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邢家鲤         来源：进步青年网

　　（邢家鲤，马克思主义教育家、前清华大学副教务长，前中共中央党校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副教育长。历任清华大学讲师、副教授、教务处党总支副书记、总支书记、教务处副处长、校党委委员等职。）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宣传一个青年加入共产主义行列，我就够本，宣传两个，我就赚了一个。说教师像蜡烛，照亮了别人，消灭了自己，太悲伤了，我是不同意的。为什么不说是共产主义的篝火呢？一块块劈材投入了，火光熊熊。你能说那不尽的熊熊大火中，哪一块劈材是烧完了呢？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人类最美好正义高尚的事业，共产主义事业中去，不是最大的幸福吗？

　　
　　——邢家鲤

 
　　首先，这个问题针对的对象是进步青年，是愿意学习马列主义、积极要求入党的青年学生。
　　
　　关于世界观改造问题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针对统战对象，一种是由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影响而对人进行世界观的教育，还有一种是针对资本家的，即通过思想改造使之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而我们今天所谈的世界观改造是针对年轻的知识分子的。
　　
　　我们当前的大背景是我们生活在阶级社会里。邓小平同志曾经提出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的是阶级的世界。整个中国的外部环境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包围。美国有个战争贩子，叫奥尔布莱特，在越南发表反共演讲，说：你们不就是一个大家伙带着两个小家伙吗。她把中国比作大家伙，越南和古巴比作小家伙，至于朝鲜就不在话下了，言下之意，用不了多久，就都搞垮你们。国外环境不容乐观，国内环境原来是我们包围资本家，现在还很难说。我们生活的年代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疯狂进攻的年代。89年以后，自由化思潮的进攻从未停止过，同时出现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整个世界出现了反共高潮；而同时我们又长期放弃对青年的教育。现在都讲先进文化，但是书籍报刊、电视媒体中属于先进文化的东西并不多。而青年学生就生活在两种意识形态的拉锯战里面。
　　
　　在阶级社会的背景下，找职业就是一种争夺青年的手段。在大家选择职业的时候，要明确你们是什么样的人，周总理就曾经说过：不要忘记你们的同龄人。现在每年出生2000万人口，教育部统计，普及小学教育的有1500万，经过初中入学、巩固和升学率的限制，到初中毕业1300万。而到了上高中，把中专、中技等全部计算在内，完成学业的有500-700万，其中普通与职业高中毕业的各一半。这样下来，总共有200-300万学生参加高考，这才形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宝塔尖：大学生，每年招收大学生大约是100万。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普及了高等教育。其中一个是美国，高等教育包括所有的社区大学、专业教育等占总人数50％，准确讲美国应该是高等教育半普及。还有一个国家，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曾经很强大，但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它就是苏联。苏联执行的是11年中等技术教育，文化程度很高，真正的普及了高等教育，这是列宁、斯大林的功劳——他们使一个原来落后的农奴制国家变成了人民的文化程度先进的国家。
　　
　　工农盖了大学，但工农上不了大学。劳动人民知道，国家的强盛需要一批具有高等知识的人，所以工农建了大学。有一个台湾人，叫劭逸夫，喜欢到全国各地的大学里面投钱建图书馆，他来清华也投了2000万，但清华没像其他学校那样命名为“逸夫馆”，只是在图书馆里面立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劭逸夫捐款2000万。结果他很不高兴。后来我向何东昌同志提起此事，何东昌说，他捐的那两个钱算什么，清华的图书馆国家投了好几个亿呢，给他立一块牌子就不错了。清华大学主要是国家投资兴建的，国家的投资还不是工农创造出来的。作为知识分子，要教育别人，自己必须首先受教育。大学是劳动人民建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就是铁的逻辑。
　　
　　清华的解放，曾经牺牲了很多的解放军，当时不是用重武器打下来的，而是为了保护清华的校园设施解放军拼刺刀打下来的。清华的解放是解放军战士用生命换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同样的道理，知识分子必须为工农服务。为谁服务，这是铁的逻辑。
　　
　　其次，谈一下目前知识分子的情况。57年毛主席写《十大关系》，其中论述了知识分子的问题。知识分子只是毛，而生产关系则是皮，知识分子不是独立存在的一个阶级，知识分子只能依附在相应的阶级上，就像毛依附在皮上一样。建国以后，老的皮没有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只能依附在新的皮——公有制上。
　　
　　人生存在社会之中，有一个常识问题，就是吃饭问题。旧社会，有蒋先生，有资本家，地下党员要想成功开展工作，首先要在蒋先生那混饭吃，然后由共产党领导进行推翻国民党的事业。解放后，一共有5张皮：国营经济，公私合营，私营资本，合作社，个体经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到了56年，5张皮变成了一张皮：公有制。其中又分为两块：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这时候，无论知识分子愿意不愿意，都要依附在这两张皮上，所以说他们都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但并不是说他们的世界观都改造了，只能说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
　　
　　而目前，情况又不一样了，现在的皮又多了，有外商独资的，有国有的，有合资的，有集体的，有个体的。相应的也就存在依附其上的各种知识分子。
　　
　　正是因为知识分子不是一个单独的阶级、需要依附在一定的阶级上的特点，决定了知识分子是会变的；正因为知识分子会变，而要使一个知识分子革命到底也就十分困难。青年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就是能否保留自己的革命朝气。
　　
　　事务总是要变化的，不变不符合辩证法。没有全新的东西，新的东西总是从就得东西里面脱胎出来的。像我这个年龄的人，是从旧世界中来的，曾经长期接受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教育影响，因此带着旧社会的烙印。
　　
　　但是工人阶级是不会变的。现在经常宣传某下个工人经过如何的经历变成了一个老板。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一个资本家背后必须有一大帮工人，一个资本家骑在一个工人头上是发不了财的。一个下岗工人由工人变成了资本家，必然同时有几十个、上百个老百姓变成工人，工人始终是大多数。这决定了工人阶级不可能通过一个个单个的工人成为资本家的方式来获得本阶级的解放，唯一的解放方式就是消灭资产阶级、消灭雇佣劳动、消灭私有制，这样才能获得整个阶级的解放。
　　
　　以前社会科学院有一个很不好的做法：如果一个人不作研究或做不来研究了，就想把他送到这边来当老师。我当时回绝他们说：我们这有人教书教不下去了，要不要送到你们那去搞科研。教育事业是要塑造一代人灵魂的，培养出一代新人是很难的，这决定了教师的素质必须非常过硬，思想品质必须非常高尚。古代有一个传说，说达摩面壁二十年，结果他的影子就留在了石壁上。这个故事在教育业上很有意义，它比喻教师的人品什么样，他在学生心里留下的东西就好比达摩的影子留在石壁上一样，教师是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学生的。只有教师正直，学生才可能是正直的。而政治教师要是成为两面派，就应当马上开除掉。现在主张课堂上不争论，就是让政治教师成为两面派，我们不能用非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教育学生。
　　
　　知识分子的队伍也在分化。原来清华老机械系有一个学生，他父亲在前门仙鱼口开了家“庆林春”茶庄，就在全聚德对面，在老北京是很有名的。这个学生在学校接受了进步思想的教育，当时还是真诚的，要求加入共产党，同时声明不继承父亲的产业。当然他的哥哥很高兴，可以独吞家产了。后来他入了党，做了机械系党支委的书记。还有一位上海有名的雷家药铺的千金，也和家里划清界限，入了党。他们俩就成了一对夫妻。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先是女的与多年未联系的在香港的父亲发生联系，然后跑到香港继承爸爸的财产，然后男的跟着女的也跑了。后来男的从香港回来，摇身一变，成为一家德国在北京公司的代理人，成为买办资产阶级的一分子。外国人很清楚，一定要争取清华的知识分子来做他们的代理人，因为清华的校友，各部委的领导、各科研单位的带头人都有，办起事来方便得很。老机械系的这俩走了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从民族资产阶级变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又变为买办资产阶级。
　　
　　我一次和三个学生一起聚会，结果发现四个人四派：一个学生是国企的经理，一个是私企的老板，还有一个是律师。知识分子的道路是不同的。
　　
　　鲁迅在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说：“从前海涅以为诗人最高贵，而上帝最公平，诗人在死后，便到上帝那里去，围着上帝坐着，上帝请他吃糖果。”“以为诗人或文学家，现在为劳动大众革命，将来革命成功，劳动阶级一定从丰报酬，特别优待，请他坐特等车，吃特等饭，或者劳动者捧着牛油面包来献他，说：‘我们的诗人，请用吧！’这也是不正确的。”劳动人民不会高看知识分子的，我们也不要为了以后可以得到工农的特殊待遇现在才为他们服务。在劳动人民看来，知识分子没有什么特殊，无非跟他们一样而已。
　　
　　同时，顺便说一句，知识分子不能脱离劳动人民，共产党更不能脱离人民。如果共产党脱离了工农，那就是共产党的悲哀，因为共产党脱离了群众，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它的灭亡就是历史的必然。
　　
　　知识分子要为工农服务，而能够始终保持革命气节、一生为劳动人民服务是我们最高的、也是最难达到的境界。钱学森在“两弹一星”的表彰大会上说，他一生激动过三次：第一次是他的导师对他说“你的成就超过了我”，他觉得这是他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得到了外国科学界如此的认可，因骄傲而激动；第二次是他入党的时候，他为他不但成为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而且还能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一员而激动；第三次是他在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被表彰为劳动模范、优秀党员，他为自己能够为人民做出贡献而激动。钱学森接下来说：我一生有过三次激动，这次表彰大会我就不激动了吧。当时全场的科学家寂静了几秒钟，然后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
　　
　　知识分子是不稳定的，是会变化的，而同时客观环境又非常严峻。根本的转变是立场的转变，如果我能在临死前说：我没有背叛工农，这也就可以了。
　　
　　周总理在延安整风期间，曾对自己所做的革命工作中的失误进行深刻的检讨，但他又说在革命不革命的问题上我不检讨，我始终都是站在革命一边的。一个人具体工作中不能避免犯错误，但不能在革命气节上犯错误。最近又开始宣传一个人，叫周作人，这就不能不说一下历史。在抗日战争时期，北大师生抗议日本侵略而南迁，当时身为新国民党39军新党部成员的周作人是留在了北京的，即留在了伪北大，看守校产。同时做了华北教委的督办，期间竟然有一次穿日本军装，去慰劳皇军。由此可见其是不折不扣的汉奸文人。
　　
　　知识分子要过“三关”。首先他应该有民族的立场，对美国怎么看，对日本怎么看。在“五八”游行时，美国人躲在大使馆里说：别看他们现在装作义愤填膺的样子来游行，过两天他们就得来排队领签证。果然，两天以后学生又去领签证。
　　
　　清华有两大劣根性，其中之一就是亲美。当年陈毅做外交部长，跟美国人打交道时敞着怀，扇着扇子，管你美国人来不来，压根就没把你看在眼里。现在听说美国人来了先要美容然后再去。
　　
　　其次，要从民族的立场转到人民的立场上，对蒋介石怎么看。有一个蒙古王爷的女儿，在南开念书，后来搞反攻倒算，给祖上重新修坟，并隆重排场给原来的地主阶级上坟。当地的干部解释这件事时说她是蒙古王爷的女儿，不敢得罪。他们没想想不敢得罪地主阶级，就不怕得罪自己宣过誓得共产党吗？关键是道理被混淆了，他们是唯心论。而自觉的共产党员要不断的清算思想。
　　
　　再次，要从人民的立场转到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相对前两个转变，这个转变也是最难的。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马克思一生有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现在承认剥削、资本家的存在，但政策允许不是党员就应该干的。而迎合资本家，忘记自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则是更为可耻的。
　　
　　现在执行的年薪制，领导干部领年薪，工人不领年薪，是典型的英雄史观，跟唯物史观格格不入，这是资产阶级巧立名目、多捞剩余价值的一种表现。
　　
　　站稳工人阶级的立场是很不容易的，工人阶级的立场决定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知识分子要教育无产阶级掌握科学的理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物质的群众就形成了巨大的武装力量，同时知识分子也转变为革命者。
　　
　　《帝国主义论》的法、德文版序言中讲：帝国主义获得垄断利润，垄断资产阶级可以拿出其中的一部分收买工人中的上层分子。现在则可以收买工贼，收买知识分子。
　　
　　现在提倡知识分子资本家，说这和共产党员兼容；又说中国社会的希望是人才，是精英（本质是与人民分裂）。清华向来有两大劣根性：殖民地思想和精英思想。
　　
　　总体上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有革命的前途，因为在不断受反面教育（蒋、美、日），但知识分子革命一生很难。
　　
　　王震在1984年担任中央党校校长期间，有一次跟我说：我因为“不革命则死，革命可以不死”而投身革命；你是有知识的人，经过了许多思考才参加革命。我告诉他：我是一个知识分子，我是在革命高潮的时候（49年）受毛主席影响才加入革命队伍的，我的革命性不如你。
　　
　　我出身于国民党大官僚家庭，家庭安排我去美国。而我由于对美、蒋认识清楚而投身革命。革命没有知识分子不行，但不能让大量知识分子都来，苏联采取让工农的子弟来读书，但最后这些知识分子都叛变了。现在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
　　
　　十月革命时，列宁从芬兰回来，写《国家与革命》的时候，苏联有24万布尔什维克，到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解体时有2200万党员，世道大变。
　　
　　49年我们赢得全国胜利时，总共448万夺得政权，其中14000人大学程度，占0.3％，高中0.6％，初中2.4％，小学28％，其余69％是文盲。就是这样一个文盲党战胜了文化程度远远高出的国民党，被称为“绿林大学”战胜了陆军大学，国民党的高级军官主要是陆军军官学校培养的。在27－49年期间，有毕业生18万5千，在校生11万5千，蒋先生共培养30万知识分子，其中14000加入了共产党，只是少数。
　　
　　87年，在蒋南翔校长逝世之前，我去见他，说现在的形势（自由化思潮泛滥）很不好。蒋南翔对我说：形势没什么不好的，社会主义总要战胜资本主义，这是大趋势。
　　
　　苏联解体，产生了红旗能够打多久的疑问，实质上这取决于阶级力量的对比。
　　
　　共产党是政治概念，每个共产党员都是要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青年的知识分子更要不断的改造自己成为阶级的、自觉的成员。
　　
　　三四十年代是很重要的时代，当时我在革命形势下随大流，到现在始终无怨无悔。
　　
　　每一代都会产生毛泽东，每一代也都会产生蒋介石，但我们还是希望多出毛泽东的，希望寄托在大家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