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07.26～1973.07.27

【编者按：文化革命，一个被教科书百般妖魔化的字眼，一个研究中国历史绕不开的话题，它的真实面目究竟是怎样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历史视野板块将陆续推出多篇文化革命期间（66-76）外国人士访问中国所见所闻的报道以飨读者。】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杂志》四月八日刊载布鲁金斯学会会员阿·多克·巴尼特的一篇访华文章，题目为《访华归来有所思：那边也有麻烦事》，摘登如下： 美国人在观察中国时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才干，能使他们笔下描绘的中国适合于他们自己当时的心境和主见。仅在不久以前，美国对中国占绝对优势的看法几乎完全是否定的。中国或则被视为一个行将横扫亚洲的侵略大国，或则被视为是一个内部混乱、摇摇欲坠的跛足巨人。今天，钟摆很清楚地向相反的方向作了大幅度摆动。很多美国人现在由于对一切中国事物都怀有钦佩之情，把中国看成好像是一个几乎完美无缺的国家，对内蔚然而为模范“新中国”，对外则一跃而跻于超级大国之林。 事实上，中国的“现实”和其他多数国家一样，从来不是一幅简单的绝对化图景，而是许多错综复杂事物的交织。 去年十二月和今年一月间，我参加了日益扩大的朝觐中国的美国人流，企图突破这堵使我们隔绝的无知之墙。我从中国归来对发展中的中国所形成的形象比其他一些新近访问者所形成的形象要复杂些。 我生长在上海，童年和十几岁的时候，就养成了对中国和中国人深厚的敬意。二次世界大战后，我回到这个国家到处旅行，在几个大城市里居住过，研究了农村情况，并且，作为一个记者，还报道了四十年代后期中国社会崩解的情况；在共产党取得胜利的前夕，我乘飞机到北京（那时还叫北平），目睹共产党接收这个城市，并在此后半年里观察他们怎样建立新政权。这以后的二十年中，我继续不断研究和报道有关中国的社会和政治。 我参加了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代表团重到中国。这是一个从事两国教育和文化交流的民间组织。我们到了中国的八个主要城市，多种类型的公社，以及各级教育机构。我们受到传统中国式的上宾礼遇，俨然以王侯之尊旅行于普罗的中国。但在预定计划以外的时间，我们也能自由而广泛地、在无陪同的情况下作漫游。我们和北京的官员，和省级和下面各级的政治领导，以及主管人民外交的机构中的人员进行了多次讨论。我们使未来双方交流奠定基础的工作取得了扎实的进展。 一个人在短期旅行中所得到的绝大部分事实和印象总是有关于这个社会是什么样子，人民怎样生活，经济情况怎样，以及“基层”机构如何组织，如何运行等等。主要令我惊奇的是，我对中国的第一个印象是：多少事，恍如二十三年前的往迹，依稀可认。我时常敏锐地感到重大的变化。在旅行中，我越来越多地看到这些变化的形迹。但是，如前所述，总是产生一种强烈的与过去相联系的延续感。给我印象很深的是，我感到似乎我们所遇见的各阶层的中国人，其今天的所作所为，和其他时代和在其他地方的一般中国人的所作所为一样。虽然经过了二十多年的革命，但很多旧的思想方法和行为作风——有些值得尊重，有的并非如此——很显然被继承下来了。今天我们见到的中国人，大多仍然表现出长期以来受到外国人（包括我在内）尊敬的那种斯文、有礼，着重私人关系，以及行之有素的求实作风。中国人和往常一样，给人的印象是能干、自重和勤劳。他们仍然表现出根深蒂固的传统癖性，诸如从地位和等级方面考虑问题，强调礼仪，服从领导，恪守正统，以及安于自己应尽的社会职能。——任凭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多年来任何努力改变其中很多作风，都无济于事。 一种令人追忆过去的感觉时来心底，这是因为：尽管中国政权在经济上取得了种种成就——其中很多是了不起的——但我在城市或农村所看到的明显的、戏剧性的现代化迹象，比我想象中的要少。目之所及，中国的大地风光一如往昔。社会组织的改变（它带来农村生活多方面的革命化）和逐步深入农村的现代技术，的确使农村面貌有所变更，但是还没有“改造了”农村。新建立的工厂如春笋涌生，蔚为壮观，但就我过去所熟悉的城市中心区来说，其改变的情况比我想象的差得多。因为中国工业发展的产物，又大量重新用于进一步发展工业，因此，现代化的成果才刚刚开始及于社会。 工业是进步最快的一个部门，这是显而易见的。人们不仅在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主要工业中心上海、沈阳和鞍山等地，看到新的大、中、小型的工厂，而且在以前只有很少或根本没有现代化工业的城镇，甚至在各处主要铁路沿线两旁的农村集聚点，也能看到新建的工厂。今天，这些工厂都在开工，这在过去，即六十年代中某些时期，却并不是这样的。 人们所看到的情况证实了西方经济学家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估计似乎是恰当的。这些估计指明，自从一九四九年以来工业平均每年增产百分之十以上（当然其中有多次起伏）。到一九七一年，中国的总产量大约是一九五二年的五倍。主要重工业部门的增长甚至还更快些。但是我们很少看到兴建大型工厂的迹象。虽然，从近来很可靠的生产估计中可以清楚地知道：文化革命以后建造了一些新的重要工厂；但是今日中国大部分的产品恐怕还是出自五十年代后期的大建设时期以及文化革命前不久建立的工厂。人们揣测，文化革命以来的工业增产，大多还是由于较充分利用了已有的工厂。 有理由相信，中国人现在是关心技术落后问题的。他们经常更新旧设备，并进行一些改进；我们在大工厂里见到的基本机器设备都是很多年以前进口的。中国也许正在进入到这样一个时期，即为了取得和加速工业增长，它将受到强大的压力。不仅要求增加自己对扩大工厂的投资，而且还要增加外国技术的进口——包括新的全套外国设备。在同我们举行的几次座谈中，中国决心从国外进口最新技术这一点很突出，这和文化革命期间一味强调“自己干”，形成鲜明对照。 尽管如此，自力更生继续是中国的一个重要主题，而它所产生的一个重要成果是中国政权不仅竭力鼓励大、中型工业生产，也鼓励在社会最基层的——在农村是公社和大队一级，在城市是街道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一级——小规模生产和加工。我们参观了一些这样的小工厂，很多看上去是经济实用的。它们利用当地的劳力和原料，主要为本地市场生产。虽然它们一般用的技术很简单，对促进经济发展也能起到相当的作用。很多工厂的效率较差，有些和较大的工厂相比，可以说是浪费。（它们被认为是适合的，其部分理由是它们扩大了就业人数，利用了废置的资源，以及减轻了运输系统的紧张） 总之，中国经济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同几乎无比艰巨的问题进行斗争中，不断取得进步。 但这种进步比较慢，其部分原因由于中国国土大，人口多，以及它的基本问题难于处理，它的传统影响十分强大。在过去二十年间，它的国民经济总产值增长速度很不平衡，但大体平均每年增产百分之四或稍强。它的最大成就在于它扩大了生产基础，缓慢地建立起了国家力量的筋骨。改变人民生活的物质基础的工作则刚刚开始。 我们见到的一位中国高级领导人告诉我们：“你们到过其他亚洲国家。你知道，我们说我们是发展中的国家，这是真话。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呢！”过去几年，我曾把这些话看做是故意谦虚，目的是要引出别人的一番恭维。现在我认为这是讲求现实的人所作的精确表态，这些人虽然为中国自一九四九年以来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但是他们知道，中国要成为完全现代化的社会，还必须做到些什么。对此，他们是不存幻想的。 在中国的主要城市中，大量的建筑现在都显出一副破败的模样。除了大部分建在郊区的新工厂以外，最值得注意的新建筑要算工人住宅区了。其中不少虽然式样简单，却很漂亮，多半是建立在郊区工厂附近。因此，中国城市的巨大发展是向郊区或近郊区扩展的，而城市中心则改变不大。 目前中国城市的街道比过去干净多了，很多路旁都种植了许多新树，更是锦上添花。但是空气污染成了一个严重问题，而普遍的简朴气氛则突出地表现在缺乏现代化城市交通设备。城市里最基本的、压倒一切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机动车辆由于稀少，特别显著；比之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国城市里的汽车少得多了，也比今日亚洲其他大城市里的汽车少得多。原因很清楚，就是当政者决心节约；腿力比汽油或电力要便宜得多啊。同样也出于节约的目的，一般用于取暖和照明的耗能量也减少了。到处看不到明亮的灯光，灯泡也节省使用，因此一到夜晚，城市就显得暗淡阴沉。从中国中部到整个南方，绝大部分的建筑——包括以前有暖气设备的——现在都没有暖气，因此人们在城市里也必须和在农村一样，穿上棉衣。 尽管经济上朴素，但是城市丝毫没有被贫困所笼罩。中国最大的目标（也是最惊人的成就）之一就是消灭极端贫困，和提高社会最底层人民的生活，使之达到过得去的水平。这至少在我们所访问的地区是这样的。我们所到之处（包括城市、郊区和农村），从未看到那种过去常见的折磨人的穷困现象，悲惨的乞丐或敝陋的城市贫民窟，（虽然有些作家把过去的情况过分夸大了）。现在看到的一般中国人是相当健康的，温饱的。 然而，如果要对这些成就给予正确的评价，就应该承认，保证人人可有的这个低生活水平，确乎还是很低的——实际上是简陋的——而之所以能取得这个成就部分是由于降低了很多其他人的生活水平。城里的富豪已经被消灭。 中国政权所做的，是给全国人民提供了能维持生活的最低水平（至少在大跃进以后的灾荒、困难时期结束后的十年中，做到了这点）。它之所以能做到这点，是因为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对基本粮食和棉布（包括做成的棉布衣服）实行了定量分配，并维持了低而稳定的价格，它实际上对房租采取了津贴办法，使房租极低，甚至只是象征性的。它大力推广了教育和基本保健事业而将二者收费很低。然而，除此以外，其他消费品价格，和服务性行业收费，虽然一直十分稳定，大部分都是高得惊人。 访问中国的人要对中国农村地区得出一个哪怕是印象式的鉴定，也是很困难的。然而，我同样体会到一种与过去相联系的延续感。古老的农舍，农民在田间一如往昔用手劳动——这一切使我感觉到那种自古以来人与自然间的根深蒂固的谐趣，仍然继续着。然而，很快就能发现那里确是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人们到处看到为修建新水渠、水沟、池塘和水库而进行的大量工作。这种努力——这在中国有其古老传统——在促进农业稳定和增长方面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电气化在农村也大大发展了，新的电线已深入到农村。它的一个主要成果就是灌溉中大量应用了电力水泵，农村遍地是小水泵站。农村电气化也促进了农村小型工业的逐步发展。其他的变化是：土地经过修整并扩大了；男女在地里集体劳动，而不是单个或三、五成群；山旁和路边新种植了大量幼树（供取材、防止水土流失和遮荫之用）。 在我们所访问的公社里，新引用的种子和一些新的耕作方法以不同的方式和在不同的程度上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力。这一方面的“投入”，自从中国在六十年代初期决定优先发展农业以来，是显然增加了，虽然速度较慢。然而也很清楚，中国农业还需要走很长一段路，才能得到戏剧性的“改造”。农业机械化工作只刚开始。 在象中国这样的国家里，显然有理论上的和潜在的有利条件来兴办集体农业。农业集体组织可以有较多的公共积累，用以添置现代农业设备，可以更有效地进行规划，更合理地使用土地，更全面地利用劳力和其他资源。人民公社很可能在中国农村取得了同政府在城市实行各项政策所取得的某些一样的效果：维持一种农村生活的最低水平，减少农村的贫困情况，消灭悬殊的工资差别，以及增强农民在遇到灾荒时的安全感。 为减少物质奖励付出了何等代价，是难以判断的。几乎肯定的是付出了代价的，可能是相当高的代价。正因如此，某些中国领导人，在六十年代初期曾经主张从当时已经后退了的集体化再后退大得多的一步。但是，或者由于公社的优越性，或者与它无关，总之，公社从那时起曾使全国农业生产得到了缓慢但是稳步的增长。据西方经济学家估计，自从中国共产党政权建立以来，农业增长率总是略高于全国人口增长率（百分之二）——这在中国可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啊！ 中国这个国家（美国正在和它恢复邦交）是一个十分自豪的国家，它全靠自己白手起家，决心以自己的方式解决自己的问题，稳步地走向对世界事务起主要作用的地位，但是它同时又是一个同巨大困难斗争着并面临许多动荡不定因素的国家。在中、美两国之间重新建立正常化关系是一个历史任务，这对建立国际关系中适当的平衡和亚洲和平都是必不可少的。已经取得的成就是值得乐观的。然而，为了建立一种有意义的、持久的、日益友好的关系，我们不仅应该怀着善意，而且还必须以一种现实主义的精神去对待中国，勿抱幻想，勿存幻象。（完）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07.26～1973.07.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