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雨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年第4期
作为广大劳苦大众代言人和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伊拉克共产党（Iraqi Communist Party,ICP，简称“伊共”），既是伊拉克政治光谱中最强大的左翼力量，也是阿拉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诞生以来，伊共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亦为本国发展道路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然而，受国内外错综复杂因素的合力冲击，加之自身路线方针和斗争策略的重大失误，伊共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深陷困境，逐步丧失主动权和影响力，到70年代末彻底边缘化，一蹶不振，销声匿迹，以悲剧告终。究竟什么原因使曾经辉煌一时的伊共由盛转衰、由强变弱？其复杂曲折的演变过程及深刻惨痛的历史教训发人深省，值得探究。
共产主义运动之所以能够在伊拉克兴起并渐成燎原之势，源于伊拉克人民对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封建专制主义压迫剥削的反抗，始自仁人志士对救亡图存道路的探索以及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支持。现代伊拉克肇端于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在英国委任统治的名义下兼并而成。一战致使奥斯曼帝国灭亡并肢解，实现了英国对伊拉克的直接占领。依照重新瓜分殖民地、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赃安排，英国将其控制下的前奥斯曼帝国的巴士拉、巴格达、摩苏尔三个行省合并为伊拉克，实行所谓的“委任统治”。面对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运动，英帝国主义竭力扶持专制的哈希姆傀儡政权，冀望间接控制，延续殖民统治。战争的严重破坏、封建专制与殖民统治的双重压迫，使经济不发达的伊拉克各种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化，人们渴望一种新的学说和理论来引领救亡图存之路。
苏俄十月革命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伊拉克人民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勇气，更激发了仁人志士探索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学说和思想的决心。一战间，俄土交战致使许多来自伊拉克地区的士兵被俘，十月革命后苏俄善待并释放了大批的伊拉克战俘，而这些被称为“布尔什维克”的伊拉克战俘，返乡后便传诵革命观念，在民间播下春意萌动的革命种子。[1]无独有偶，一些侨居巴格达的西方进步人士亦投身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风尚，他们开设书店经销进步书刊，举办讲座开启民智，拓展了新思潮的影响力。论及马克思主义传播不能不提及侯赛因·拉哈尔（Husain al-Rahhal），他虽未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伊拉克的传播可谓居功至伟，开风气之先。作为一个通晓数国语言的社会活动家，拉哈尔翻译、出版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述。1924年，他联络一批志同道合者组建了国内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意在探索时代“新观点”，旨在打破社会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1926年，他发起成立“团结俱乐部”（Nadi Al-Tadamun），发行《杂志》（Al-Sahifah）期刊，介绍科学社会主义，“传播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2]。与此同时，十月革命胜利和共产国际成立加速了阿拉伯共产主义的发展步伐。1917年12月5日列宁签署的苏维埃政府《告俄国和东方全体穆斯林劳动人民书》宣布，“阿拉伯人及所有穆斯林都有权利成为他们国家的主人，有权决定自己希望的命运”，1919年1月苏俄成立了穆斯林事务委员会。[3]共产国际成立后十分重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的发展，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明确提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建立共产党，领导反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为此，1921年4月组建了为“东方国家”培养干部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该校培养了包括伊共优素福·萨尔曼·优素福（Yusuf Salman Yusuf）、叙利亚共产党海勒德·巴格达什（Khaled Bakdash）、黎巴嫩共产党尼可拉·沙维（Nikola Shawi）等一大批阿拉伯共产党中坚力量。共产国际积极派遣代表，分赴阿拉伯各国，传播思想，招募成员，协调建党，从人、财、物方面支持中东各国共产党成长壮大。正是在内外因素的合力驱动下，到20年代后期一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小组在巴格达、巴士拉、纳西里耶等城市中如雨后春笋般相继涌现。马克思主义广泛深入传播，共产主义日渐扩大影响，创建一个统一的共产党组织已提上议事日程。
关于伊共成立的具体时间及历史过程，国外研究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4]但通常把1934年3月31日各地马克思主义小组代表在巴格达召开代表会议作为伊共正式成立的标志。此次会议草拟了基本的政治纲领，即要求废除所有的债务，实现石油企业、铁路和银行的国家控制，捍卫祖国，实行工农专政等革命主张，并成立了“反帝国主义反剥削委员会”（Jamiyyat Dudd Al-Istimar），选举阿瑟姆·福列耶海（Asim Flayyih）为组织的最高领导人。1935年，委员会正式更名为伊拉克共产党，出版发行党报《人民斗争报》（Kifah-ish-Sha’b）。伊共成立后便积极投身于争取八小时工作制、改善工作条件、提高工资报酬、组织工会的劳工运动，参加一连串的反殖民、反专制、反犹太复国的示威游行和武装反抗，这些政治经济抗争打击了专制殖民统治，唤起了阶级意识，传播了共产主义思想，象征着伊拉克大规模的民众政治和政治动员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也正因为此，羽翼未丰的伊共不断招致当局残酷镇压，党组织屡遭破坏，许多共产党人被捕牺牲。而党内派系林立、纷争不断、变节叛卖的不时发生更使组织支离破碎、势力严重受损。尽管如此，伊共在极端凶险、困难的环境中仍顽强斗争，不懈探索，至20世纪40年代初局势渐向有利于伊共的趋势转化。
依循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工人阶级是马克思主义存在和传播的基础。直至20世纪30年代之前，伊拉克现代工业相当薄弱，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阶级。[5]不过，从30年代以降尤其是二战期间，伴随工业化的开启与石油工业的发展，现代经济长足发展，从巴士拉的码头工人、巴格达的烟草工人、基尔库克的石油工人到遍布各地的铁路工人，产业工人的规模蓬勃发展，到1958年产业工人增至42万，约占260万城市人口的20%。与经济发展相伴而生的是社会变迁与转型的加快。据统计，伊拉克人口由1930年的338万增至1947年的480万，城市人口由1930年的80万升至1947年的186万；[6]虽说当局忽视社会改革，但巨大的社会变迁特别是在城市化与教育方面的社会变迁格外明显。然而，经济发展并未惠及广大中下层民众。“伊拉克高度依赖的两项出口的主要产品——石油和农产品，前者为外国资本所把持，后者被一小撮大地主所控制。”二战造成的物资匮乏、物价飞涨更使收入微薄、入不敷出的中下阶层生活条件急剧恶化。“从1939年至1948年，食品价格指数陡升805%，而非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仅增加了400%，一般公务员、教师、职员、记者和军官的工资也远远落后于通货膨胀率。”[7]随着社会极化加剧、阶级鸿沟加深，争取社会正义、政治参与、反抗殖民统治的呼声此起彼伏，罢工、请愿、示威、游行等抗争活动延绵不断，社会经济抗争与民族政治斗争相互交织。在石油财富、经济发展、城市化和教育的冲击下，传统社会结构渐受侵蚀，族群、教派、部落等原生纽带和忠诚有所削弱，这些均为左翼思想的传播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广阔空间与发展机遇。[8]与此同时，国内外形势也有利于伊共的发展。苏德战争爆发、反法西斯同盟建立后，伊共停止反英活动，与当局关系趋于缓解，虽仍处于非法地位，但当局的默许态度使其活动空间扩大；此外，共产国际的解散也在客观上为各国共产党寻求独立自主发展开辟了道路。恰逢其时，伊共领袖优素福·萨尔曼·优素福（别名“法赫德”Fahd）担任总书记（1941—1949年）。法赫德信仰坚定，理论素养深厚，领导卓越，深孚众望。为扭转组织涣散、纪律松懈、思想混乱、意志消沉的状况，他主张严格按照列宁的建党原则进行组织重建，力主扩大成员规模，亦即从知识分子向产业工人发展，由中心城市向周边城镇扩展。经过筚路蓝缕、苦心孤诣的拓展，在二战结束之际伊共党员数量和素质显著提升，组织纪律性明显改善，并在1945年成功召开了伊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团结了党内不同派别。
与伊拉克国内的其他政党相比，伊共具有极其广泛的社会基础，产业工人、手工业者、小商贩、青年学生、知识分子构成其中坚力量。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一个跨宗教、跨族群、跨地域的无产阶级组织，一个具有丰富多样性和包容性的革命性政党，其成员不仅涵盖穆斯林的什叶派阿拉伯人、逊尼派阿拉伯人、库尔德人，也不乏非穆斯林少数族群的基督徒、犹太人、亚美尼亚人、亚述人。可以说，它成功地把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革命思想与争取民族独立、反帝国主义的诉求有机结合起来，憧憬用共产主义的理想和实践来摧毁根深蒂固的传统枷锁和殖民统治，建设一个崭新的世界。与中东地区的埃及、叙利亚、黎巴嫩等国共产党组织相比，伊共起步虽晚却发展迅速，到50年代后期已被公认为阿拉伯世界最强大的共产党组织。以色列历史学家艾兰·佩普曾经客观地评价道：“在伊共的领导下，一个最富有战斗力的无产阶级运动在伊拉克城市应运而生，并顽强生存下去直至1958年革命，它涵盖了伊拉克各个领域的无产者。伊共党员的团结和对无产阶级事业的忠贞不渝，是中东地区其他国家共产党所无法企及的。”[9]总之，处于上升时期的伊共已成为伊政治风景线中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然而一时辉煌的背后正潜藏着无法规避的挑战与危机。
二战结束，英、法殖民势力元气大伤，阿拉伯人民要求民族独立的呼声此起彼伏，民族解放运动如火如荼，以英法为首的中东殖民体系走向崩解，代之而起的是美苏对峙的两极格局。此时中东正处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多事之秋。对羽翼渐丰的伊共而言，这既是不可多得的机会，更是严峻的挑战。
1958年7月14日，由卡塞姆、阿里夫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七月革命”推翻哈希姆王朝，建立共和国。革命成功后不久，倡导伊拉克民族主义的卡塞姆与主张泛阿拉伯主义的阿里夫在是否加入由埃及、叙利亚合组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实现阿拉伯统一的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而双方的政策歧见很快滑向权力斗争。卡塞姆采取断然措施，挫败了支持泛阿拉伯主义的阿里夫势力。为抗衡泛阿拉伯主义、增强政权合法性，卡塞姆竭力笼络伊共，以期建立政治同盟，但不愿意分享政权。当时，许多军官和士兵亦争先恐后地加入伊共，伊共拥有2.5万党员，控制了诸多的贸易工会、农民协会、妇女协会、民主青年联盟等社会组织，成为伊国内的最大政党。革命形势高涨使伊共面临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即是否愿意以及有无实力夺取政权？实际上，伊共根本就没有任何夺取政权的打算。早在1956年9月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伊共就确定了争取民族独立、发展统一战线、以和平方式展开斗争的基本政治路线。伊共总书记赛拉姆·阿迪尔（Salam Adil）明确表示：“在目前的情况下，过渡到社会主义以及把政治权力转移到工人、农民及其同盟者的手中，不是党所面临的任务。”应该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三和路线”的影响。另一方面，伊共尚未作好夺取政权的准备，表面上伊共组织发展迅速，但多数党员都是入党不久、未受革命考验的新党员，而登记注册的骨干党员在50年代中期仅有500人，伊共在很大程度上依托卡塞姆政权的支持才得以快速发展。但此时的伊共过于看重建立广泛民族统一战线的作用，忽视统一战线领导权这一中心问题；踌躇满志，安于现状，热衷于选举，希冀获得更多的议席；对于卡塞姆日趋限制或镇压的举措一味迎合、退让，面对岌岌可危的处境始终处于被动反应的态势；对卡塞姆处心积虑地清除伊共对军队的影响，缺乏有效的回应反击；单方面地将革命武装力量解散，自毁长城；党内意见纷争、步调不统一以及组织分裂，削弱了自身力量；对于伊复兴社会党（简称复兴党）的反动残暴更是认识不足，掉以轻心。
从50年代开始，包括伊共在内的阿拉伯共产主义日益受到以纳赛尔主义、复兴社会主义为代表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强势挑战。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主张阿拉伯世界的统一和阿拉伯民族的团结，强调阿拉伯联合是阿拉伯存在的基础，力主组建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国家的政治思潮和运动。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家萨提·胡斯里（Sati al-Husri）认为，尽管一战后阿拉伯世界摆脱了奥斯曼统治，但局势不过以一种奴役统治代替另一种奴役统治，更为糟糕，作为统一地缘政治实体的阿拉伯世界，已被西方人为肢解和瓜分，惟有藉助“阿拉伯民族”重新统一方能实现阿拉伯社会的再生复兴，而伊拉克是统一阿拉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种杂烩了泛阿拉伯信条和阿拉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伴随民族解放运动不断高涨、巴勒斯坦问题日趋尖锐，已在中东臻至兴盛，大行其道，尤其对军队的中下层军官颇具吸引力。与此相反，伊共则强调阶级斗争，主张消灭私有制度，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公平正义制度，在国际事务中倡导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伊拉克加入由纳赛尔主导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正因如此，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始终把共产党视为阻扰阿拉伯统一的主要敌人。1958年12月，纳赛尔公开宣布阿拉伯共产党是阿拉伯民族主义和阿拉伯统一的敌人，随后对埃及、叙利亚的共产党采取了大规模的镇压行动。秉承同一政治理念和抱负的复兴党，不仅力主成立统一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而且其反共立场亦与纳赛尔政权一脉相承。复兴党领导人米歇尔·阿弗拉克（Michel Aflaq）宣称：“我们认为共产党是破坏性的力量出于两个原因：其一，它是欺骗性的社会主义，它承诺带给阿拉伯民族基本的需要，然而，其基本目标却是把阿拉伯人民的命运与另一个国家即俄国的命运捆绑在一起；二是它所奉行的反民族主义的立场，即关注国际事务，却全然否定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观点。”他公开叫嚣，“一旦复兴党上台，共产党将被全面禁止并遭到空前的、最严厉的镇压。”实际上，成立于1951年的伊拉克复兴党，其实力和社会基础皆不及伊共，到1954年成员不足500人。尽管如此，作为一个具有强烈法西斯倾向的专制独裁政党，复兴党对于权力的渴望和追求更为执着，更善于利用民族主义言辞和民粹主义诉求，赢取下层大众和部分中产阶级的拥戴，更愿意不择手段地利用恐怖暗杀、绑架、人身威胁、军事政变等极端暴力手段夺取政权。当社会正处在剧烈变革与多种相互交织的力量厮杀较量之际，在民主政治尚未健全、成熟的政治环境中，伊共过于迂腐天真，单方面放弃对国家政权的夺取，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寄托于他人，彻底放弃了自保自存的根本之道。
1963年复兴党发动军事政变，夺取政权后便露出狰狞面目，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包括总书记赛拉姆·阿迪尔（Salam Adil）在内的数以千计的共产党人惨遭杀害或监禁。证据显示，美国竭力支持复兴党，以遏制中东地区共产主义的壮大，中央情报局直接参与针对伊共的大屠杀。“中央情报局把伊拉克共产党骨干分子的名单和地址传递给复兴党”，在美国间谍的指引下，复兴党控制下的国家警卫队实施大规模逮捕和处决。野蛮暴行激起伊国内外舆论强烈反弹，争权夺利造成内部四分五裂，复兴党短期执政随即夭折。1968年，复兴党再度发动军事政变，二次夺取政权。卷土重来的复兴党汲取教训，变得分外狡猾伪善、凶狠残暴，不惜一切代价维持统治。即便如此，当时的复兴党势力十分有限，整个组织成员不过5000人。出于巩固政权的权宜之计，复兴党提出与伊共建立政治同盟的要求，以承诺安排伊共一定席位的内阁官职为诱饵。贝克尔、萨达姆对伊共迎合讨好的潜藏动机在于：窥探虚实，为今后彻底铲除伊共作准备；取悦苏联，以换取其更多的政治经济军事援助；制造伊共内部的分裂，从中渔利。此时，伊共对1963年复兴党的残酷镇压仍记忆犹新，所以多数党员坚决反对所谓的“爱国统一战线”，然而在复兴党软硬兼施、威胁收买与苏联横加干涉、强迫命令之下，伊共领导层竟然匪夷所思地屈从于与复兴党建立政治合作的要求。获得喘息机会的贝克尔、萨达姆政权，凭借70年代石油国有化与石油价格飙升之机，攫取丰厚石油美元，强化国家机器，编织庇护网络，收买收编政治反对派，大搞福利收买人心，稳定了政局。迫于形势，1973年伊共总书记阿齐兹·穆罕默德（Aziz Muhammad）与总统贝克尔联合签署《全国行动宪章》，伊共接受复兴党领导，支持阿拉伯统一，作为回报复兴党承认伊共合法地位，随后伊共加入由复兴党把持的“民族进步阵线”。伊共非但未即时与复兴党划清界限，反而渐入彀中、沦为附庸，成为增强政权合法性的工具。随着政权的巩固，萨达姆进一步实施肃清，1979年公开宣布伊共为“非法组织”，大肆逮捕伊共党员和支持者，大多数伊共领导人不得不流亡海外，组织近乎彻底消亡。
除苏丹共产党之外，阿拉伯各国共产党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它们皆在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支持援助下组建而成，其组织模式和意识形态皆深受苏联共产党的影响。也由于历史的原因，许多阿拉伯共产党的领导人大都有流亡苏联东欧国家的不寻常经历，对布尔什维克党的经验奉若神明，对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指示言听计从。伊共领导人法赫德曾经说过：“斯大林的所言所示不仅对于苏联共产党员、无产阶级和人民而且对于国际无产阶级，皆是必须严格遵守的一项神圣义务。”与此相应，共产国际和苏联热衷于直接介入各国党的实践活动，越俎代庖，横加干涉，而往往作出的决议和指示与当地的实际情况大相径庭，实际上造成了党与党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也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阿拉伯各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探索其发展道路，制定符合国情的政治路线和斗争策略。这种状况并未因共产国际的解散有所收敛，反而伴随冷战期间美苏之间的争夺对抗而变本加厉。
长期以来，苏联为追求自身的国家利益，往往漠视阿拉伯世界的客观条件与现实状况，把阿拉伯共产党作为充当实现其国家利益的工具。这最鲜明地体现在处理和对待巴勒斯坦问题和阿拉伯民族主义方面。1948年，苏联赞成联合国巴勒斯坦分治计划，支持以色列建国方案。尽管伊共内部强烈反对分治决议，但其领导层依然亦步亦趋、盲从附和苏联计划。伊共的立场让许多伊拉克民众大失所望，也为反共势力留下攻击抹黑的口实，被丑化为“犹太人的政党”、“苏联的走卒”等，这些都给伊共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在对待阿拉伯民族主义政党的问题上，苏联的极端自私自利和大国沙文主义更表现得淋漓尽致。为达到终结英国的霸权地位、防范美国对中东的渗透，以填补权力真空的根本目的，苏联竭力讨好迎合以纳赛尔、卡塞姆等为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不惜以牺牲阿拉伯各国共产党为代价，在相当程度上葬送了阿拉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诚然，苏联在理论上依然强调共产党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领导权地位，“但在实践中，苏联更愿意支持阿拉伯政府反抗外国强权的解放斗争，不关心这些政府的政经性质，即便是这些政府镇压当地的共产党，宣布它们为非法”。苏联一意孤行地认为卡塞姆、阿提夫、萨达姆政权是“进步的”、“革命的”，不断地称赞“进步的民族资产阶级”、“非资本主义道路的优越性”等论调，不断要求阿拉伯共产党与这些“进步政权”通力合作，这就使阿拉伯共产党陷入十分尴尬和孤立无援的境地。英国学者约翰·弗兰森在《红星闪耀的伊拉克：前萨达特时期的伊拉克共产党与意识形态政治的演变》一书中就提出，如果伊斯兰共产党在六七十年代这个关键时期，不为苏联外交政策所左右，不听信于苏联的投降路线，发展制定独立自主的政治路线，伊共的命运很可能完全改观。事实上，不仅伊共而且埃及、叙利亚等国共产党皆犯了相同的错误，难逃同样的命运。
每一个政党在历史发展的一定时期,都面临着生存发展这一根本性的问题。政党的兴衰成败既同一定的客观历史环境密不可分，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政党能否制订一套与时俱进、适合时代潮流与发展趋势的政治经济纲领，能否顺应形势变化、采取灵活务实的政策方略，能否扩大社会基础、健全组织、发展壮大。纵观阿拉伯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历程，一般把从十月革命胜利、一战结束到60年代时期视为阿拉伯共产党的上升繁荣时期；而从60年代至今则是下降衰退时期。阿拉伯共产主义运动日益走向衰落，绝非是单一因素造成的，而是多重因素影响的结果。这些主客观、内外部因素的叠加作用，最终导致其整体势头的衰败及边缘化。无疑，二战后中东特殊复杂的历史环境造就了大多数阿拉伯共产党的悲剧性历史命运，受到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强势挑战、苏联对阿拉伯各国共产党的错误政策和横加干涉是整体性失败的主因，加之70年代后伊斯兰复兴运动泛起，以及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崩解，致使阿拉伯共产党最终趋于衰落。但不可否认，阿拉伯各国共产党长期墨守成规、因循守旧地迷信苏联教条主义和僵化模式，被苏共神话的外衣所掩蔽，从未对此进行批判性的审思明辨，忽视对本国本地区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创造性探索，在处理民族、宗教、农民、统一战线以及巴勒斯坦等关键性问题上，发生严重的偏差失误，未能采取审时度势、灵活多变的方针政策等，也是其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
不言而喻，伊共诞生在一个政治、经济、文化非常落后的东方社会，厚重的宗教、教派、部落等传统思想和习俗一直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和行为举止，加之近现代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长期统治以及低下的社会经济状况与高压的政治环境，这些都不利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尽管如此，这种特殊性并非是一成不变乃至无法逾越的。伊共一直固守苏共的单线历史发展图式，似乎在资本主义发展和生产力成熟之前，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任何谈论都是痴人说梦。正如美国学者伊斯梅尔所言：“尽管可以汲取不发达的、农耕国家里关于革命和社会主义过渡的经验洞见，但是阿拉伯共产党很少关注中国共产党的经验。”相较之下，仅有黎巴嫩共产党与时俱进，不断调整策略，建立和发扬党内民主，力求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本国具体社会经济、政治相结合，始终在黎巴嫩政治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倘若伊共能够发挥历史赋予的有利条件，凭借批判性借鉴和创造性转化，也许就能够找到一条适合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道路。历史表明，各国共产党只有恪守相互平等的原则，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才能兴旺发达，长盛不衰。
注释：
[1][4][6][10] Tareq Y. Ismael,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raq,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p.5-6,pp.20-21,pp.26、12-15,p.61,p.34.
[2][5] Hanna Batatu,The Old Social Classes and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of Iraq,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8,pp.389-404,p.11.
[3] Tareq Y. Ismael,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the Arab World,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2005,pp.8-9.
[7] Joel Beinin,Workers and Peasants in the Modern Middle East,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128.
[8] Phebe Marr,The Modern History of Iraq,Boulder,Colo.: Westview Press,1985,pp.127-151.
[9] Ilan Pappe,The Modern Middle East,New York: Routledge,2010,p.130.
（作者单位：西南科技大学政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