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决策。当西藏地方政府在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势力怂恿支持下阻挡我军和平进军，拒绝和谈，并害死斡旋和谈的格达活佛，而我们不得不发起昌都战役时，毛泽东仍提出“争取西藏政治变化”，“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终于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十七条协议），宣告了西藏的和平解放。西藏的解放标志着西藏民主革命的开始，但因帝国主义对西藏的侵略，攫取了许多特权，包括上层统治阶级在内的西藏人民都深受其害，上层统治阶级既压迫剥削群众，又有代表群众的一面。西藏的主要矛盾是西藏人民与帝国主义的矛盾，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成为当时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从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至1959年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发动叛乱的8年间，是集中反帝，暂不反封。对于统治阶级，“只要他们割断同帝国主义和其他外国干涉者的联系，不再进行破坏活动，就不咎既往。”因此，十七条协议除坚持国家主权原则外，规定西藏内部制度不予变更，在较长时间内保留一大块少数民族地区的封建农奴制，是“一国两制”模式的首次尝试。
十七条协议签订当天，毛泽东指出，西藏“是处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民族地区”，从本身的环境和政治、经济、文化到与祖国的关系及帝国主义的影响，都有很大的特殊性，而且这些又都和民族、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西藏工作一旦发生偏差，不但历史遗留的问题解决不了，还会造成新的隔阂，给国外敌对势力以挑拨离间的口实，增加西藏革命和建设的难度。因此，毛泽东同志着重指出“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这两件大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 在十七条协议中肯定了西藏在条件成熟时进行改革，但又根据当时的情况规定了“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方法解决之。”这就是说，改革虽然是必要的，但要在群众要求改革而上层又同意改革时才进行改革。但反动腐朽的统治阶级只要还有一点赖以生存的武装，总是不会轻易让步的。1952年，亲帝分裂分子提出要修改“十七条协议”，要求人民解放军撤出西藏，盗用西藏人民的名义，得到两司曹支持后成立“人民会议”。即使对少数分裂主义分子组织伪人民会议、反对协议、策划骚乱的事件和1959年3月以前出现的多次局部叛乱，毛泽东都坚持和平解决问题的方针，对支持伪人民会议的个别头子只是敦促达赖喇嘛撤销其职务，对局部叛乱也只是责成西藏地方政府去处理。
进藏的解放军、干部和工作人员严格遵守并认真执行《十七条协议》的规定，尊重西藏人民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自由，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不仅不提西藏社会制度的改革，不搞阶级教育，甚至象《白毛女》这样在祖国内地家喻户晓的电影在西藏都是禁止放映的。在从1951年至1959年的8年中，中共西藏工委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在僧俗上层中广泛开展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西藏各阶层人民为执行《十七条协议》而斗争；二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积极开展影响群众的工作，做那些西藏上层同意、人民群众拥护的好事，如筑路、架桥、建机场、办学校、免费治病、发放贷款等。在人民解放军尚未进藏之前，党中央和毛主席就指示：“进军西藏，不吃地方”，“一面进军，一面建设”，“一面进军，一面修路。”西藏和平解放后，设法排除原有统治阶级的干扰，救济扶助贫困的农牧民稳定发展生产。1952年5月，进藏部队首次发放无息农贷30亿元（旧币）。到1958年，共发放贷款折合银元270多万块。其中，昌都地区解放委员会决定对1950年以前各宗历年积欠的农业税全部免征。与此同时，还向贫苦农牧民和手工业者无偿发放生产工具、无息贷种和贷款。到50年代初，全西藏尚无一条正规的公路，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关心支持下，中央投资2. 6亿多元（新币）巨资，动员数万进藏部队进行义务劳动，用四年多时间修筑成康藏、青藏公路。
1956年，随着内地各省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全面确立，中共西藏工委的一些领导产生了急躁情绪，开始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的准备。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发觉后，并明确规定从1957年起，6年内不进行民主改革。6年之后是否改革，要看那时的情况再定。在中共中央书记处1957年3月召开的西藏工作会议上决定西藏工作人员、机构、财政大精简，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下属的九个处合并为二个处，驻藏部队从五万人减少到一万八千人，地方工作人员从四万五千人压缩到三千七百人，其中汉族工作人员精简了92%。同时，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各种机构中对上层人士进行了大量安排。当时全区共有上层人物约6000余人（其中四品官以上205人，五品以下2300人，宗教界2500人），已安排2613人，尚有3400人计划在1960年前全部予以安排。“六年不改”本是放慢改革和对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让步，但西藏统治阶级却认为解放军软弱可欺。从统治阶级的角度看，“统战”不过是猫玩老鼠，老鼠迟早要被吃掉。中国政府给修路的西藏人发工资，就是对西藏社会延续了几百年的乌拉徭役制的冲击；让西藏儿童免费上学，破坏了传统的寺庙教育体制；训练农奴出身的西藏干部，则打乱了原有的社会等级秩序……1957年，西藏山南的一个贵族殴打了他的农奴，原因是那个农奴没有提供贵族要求的乌拉差役，而这个被打的农奴恰好已经被发展为“积极分子”，还在基层担任不脱产的干部。1957年12月公布自治区筹委会《关于重判本根却珠毒打学员旺杰平措的决定》、《关于免去西藏各族人民参加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学员人役税的决定》，规定凡是当了国家机关干部的西藏人，从此不再服乌拉徭役，农奴主阶级占有农奴人身的奴役制度被冲破了一个缺口。这些都已经动摇了原有统治秩序的方方面面，对农奴主提出了尖锐挑战。从1956年开始，四川藏区的民主改革（土改）引发了血腥反叛，西康叛军进入拉萨。叛乱向其他藏区蔓延，范围越来越大，终于在1959年3月发动全面的武装叛乱，成立“西藏独立国”。驻藏部队坚决迅速地平息了叛乱，同时遵照“边平叛边改革”的方针进行了民主改革。
三、社会主义建设
按照中央“充分发动群众，边平边改，先叛先改，后叛后改，未叛地区暂时缓改”的方针，民主改革进展迅速，摧毁了西藏延续千百年的封建农奴制度。短短几年内，改变了生产资料的领主所有制，将280多万克耕地分给了20万户无地的农奴和奴隶，过去曾居无定所、食无定粮的百万农奴得到了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第一步，对叛乱领主及其代理人的土地、牲畜、房屋、财物全部没收，在农区土地“谁种谁收”，在牧区牲畜“谁放牧归谁”；第二步，进行“三反”（反叛乱、反乌拉、反人身奴役）、“双减”（减租、减息）、“两利”（牧工牧主两利）；第三步，划定阶级，分配土地。对未叛乱领主及其代理人，由政府出钱把他们的生产资料（土地、牲畜）赎买下来，平分给所有人，赎金由政府分期分批付给，并请他们中的头面人物到政府、人大、政协去做官拿薪。牧区对未判牧主“不分，不斗，不划阶级”，团结面更宽，打击面更小。根据民主改革时的调查和核实，全区贵族、大头人共634户，参加叛乱的462户，未叛的172户；全区大小寺庙2676座，参加叛乱的1436座，未叛的1190座；共有僧尼112605人，其中未参加叛乱的占40%；全区农奴主及其代理人未参加叛乱的2800户，占农奴主及其代理人总数的70%。未参叛者都是赎买对象。全区赎买土地共90多万克，占全区耕地点数的32%；牲畜824万头，占29%；房屋6. 42万间，农具2万套。总计要赎买的未参加叛乱的农奴主的生产资料约占三分之一左右，价值6000万元。赎金采取分期付款，五万元以下的八年付清，五万元至十万元的十年付清，十万元以上的13年付清。
寺庙是封建农奴制度的典型代表，许多寺庙的反动上层就是武装叛乱的策划者和组织者。首先清查叛乱分子，其次开展“三反”（反叛乱、反人身奴役、反封建特权）、“三算”（算政治迫害账、算等级压迫账、算经济剥削账），然后成立寺庙“民主管理委员会”，由“贫苦喇嘛”当权，对被视为农奴主的“上层喇嘛”进行专政。民改后，按照“政教分离”的原则，寺庙失去了行政、经济事务中的权力，按照宪法规定不能干涉教育、司法，失去了全部庄园、农奴和政府中的显赫地位。寺庙只保留553个，僧尼只保留约7000人，对于保留的寺庙也分给一定土地，政府还给予一定的补贴。收入来源一是靠赎买金维持正常活动，二是老弱病残和念经的僧侣按月从政府领粮油，三是有生产能力的僧侣参加农牧业、副业和林业生产，为寺庙开垦出荒地和牧场，自食其力。
翻身后的农奴迸发出极大的热情，在自己的土地上辛勤劳动，促进了生产力迅速发展。农奴们说：“达赖的太阳照在贵族身上，毛主席的太阳照在我们身上；现在贵族的太阳下山了，我们的太阳升起来了。”有的还唱：“太阳出来了，青草长苗了，我们新生了！”在翻身农奴当中，共产党通过各种渠道大力培养当地民族干部。毛泽东在建国之初就指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这种改革必须由少数民族自己来解决。没有群众条件，没有人民武装，没有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那就不能进行任何带群众性的改革工作。我们一定要帮助少数民族训练他们自己的干部，团结少数民族的广大群众。”西藏和平解放初期的1952年，仅有随军进藏的民族干部二百人，占当时干部总数的8%；1959年民主改革时，民族干部发展到2700多人，占全区干部总数的30%；1965年自治区成立时，民族干部发展到17000多人，占当时全区干部总数的33.3%；1973年《西藏日报》公布的西藏五个地区党委委员的统计数字，藏族委员占35.2%，1975年在西藏地区一级的领导干部内，藏族占23%。根据《西藏社会主义改造日记》，如八、侧那、羊洛等积极分子在党组织的培养下，成为基层干部，领导村民开展农牧业生产、组织互助组，并配合工作队围剿叛匪。在59年底，征购公粮和余粮的任务较重，县委传达日南部落必须完成4600斤的征购任务（除去已完成的赔罚粮2000斤外，还差2600斤），工作组的同志都觉得完不成。经过调查摸底以后，召开了积极分子会议，会上很多按照政策应予免征的贫苦农牧民都自动要求缴纳公粮，连缺粮的侧那（后来成立合作社时成为副村长）也主动要求交纳4斤青稞。在讨论卖余粮时，工作组估计只能卖50斤的，他们说，可以卖70—100斤；工作组认为没有余粮可卖的，他们说，有。最后完成了2830斤的征购公、余粮的任务，比上级布置的任务超额230斤。
按照毛主席提出的“稳定发展”的方针，生产资料从农奴主所有制变成了农牧民个体所有制要安定一个时期，从1961-1965年“五年内不搞社会主义改造，不搞合作社，更不搞人民公社。”从1964年起，中共西藏工委就开始了在西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准备工作。到1966年底，已在全区试办了150余个人民公社。1970年底，中央发出了《关于西藏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指示》，当年全区就建立起1000余个人民公社。至1975年底，在西藏除阿里地区之外的将近2000个乡中，先后建立了1921个人民公社。1975-1976年，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又领导了全区范围内对城镇商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由于反动统治阶级被消灭，藏独失去底层民众的支持。甚至被达赖称为“再叛”的69年武装反抗也同藏独有着实质的不同。参与50年代叛乱的底层群众在相当程度上是为西藏上层社会的利益而战，而1969年叛乱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把已经属于自己的土地和牛羊交给公社。不仅如此，达赖失去了宣传藏独的途径，藏传佛教也在人们头脑中一度有所淡化。耕者有其田，牧者有其畜，农奴充满解放的喜悦，还有谁一定要依靠宗教呢？群众既不到寺庙朝拜，也不为僧尼布施，群众与僧侣处于平等状态。在很多贫苦农奴看来，毛主席成为他们心中的神，在文革中他们奋起去摧毁过去被视为无比神圣的寺庙。达赖喇嘛，无论是在西藏还是在国际社会，那时都处于几乎被人遗忘的状态，而藏人对汉人也普遍融洽友好，今天经常制造麻烦的“民族问题”那时几乎可以不考虑。
同时，在中美修好的大背景下，达赖集团作用降低，1972年美国撤销了负责达赖流亡人员救济的难民事务专员公署，停止援助，并一再拒绝达赖访美；尼泊尔调动1万多军警，消灭并解散了盘踞在木斯塘的“四水六岗”卫教军；不丹逮捕了达赖派去的骨干分子，限令在不丹的藏人加入不丹国籍，否则驱逐出境。达赖只能哀叹：“美国自从70年代承认中共，就断绝了对西藏的支持——这证明了他们的援助只是反共政策的一环，而不是真心实意要恢复西藏独立。”自此，达赖穷途末路，开始试探我国政府的态度，甚至多次暗示他将返回祖国。
四、胡耀邦“落实政策”
在胡耀邦、赵紫阳时期，对藏政策发生较大变化，围绕恢复宗教地位和解放农奴主实施了各项政策。先是迎回了“佛祖”，欢迎达兰萨拉派宗教参观团回西藏“探亲”。达赖喇嘛1979年到1980年间，先后派出了三批参观代表团到西藏。代表团所到之处都是农奴主们的哭诉，达赖的二哥嘉乐顿珠将详细情况告诉李菊生，李向胡耀邦作了汇报。以此为基础，1980年3月14日，胡耀邦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了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并将座谈会的纪要作为中央31号文件发给全党。两个月之后，胡耀邦亲自到西藏视察，随行者有当时的副总理万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民族委员会主任杨静仁等。胡耀邦在拉萨逗留了九天，与各方面开会、谈话。胡耀邦指出：我们所说的民族团结，在西藏，与在别的民族地区不同，与内蒙、新疆以及青海等省区不同。西藏是一个单一的民族地区，基本上是藏族。所以，团结问题在这里主要是我们进藏的汉族同志（包括军队和家属）同广大藏族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我们的某些汉族干部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问题。西藏是个什么概念呢？第一，它拥有全国八分之一的面积；第二，人口不到二百万，只相当于全国的五百分之一，而且现在还很穷。二十九年来，中央和全国人民给了西藏很大帮助，总投资达四十五个亿。可是国家从西藏人民中征的税收、公粮总值不过五千九百万。二十多年来，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广大干部工作也是努力的。之所以没有把经济发展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和提高，根本的问题是，多年以来，一条极左路线对我们党的民族政策的破坏很大，在工作上硬搬内地的一套，搞“一刀切”。因此，我们在民族地区的政策，一定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考虑一个根本的方针，就是充分尊重西藏人民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自主权。这是一切问题的关键所在。临走的前一天，召开了4500多人（包括西藏党、政、军所有县团级以上干部）参加的自治区党委扩大会议。会议一开始，胡耀邦就讲：“应当肯定，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路线和中央对西藏工作指示精神的指引下，这几年的西藏工作，总起来说是有成绩的，自治区党委和各级领导，绝大多数都是好同志，辛辛苦苦做了工作，是出了力的。那么，请同志们来干什么呢？可以很坦率地告诉你们，最近一个时期，我们听到了一些对西藏工作的反映和意见。有党内同志提的，也有党外同志提的，有在北京的同志提的，也有在西藏工作的同志提的。其中有些意见，可能过分一点，但是我们书记处几位同志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许多意见都很值得重视，值得中央重视，也值得你们重视。听说有些意见你们也知道，但是不大赞成，或者感到委屈，甚至有些同志有点气愤──怎么把西藏工作说的一无是处啊！最近还有些传闻，说中央对西藏打算如何如何。这纯属妄测，没有那回事。但是，既然有不少反映，又有种种想法，那就索性请你们来，当面座谈一下。或者说，中央书记处同志和你们一起，把西藏的情况，把西藏工作的方针政策，再深入研究一下。用一个哲学名词来说，就是对西藏的情况和工作问题，来一次‘再认识’。”“中央对于西藏，原来是有个基本认识的，从当年的毛主席、周总理、少奇同志到今天负责中央工作的我们这些人，对西藏是有个基本认识的，虽然不能说已经认识得很深刻了。你们在西藏工作的同志，应当比我们认识得更具体、更深刻些，你们长期在那里工作嘛！在‘庐山’里面，真面目是不是认识到了，是不是认识完全了，深刻了？或者认识有没有不正确的地方？怎样更正确、更深刻地认识西藏？这就是请你们来座谈的主要的意思。”“在我看来，你们是不是在有些问题上，担心太多了一点？而在另外一些问题上，又想得不那么够呀？我看你们无非是‘四个担心’：第一，担心是不是在搞社会主义，或者说害怕不能用同内地一样的模式来搞社会主义。脑子里总有这么一个阴影。这样一来，首先就把自己思想束缚住了。第二，担心党的领导会不会削弱。第三，担心宗教的影响会不会愈来愈大。第四，担心有朝一日会不会重新出现大叛乱。对这些问题，如果想得太多，考虑太多，不联系相关的条件，不结合西藏的特殊情况和实际需要，而是孤立地加以强调，那就很难真正解放思想了，也就不可能认真思考另外一些本来应当更多思考的问题了。结果你们担心的那些问题，反倒不可能真正解决。”那么应该怎样思考问题呢？胡耀邦说：“我看你们在以下三个问题上想得不够，至少兴趣不浓。”即：第一，对如何“因地制宜”按西藏的特殊条件和广大藏族同胞的接受程度把西藏的经济搞上去兴趣不浓。第二，对要认真做好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做好宗教工作兴趣不浓。胡问大家，平时你们对这方面，是主动积极去开展工作，还是消极被动的呢？他说：“在西藏，如果你们不能积极热情开展工作，不能很好地团结宗教界和上层人士，也就不可能把更广大的老百姓团结起来，这是因为那些人的影响，往往比你们还要大。所以，你们对统战工作的兴趣，一定要加强。”“我们同宗教界和上层人士，总是有很多差异的。但一定要注意，多找共同点，突出共同点；而不要突出差异点，突出分歧点。要看到那些人中的绝大多数，一是爱国的，是拥护祖国统一的；二是想把西藏的经济、文化发展起来的。”第三，耀邦同志问大家，你们对西藏的固有文化，包括语言、文艺、历史等等，兴趣浓不浓？“如果不认真保护和发扬西藏固有文化中优良的东西，西藏的文化建设就没有根基，就会丧失其自己应有的特色。”耀邦同志特别强调，要大家注意：“决不能忽视甚至抹杀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特点。因此希望西藏的同志，对于西藏的历史、语言和文学艺术中的一切优良东西，一定要尊重、保护，并且认真扶植。”综合会上发言，胡耀邦要求解决六件大事：一是西藏要有自主权，西藏干部要敢于保护自己民族的利益；二是对西藏农牧民实行免税、免征购；三是变意识形态化的经济政策为切合实际的经济政策；四是大幅度增加中央给西藏的财政拨款；五是加强藏文化的地位；六是汉族干部要让位给藏族干部。胡的讲话总结起来是三点：一是由中国政府给西藏更多的钱。文革期间中国政府给西藏的财政补贴年均增长9.09%，而胡许诺年增10%。二是大批内调汉干，大量提拔藏干。三是大力发展西藏文化，其核心是恢复宗教信仰。自此，治藏方式发生再次转折。
平反的贵族、农奴主与达赖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是藏独的阶级基础。胡掌权时，所有仍在服刑的“西藏叛乱”参加者共376 名被提前释放，已经刑满释放但仍然“戴帽”进行“监督改造”的六千余人一律“摘帽”。胡耀邦落实宗教政策期间，平反了802名宗教界人士的冤假错案，对文革中查抄财产予以清退。大批昔日的“阶级敌人”（达赖时代的官员﹑贵族﹑上层喇嘛﹑新老活佛等）被请进各级人大﹑政府﹑政协﹑佛协，高官厚禄养起来，享受各种特权。从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共安排2100多名上层人士当官，他们的子女也被送进中央民族学院﹑西藏民族学院镀银镀铜，毕业后也当干部。1959年时的叛军司令拉鲁，曾坐过六年牢，然后当过十年农民，后来当上了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他妻子是政协常委，儿子是自治区民族宗教局的副局长；昔日的贵族吉普，曾是噶厦政府的五品官，则成为自治区政府副主席。这就是所谓的“落实统战政策”。
胡的政策引发了新一轮的宗教狂热，藏传佛教称为藏独的重要宣传途径。早在1979年8月，达赖喇嘛三兄洛桑三旦等五人组成的第一个参观团先去甘南﹑青海藏区参观，受到藏民热烈欢迎。到拉萨以后，成千上万藏人涌向参观团。他们大声号哭﹑磕长头﹑献哈达﹑争先恐后地触摸洛桑三旦﹑请求他摸顶。当后者向群众煽动时，有人喊出了“西藏独立”﹑“汉人滚蛋”等口号。后面的两个参观团再到西藏时，这样的场面也一再出现。藏人被告之信仰毛主席是错误的，藏人就应该信仰藏传佛教（达赖就是藏传佛教的化身），因此，达赖喇嘛再次成为藏人心中的偶像与神，从而增强了达赖的影响，在与中央交涉过程中达赖口气越来越大、态度越来越硬。中央领导请来了达赖喇嘛的亲戚，这提醒藏人，为什么在用武力将其驱逐出境二十几年后，还要恭恭敬敬地把他的亲戚请回来？可见只有达赖喇嘛才是藏族的救星与希望。而宗教参观团利用访问机会，拍摄到了大量被捣毁的寺庙与藏人生活贫困的照片，加上藏人狂热欢迎参观团的照片，在西方引起极大轰动。自此，分裂势力通过复兴宗教自然而然的摆脱了70年代走投无路的窘境，重新成为帝国主义对中国施压的一枚棋子。
胡耀邦说汉干进藏30年了，他们的历史任务完成了。他要求西藏干部中藏人要占三分之二以上，万里则说要占80%。当时他们了解到中央补贴给西藏的钱每年5、6亿元，80％用于在西藏的汉族干部，包括在西藏进行工业交通等各种事业建设的汉族职工。胡作出结论：中央一年给的5、6亿元钱，80％用在西藏的汉族干部。为了使中央的补助真正用于藏族人，要把80％的汉人从西藏撤出来。胡抓住这点对在搞土改时从农奴中培养起来、提拔起来的藏族积极分子和干部进行批判，使得这些积极分子抬不起头来。对于调出干部，当时阻力很大。胡耀邦的说法是：“不通也得通，先决定后打通。”胡耀邦讲话之后半个月，内调方案出台。当时西藏共有干部5.5万，其中汉族干部3.1万，准备内调2.1万；有工人8万多，其中汉族工人4万多，准备内调2.5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子女，计划共9.2万汉人在两三年内离开西藏回内地。后因为大批汉族干部职工内调使得西藏很多单位几乎陷于瘫痪，不得不中途改变原来的方案。1980年到1985年，5年之内西藏的汉族人口数量也减少了42%，根据西藏统计年鉴，1980年在藏汉族干部职工12.2万人，到85年仅剩7.1万人，此后很长一段时期汉干低于7万人。
“老西藏”绝大多数出身贫下中农，受毛泽东思想的教育，长期建藏，以边疆为家，勇于奉献。老西藏和许多“和平解放”与“平叛民改”时期入党的翻身农奴干部对毛主席有着特殊的感情，反感胡否定进藏以来的伟大成就。“老西藏”的代表阴法唐认为，放宽政策发展经济责无旁贷，但无限制地拨款修复寺庙、恢复宗教活动将会或已经导致宗教狂热，等于在为达赖喇嘛效劳；无限制地给上层人士退赔、做官将会或已经使后者翘尾巴，甚至向西藏当局指手划脚，是向被平叛民改打倒的农奴主阶级投降。长此以往，有可能引发新的叛乱。他们联合抵制胡的政策，在阴法唐主政期间（80-84），胡的宗教、统战政策难以贯彻下去。借“清污”运动，1983年11月18日，自治区党委才给中央写报告，先表示拥护“清污运动”，然后说西藏也有“精神污染”，其表现是：政治上，反动势力（指达赖集团，当时胡耀邦不准公开点名批判达赖喇嘛）的颠覆宣传十分突出；宗教上，有的同志不敢宣传无神论，有些民族干部说：“在西藏宗教是最大的精神污染。”目前在思想战线和宗教工作中，既要继续纠“左”，又要着重反右，克服软弱焕散、放任自流倾向。12月12日，自治区党委又给中央写报告，说明西藏宗教势力抬头，干预政治、生产与教育。有的党员参加念经、求神、朝佛、转经等。农牧区参与宗教活动的党员约占20%，有的地方高达50%，极少数党员要求退党。这些反映了实际情况的报告受到了胡耀邦的批评，1980年1月，自治区党委就收到了中共中央《关于在清除精神污染中正确对待宗教问题的指示》。该指示说：清污运动就是解决理论、文艺界的问题，宗教和精神污染是两回事，要把正常的宗教活动和精神污染区别开来。1984年2月至3月胡耀邦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胡指出阴在西藏又犯了“左”的错误，特别是没有执行好宗教、民族、统战政策，对班禅、阿沛等尊重不够，对西藏宗教与文化不重视。
1985年6月1日，胡终于撤掉了阴，代之以从未去过西藏的彝族人士伍精华，并一再指示伍在西藏反“左”。伍置政教分离于脑后，穿上藏袍亲自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各级藏干纷纷仿效，在西藏上下掀起了空前的宗教狂热，伍因而被称为“喇嘛书记”。据调查，1982年全区宗教活动场所64座，僧尼1288人；1987年宗教场所928座，僧尼14320人；1990年1353座，僧尼42190人；1994年1787座，僧尼46380人。这些数字只是在编僧尼，还不包括社会宗教人员，根据某县1992年调查，社会宗教人员为在寺僧尼人数的27.7％。僧侣是贯彻达赖意图的中坚力量。一度被藏人骂为“藏奸”、最终帮助达赖抢先确认班禅转世灵童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主持恰扎.强巴赤列活佛的话集中体现了僧侣的意识：“我是受了比丘戒，并由达赖喇嘛灌顶的。我必须服从灌顶上师的意志，否则是上不了天堂的。”寺院中年轻僧尼比例很大，据保守统计，大中型寺院中年轻僧尼占寺院僧尼总数的85％以上，各中小寺院基本上是50岁以下的青壮年僧尼。按680个乡镇计算，1994年平均每个乡镇2.5个宗教活动场所。现在全国3500多处藏传佛教活动场所，僧尼13万人，活佛约1700人。在对过去统治阶级不劳而获的生活方式的诱惑下，寺庙势力尤其青壮年僧尼成为藏独的急先锋。从80年代下半期以来，包括达赖1987-1989连续在拉萨街头策划、煽动、组织的多起分裂事件、1994年“和平挺进”行动、2000年7月25日存旦加措大昭寺广场自焚阴谋、2001年8月19日拉萨市哲蚌寺展佛节悬挂“雪山狮子旗”等事件，其主要作案人员均为青壮年僧侣。据统计，自1987年到1996年，在策划骚乱、闹事、帖反标、散发反动宣传品等上百起反革命事件中，绝大多数是由境外达赖集团怂恿寺庙参与的，参与人中僧尼占71%，而青年僧尼又占了大多数，他们充当骚乱、闹事、游行的主力。
对于宗教的作用，达赖认识非常清楚。达赖说过：“利用一个活佛，可以掌握一座寺庙；控制一个寺，等于控制一个地区。”达赖集团的头面人物之一桑东活佛（曾任“西藏流亡议会议长”）公开宣传：“要利用宗教把人民组织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西藏首先在‘中间道路’下实现大西藏自治，再过20年后，在大西藏范围内举行全民公决，决定西藏的前途。第一步先让西藏在自治的名义下半独立；第二步过渡到‘西藏独立’。”达赖仿效伊朗教主霍梅尼的“黑色革命”，在西藏进行“酱色革命”（藏僧穿酱红色僧袍），利用胡耀邦、伍精华允许流亡藏人回去探亲之便，派大批流亡活佛回原寺活动。某位流亡活佛衣锦还乡，乘着伍精华等人派出的高级轿车来到原寺，鼓动说：“达赖喇嘛很想念大家，他让我来看望你们﹗”“达赖喇嘛是我们藏人今生的依靠，来世的希望，是藏人的救星，藏人的代表。呼喊一次达赖喇嘛万岁，等于念诵了一亿次六字真言﹗”还有一位流亡活佛回到主寺后，把所属各分寺人员悉数召来，集中了四省区40多座寺庙80多个活佛，1600多僧人，主持了长达两个多月的“讲经活动”，灌输藏独理论与思想。“喇嘛书记”伍精华对这些人却大加欢迎，将流亡活佛奉为上宾，无异于养虎遗患。于是对同一事件出现两种表述：（1）流亡活佛回达兰萨拉后向达赖喇嘛报告：他们的藏独煽动取得了巨大成功；（2）伍精华则去北京向胡耀邦﹑赵紫阳报告：他的统战工作取得了伟大成就。
五、西藏问题的未来
1988年6月，乔石在西藏讲话时说：落实政策不能没有边，不能没完没了﹑永远落实下去。落实政策的目的和眼点是要有利于广大藏族人民，落实政策侧重政治上的解决问题。对寺庙落实政策的同时，要加强寺庙的管理，不能管理混乱，失去控制，在落实政策的同时，又不使寺庙成为骚乱的据点。当年8月下旬起自治区党委派出九个工作组共181人进寺庙，对参与骚乱的僧尼进行“政治清理”。在经历1989年3月的骚乱之后，10月19日，新任总书记江泽民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强调“不能把骚乱简单地说成是长期‘左’的结果”。会议认为“落实政策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落实宗教政策是为了照顾和尊重群众的宗教感情和需要，而不是去适应分裂主义分子或他们头子们搞分裂活动的需要。因此，要加强寺庙的管理，一切宗教活动都必须在宪法﹑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范围之内，不允许寺庙干涉政治﹑经济﹑文化事业和恢复封建特权。”1994年北京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了新时期西藏工作的指导方针：在邓小平同志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在全国人民支持下，依靠藏族人民和其它各族人民，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紧抓住发展经济和稳定局势两件大事，确保西藏经济的快速发展，确保社会长治久安，确保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从此治藏路线转为强硬，达赖被当作了“打蛇”必须先打的“蛇头”。在1995年达赖抢先认定班禅后，北京更是将其彻底视为敌人，主管民族工作的钟共政治局常委李瑞环这样为达赖定性：“达赖是图谋西藏独立的分裂主义政治集团的总头子，是国际反华势力的忠实工具，是在西藏制造社会动乱的总根源，是阻挠藏传佛教建立正常秩序的最大障碍。”1996年，陈奎元主动出击，以藏官与藏干为主的工作组，以“爱国主义教育运动”的名义进驻以三大寺为首的各寺庙，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要求僧尼通过“学习”（西方称之为“洗脑”）逐一签字保证：拥护中国政府﹑承认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承认中国政府确认的班禅灵童﹑谴责达赖喇嘛的分裂活动﹑交出达赖喇嘛的相片﹑保证不再参加藏独活动等。拒不签字者开除出寺庙，不得进入其它寺庙。反抗者以危害国家安全罪逮捕。年龄不足16岁的僧尼一律遣送回家。没有寺庙编制自行出家的僧尼也一律遣送回家。此后一段时期内，小股僧尼的零星示威和爆炸事件暂时绝迹。
但问题并没有解决，过了几年分裂势力又卷土重来。据统计，达赖不断派遣人员入境、散发宣传品， 2002年发生散发反动标语悬挂“雪山狮子旗”、弹唱反动歌曲、呼喊反动口号的案件比上一年上升了21％；鼓动不明真相群众出境，朝拜达赖当僧尼；创办“一免三包”学校争夺青少年阵地；利用讲经、念经争夺僧尼、群众，一些群众崇拜达赖，家里悬挂达赖图像或像章。2007-2008年，分裂势力更是利用奥运会的时机，再次兴风作浪。
藏独势力复兴根源于错误的宗教政策、民族政策和阶级政策并未完全肃清，甚至有所发展。首先，在宗教政策上，寺庙仍在膨胀，僧侣的优越地位没有改变，追随达赖的分裂势力基础仍然存在。联产承包之后，随着收入提高，农牧民把相当人力、物力、财力放在宗教消费上。1988年调查表明，拉萨寺庙喇嘛每人每年平均得到布施1000～1300元。这种行为对生产、生活产生了消极影响，但却为寺庙经济提供坚实基础。以色拉寺为例，1984年总收入27.10万元，均为劳动所得，包括果园收入、泥塑收入、运输收入、牧业收入等；1992年总收入86万元，其中布施收入40万元；1999年总收入454.37万元，其中生产经费收入116.75万元，旅游收入79.47万元，佛事收入242万元。一些农收民送自己不满18岁的子女入寺院，大量青年成为脱离生产的僧尼，相当大程度上减少了当地农牧业生产的劳动力，对当地经济发展和农牡业生产影响很大。而广大农牡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低下，又增加了他们对宗教精神寄托的盲目性，形成恶性循环。以索县荣布热登寺为例，寺庙所在的荣布、色昌两乡属半农半牧乡，生产极为落后，粮食亩产只有100多斤，每户只有几头牲畜，副业主要靠挖虫草，效益好时虫草收入占两乡每年收入的近一半。1997年荣布乡农牧民人均收入492元，色昌乡人均收入585元。而54户佛事基金户主一次性向寺庙捐献物资青稞、麦子、酥油等实物与现金合计118万元，平均每户2.18万元。佛事基金按照20％利润增值，每年寺庙增值23.6万元。1997年宝瓶祈愿仪式活动，寺庙给老僧每人分5000元，总管室每人分6000元，其他僧人也有相应红包。据调查基层农牧民约有70％信仰宗教，群众宗教消费投入不断增加并进行相互攀比，社会生产萎缩，寺庙已经成为农牧民的沉重负担——贫穷是宗教的根源，然而寺庙香火越旺，佛像越庄严，当地越贫穷——这就是世人视为独特风景的“西藏文化”。照有关人士估计，藏人每年的收入约有三分之一被送进了寺庙或消耗于宗教，解放前就挥霍、耗尽藏人血汗的寺庙再次成为农牧民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枷锁。
其次，在民族政策上“抑汉捧藏”，不断给予藏人提干、生育、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照顾，形成了排斥汉族干部的藏干“特殊利益群体”。根据有关资料，1988年西藏自治区人大选举时，藏族代表在县一级的人大代表中占95%以上，在自治区人大代表中占80％以上。1998年，西藏的68000余人的干部队伍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达52000余人，占西藏全区干部总数的将近75％。目前，西藏自治区人大、政府、政协的主要领导均由藏族干部出任，全区900多个乡、镇的主要领导亦由藏族和其它少数民族干部担任。其中高级藏干很多出身贵族家庭，同分裂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根据既定的抑汉优藏政策，又很难触动其根基。根据《阴谋与虔诚》一书记载，文化西藏文化厅厅长强巴平措在“地专班子调整”时，被揭发有三大问题：一是把文化厅的女演员当成自己的妃子；二是用公款修私房；三是托人通过达赖喇嘛的哥哥动员德国文化机构邀请他访问德国。结果只是将他平级调任实权较小的西藏文联主席兼党组书记。原拉萨市委的藏族书记在中美合资的拉萨假日饭店嫖妓被平调自治区外事办公室主任。可以看出，这样的“处分”几乎起不了作用，反分裂政策流于形式，只能靠收缴达赖相片、写保证书等充门面。对于自治区一级的高级藏官，无论是里通达赖也好，贪污腐化也好，即便是自治区党委书记也不敢过问。由此可见，胡耀邦﹑赵紫阳的绥靖政策仍阴魂不散。
再次，在阶级政策上，上层路线未改变，翻身农奴重新沦为“弱势群体”。首先是西藏社会的主体农牧民阶层，有90万人，目前面临着生活环境差、收入低、消费水平低等问题；其次是工人阶层，2001年国企职工5.1万人。西藏的工业企业起步晚、规模小，大都设备陈旧，工人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由于企业不景气呈下降趋势；再次是城乡贫困阶层，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全区共有贫困人口13万多，其中城镇贫困人口5万多，农村贫困人口7万多。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入，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其中劳资和部门间、城乡间、低收入阶层和新富裕阶层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改革开放初期，西藏城乡收入差距为1.8：1，但到2004年已扩大到4.18：1，几年来西藏城乡整体的基尼系数都达到0.4以上。全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人与农牧民人均纯收人之比，1990年约2.8：1，到了1995年达到4.56：1 ，2000年则为4.84：1，2001年5.07：1，2002年则达到5.6：1。国企和机关事业单位的改革造就了大批下岗失业人口，西藏67％的非农人口没有参加任何形式的保险，失业、疾病问题严重。拉萨城关区居委会辖区，因经济收入不平衡和社会不公，导致穷人和富人不来往，穷人仇视富人。阶级关系是民族矛盾的总根源，例如拉萨鲁固社区，尽管有工作机会，但是一些待业青年不愿就业，贫富分化强化民族差异；假冒伪劣商品已经在西藏找到市场，当地藏族群众认为假货都是内地汉人和回族制造的，造成民族关系的紧张。
更为严重的是，随着解散人民公社，当年在“平叛”、“民主改革”、砸寺庙过程中冲在前面的农奴“积极分子”失去原有地位，大多沦为贫困阶层。美国人类学家戈德斯坦在西藏西部牧区进行的调查也指出：“所有的从前的富有阶层的人家都有最大的畜群和最稳定的收入。另一方面，现在所有的穷人都出身于旧社会的穷人家庭……过去的公社干部也沦落为这些人中的分子……1987年，十户人家（18%）从县里得到了救济。有趣的是，1987年接受救济的十家在旧社会都是穷人。”除此之外，在藏民族重新一体化的今天，“积极分子”还承受着被视为民族叛徒的重负。他们的潦倒不但不得到同情，反而被周围人认为是报应的体现。藏北一位基层干部这样讲述：文革时期，当年的领主在路上与翻身农奴相遇时，领主远远就要侧立路旁，一只袖子搭在肩上，弯腰吐舌——那是旧时代下等人对上等人的礼节——等翻身农奴过去后才敢继续走自己的路。现在则变了，又变成当年的农奴在路边弯腰吐舌，给当年的领主让路。从这个小动作的变化，折射出了时代的大变迁。《人民日报》驻西藏记者刘伟在他的《拉萨骚乱纪实》记录了一些拉萨人的在89年拉萨骚乱后的看法，其中有这样的言论：“政府应该反省一下自己的工作，反省一下西藏的政策。笑脸总对着上层人士，老百姓的苦处很少有领导来过问，寒了群众心。”“现在是闹事的人不孤立，孤立的是我们干部，在社会上孤立，在家里也孤立。你们问为什么？有些群众说，共产党变了，五十年代要我们，八十年代要贵族，有个说法，上层人士的石头和狗都落实了政策，而老百姓呢？退休的工人、干部？没有钱，没有房子住。”
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通车，由公路、铁路、航空形成的立体交通运输网形成，92％的乡镇和72％的行政村通公路，基本实现了“县县通光缆、乡乡通电话”，广播电视人口覆盖率达85％。目前，招商引资的大幕已经拉开，西藏也将进一步的“世俗化”，“民族的片面性和狭隘性日益不可能存在”。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加剧了西藏农村劳动力的过剩，未来一段时期内，青壮年劳动力将大量向城市转移，在这样的条件下，阶级矛盾仍将继续激化，目前就已经出现了集体上访快速增加的现象。在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条件下，可以预见，民族关系、宗教问题在一定范围内仍有可能激化，分裂势力可以利用的机会更多。《激流中国》第六集“圣地寻富”就记录了一个农牧民青年曲列外出打工的经历，这个藏族青年刚来拉萨，在四川老板张晓宏开的“西藏雅鲁藏布大酒店”里面打工，表演民族歌舞，每月收入1300多元。后来资本家开始降低劳动成本，实施“能力工资制”，包括曲列在内的15个藏族青年都被划为C级（劳动技能不足），工资降为原来的一半，只有763元。被扣工资的一个藏族小姑娘同汉族管理者发生尖锐冲突，曲列则同其他几个同事一起辞职了之。这件事本身是阶级矛盾，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常见现象。但长期以来，分裂势力却将类似事情（包括鲁固社区的贫富分化、汉回商店里面的假冒产品等）歪曲为汉族对藏族的歧视，这样阶级矛盾就转化为民族矛盾。
今后矛盾如何发展，我们无法预料，但总结历史，可以得出结论：藏独势力本身是在否定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坐大的，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根本解决藏独问题。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讲：“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