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厂的建设与发展过程

1. 我到小厂

1977年3月，我被安排进桃园路缝纫社工作。1978年，西安市招病退返城知青进国营企业工作。当我拿着病退返城知青证明去登记报名时，街道负责人说：“你已安排正式工作，不属于招工范围。”我急忙说：“那我辞职。”答：“那你就是辞职工人，不再是病退知青。一人只安排一次工作，不能安排两次。”1984年，缝纫社大部分人都已办退休，只剩我与姜梅芳两人上班，新招的工人不肯干缝纫。此时正值各大单位要安排待业青年，西整厂劳司便通过我们与桃园电机厂达成协议，将我与姜梅芳两人连同缝纫社门面房与设备一并接过去。但实际上西整厂是有阴谋的，他们只想要房，房到手后，又以桃园电机厂是小集体为由，想把我们退回电机厂。电机厂说：“要退人可以，门面房也必须退。”西整劳司无法退人，又不肯为我办完手续，从1984年到1987年，多方歧视我，我在大厂劳司受尽折磨：1984年理顺工资，不给我办理，一直拖到1987年6月才给办；该给我78元，只给我67元，前面的也不补发；从1985年上班到1988年，扣发所有的劳保福利；1988年中秋，我为企业立大功反受处罚，别的工人八点半上班，却要我六点半上班，从不给我算加班费…… 当时西整劳司管人事的干部叫朱广孝，1988年降为商店经理。当时我在商店当保管，朱广孝一来就将我保管职位撤去，对我百般刁难。当年朱广孝进的月饼卖不完，中秋已过20天，还剩三四十盒，我想尽办法将月饼全部原价售出，我得到的报酬却是被朱广孝扣光所有的月奖、季奖、年终奖及所有福利。朱光孝为主的领导想尽办法折磨我，以致造成我视力残疾，患上严重青光眼。种种非人待遇使我忍无可忍，我多次要求回街道办事处，他们不答应。1990年，他们将我调到小厂，保证不再歧视我，一定给我平等待遇，并将我安排在库房当保管员。被调到小厂时，两间门面房也转给了小厂，当时光租金每月就有1000多元。 那时厂里工作很忙，工人经常加班。我也一样。1992年，小厂厂长杨希震将我从库房调到门卫。我提出当门卫我有困难，因为门卫三班倒，但我眼睛有问题，不能上夜班，如果能让我丈夫来替上晚班的话，那我也可以当门卫。杨希震答应了我的要求，我到门卫上班去了。 在门卫上班没多长时间，管人事的李桂月找我说：“你是我们厂的职工，你上班时厂里丢东西了你没事。但你让家属替你上班，要丢东西了你吃不了兜着走。”由此，我不敢让我丈夫替我上班，夜班我也自己上。结果回家的路上被自行车撞伤，眼镜摔坏了，额头、脸颊、膝盖、肘和腰都摔伤了。 于是，我再也不敢上夜班了，轮到上夜班，就请换休假。李桂月不批，我写了首打油诗：“上夜班，天太晚，两眼看不见；上有老下有小，此命不敢赴黄泉。为安全，为保险，只能请换休假三天。如不准，请批示：你的死活我不管，你就得上班！”将假条交给他们后，我气愤的到大厂劳司，找当时的经理杨家祥，坚决要求回街道办事处。我说：“我到你们这里，被你们折磨患病瞎了双眼。还要逼我上夜班，想要我的命。我总算明白了：‘宁在人间做主人，不在天堂做奴隶。’”我态度非常坚决。因我回街道办事处就得把门面房带回去，所以他们软硬兼施，我提要求可以，但决不能回办事处。大厂劳司经理杨家祥提出，我的奖金和杨希震一样多，待遇和杨一样。杨希震许诺我不上夜班，工资、奖金待遇照旧。

2、家属服务队

到了小厂以后，我逐渐了解了这个厂的历史。西安整流变压器厂是从60年代发展起来的。老工人当时都是大厂的家属，以女性为主，属于大厂的家属服务队。西电公司下属每个大厂都有家属服务队，成员也都是相应大厂的家属。起初大概有十几个人，都是给整流器厂（大厂）的工人做后勤服务的，给他们洗衣服、做后勤，以这些方式挣一些微薄的工资，挣的钱只拿一半作为工资报酬，另一半留在家属队里作为积蓄。那时候人们都不贪，留着就是留着，慢慢的就积攒起来了，然后再继续发展就成立了小食堂，160余平方米。小食堂面向社会，是我们自己盖的砖瓦房。 我们现在的厂房那时候是一片空地，既不属于大厂也不属于小厂。当时的家属队队长说，把这块地开出来种点菜，也给大家分一点。因为那时候买菜还是计划的，自己种点菜大家一分也可以解决点生活问题。我们种地都是利用休息时间，完全是义务的，那时候队长都带头，带头去挖土、挑粪。当官的带头，底下工人都争先恐后的干。那时候种出来的菜，都是工人先拿，分到最后不好的才给当官的，所以那时工人是没有意见的。 盖小食堂过后不久，我们厂又租了两间房子，给大厂做配件，大厂也给我们派了一些技术工人，指导我们。这以后我们厂的工资就比较高了。不过我们做的一般都是大厂工人不愿意做的有毒有害的工作，那时候家里孩子多，光靠家里面一个人挣钱养活这么多人不怎么够，所以我们厂这些人只要有个工作能挣点钱补贴家用就满足了，只要能挣钱我们就不辞劳苦。 这样下来以后，我们干食堂，还给大厂加工小零件，当时有小冲床给大厂冲矽钢片，后来又买压缩机压塑料袋，慢慢的家属队积蓄就比较多了。有了积蓄之后，队长就和大家商量：“咱们把菜地平了，盖成厂房，这样咱们就有了自己的工厂、自己的家，以后大家老了就有养老了。”大家一听都很高兴，干劲大的很，都是利用休息日去干。平菜地、捡砖搭棚子，都是工人自己干的，连泥瓦匠都没请。那时四面通风、冬天非常冷，但是我们厂工人就这样干下来了，干的时候都不嫌条件艰苦、拿的工资低，就想着要建厂，就是用这样的精神、这样的干劲，把这个厂房给建起来了。

3、建厂

70年代刚建厂的时候我们厂只做元件，属于变压器的配件，大厂给材料、小厂做装配。现在厂里的黄金都是那时候剩下来的，因为那个元件需要黄金。元件特别挣钱，并且元件的技术都是大厂给我们的，所以过了一段时间大厂就认为元件这么挣钱不能让小厂去生产，就规定大厂生产的东西小厂不能生产，小厂只能生产大厂不生产的东西。这样规定以后，我们厂的技术人员就自己设计做了整流变压器，我们就有了自己的产品。我们厂就这样很稳步的发展，厂子的规模不断扩大。过了12年，到1982年左右就成了现在的模样。那时候工人多高兴啊，觉得咱的厂在扩大，都盖楼房了，生产的产品也有了定型的样式。 我们厂70年代初大概有七八十人，1973年开始在大厂的工人子女中招人，1982年开始在社会上招工，到顶峰1986年有170多人在职（不包括退休）。建厂初期，工人尽管没有进入正式的社会保障，但福利待遇却很好，那时医疗是基本不花钱的，那时候工人看病，只要拿着厂里给的记账单就行了，年终由集体厂跟医院统一结算。要是病重了组织上还派人照顾你，那时候看病只要花一毛钱挂个号。后来到90年代，厂里就自己开了个卫生所（小诊所），有点感冒头疼啊，直接去拿点药，连挂号费都省了。当然有大病时，小诊所看不了，还是得转到医院。 我们小厂的工资一直较低，最初29元。60年代末工资涨了一些，70年代做食堂收入已经不错了，但工资也还是很低的。不过这时候大家都很满意，比如说种的菜总是工人先拿、队长后拿。集体企业工资的级别由国家来定。当时集体企业职工一般就是2、3级工资，最高4级，大集体2级工每月37元、3级42元，相比之下国有企业高一些，大厂2级工42元、3级49元。1984年以后理顺工资体制，工资翻倍涨到78元（以我为例，除掉小厂扣的两级工资，实际拿67元）。 1982年以前，我们从大厂买了几台大厂淘汰的机器。这样，设备有了、钱也积蓄了些，我们又开始盖房子，等于小厂重建了一次。1982年以后又陆陆续续从大厂引入了一些他们淘汰的设备。这些设备虽说是淘汰的，但都比较新，而且价格也便宜。这样，小厂规模进一步扩大。从1982年到90年代初，生产非常旺盛，活多，经常加班。工人每月工资有保障，也有奖金制度，年季月奖都有。夏天每人发100斤西瓜，每年都有10斤糖、1斤茶叶，国庆节发米、油，逢年过节还发水果等各种生活用品。效益真的非常好！

4、生产管理

从建厂时起，很多事情都是队长和大家一起商量决定。当时的财务制度也很好，那时候的会计、出纳、厂长，都很自觉的，就是错一分钱都要查账、汇报的，账目都是公开的。那时候财务都不保密，一保密就会有猫腻。 70年代以前，大厂和小厂的财务、人事关系相对独立。60年代成立家属队是大厂的决定，队长由大厂指派，一般都是大厂的中层干部。70年代小厂成为大厂的子厂，大厂派厂长、书记和技术人员，他们都是全民工，在大厂拿工资。西电公司十几个子厂都有一个服务队，后来都发展成为各自子厂的附属厂，跟我在的厂的规模、经营情况等等都很类似。 80年代书记说话算，90年代厂长说话算。杨希震之前，劳保、奖金和福利都由书记来定。杨之前的厂长周树荣和书记魏定是1985年上任的，两个人都办地下工厂，都出现了贪污腐败问题，相互勾心斗角，后来大厂来查，1991年厂长周树荣自杀，很快书记也离开工厂。书记魏定走时拿走了本厂很多职工花了很多年才试制成功的一个新产品的生产技术，后来又在张坝口那里买了一块空地办厂子。 在工厂管理方面，工人不是很主动。小厂的工人一般是大厂工人的家属，也没有什么文化。自己都不愿意去做主，只愿意听从上头的安排，而且要求也很低，只要有些钱发些东西什么的就很满足了。整个厂的运营基本上就靠一二把手的自觉。90年代以前经常开会，基本上每月都要开一次，每年都开一次全厂大会。工人当时对这个心里还不是很满意。每次开会主要讲财务状况、生产制度、工人纪律和生产技术等等，一般只讲好的不讲坏的，工人也不提意见，只想着早点散会。我当时每次都找最角落的地方坐，怕被厂长逮住发言。而现在上访之后才知道当年那些工人权利来得是多么不容易，以前认为那些是负担，现在才知道那些是权利。

二、工厂的衰落

5、张平安到任

1992～1994年杨希震当厂长，他只顾着抓生产，先后拉到多个生产任务。由于生产任务紧张，资金周转出现问题，为了接宁夏146万和青海36多万的工程，杨希震预支了职工的工资。1994年开始拖欠工资，后来大家就去大厂反映。杨希震不会走关系，职工们反映了两次，大厂就将杨希震罢免，派来了张平安。杨希震被调回小厂车间，后来也被张平安赶回了家，跟大家一样离岗，靠自己交保险。 从80年代开始，管理就开始不好。厂长杨希震人老实，会计经常不给他报账。杨对财务不太懂，也不大管，在杨掌权时，财务公开就没有了。张平安通过关系手段上台后，管理上为所欲为。在接任的财务移交单上，只有会计徐昕和张平安的签字，而不是杨希震和张平安的签字。移交单上还有很多其他的毛病。徐昕跟张关系不好，知道张来之后自己呆不长久，就主动要求调走。张平安要求徐昕按他的要求办才安排他走，目的是要拿走厂里的黄金。原厂的黄金本来应该由保卫科打灰印、会计拿钥匙、原厂长签字之后才能动，但后来黄金的移交单上没有保卫科的公证和杨的签字，张平安拿黄金的时候没有任何人在旁边监督，他就径直带回了他的办公室。 张平安原来是普通工人，既不是党员也不是中干，凭借关系当上小厂厂长。他没当上小厂厂长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个残疾人分厂。那个分厂最初是残疾人朱吉祥办的，那段时间朱吉祥很积极的去跑着办分厂，并且开得红红火火。朱吉祥两条腿不能走路，得在地上一步一步磨着走，他要办这些手续就可困难了，大热天一点一点的跪在地上磨到楼上去找别人帮忙，让别人签字。结果，张平安一来就把章子拿了过来，给朱吉祥一个月两百块钱就算打发了。朱吉祥气得不得了，但又不敢和张斗。随后，张很快就让原来分厂招收的几个残疾人回家，一个月给80块。这个分厂最早朱吉祥是法人，但很快就换成了张平安。也是从这个时候起，他尝到了当法人的甜头。张平安当上我们厂厂长后，残疾人分厂就不再生产了，只保留了一个帐号。有这个分厂帐号，张平安开发票非常方便，张当时对职工们说，从分厂开发票可以为小厂免税增收，实际上则是张转移小厂资产和销赃的渠道。 以下就是职工起来罢免张平安以后，朱吉祥和她妻子徐玲写的证明材料： 职工群众证明材料 我叫朱吉祥，男，今年53岁，汉族人。1971年招进整流变压器厂上班（当时叫家属工厂，后改为五七工厂）。 我厂在360楼东头有一大间办食堂的门面房（约160m2）。后改为电瓶车间，当时的厂长周树荣对我说：朱吉祥，把电瓶车间撤了，你在那办一个残疾人福利厂，我们帮助你们，你好好干，行不行。 我接下任务。无论太阳有多么毒，我都摇着小车费力地跑上跑下，好不容易把手续全办完后。当时让我当法人，让我带领着残疾人，靠着我们的能力，干好工作，正当分厂欣欣向荣、正红火时，张平安来了，他一来就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先把法人代表换成了他张平安。然后他逐步让残疾人下岗，每人每月只给80元。因福利厂要年年审核，还得用我，所以给我200元生活费。张平安的女儿张华，全瘫加脑瘫，连与工人交流都完成不了，张平安居然也给张华在分厂拿工资（而且是单独一张表，开支多少，无人知道）。 我是二级残废，下肢瘫痪，爱人也在整流变压器厂，1996年张平安让我爱人回家。当时说待岗，这岗一下一直到受骗签失业合同。让我爱人与厂里彻底脱离关系，我们俩个靠着微薄的生活费，既要生活，又要供孩子上学，真是苦不堪言，而找张平安要些补助，他连半点同情心都没有，我们就再也没问厂里开口说什么。 请上级领导派人审查张平安的分厂帐，这里的名堂很多的。 整流变压器厂二级残疾职工 朱吉祥 2005.7.27   我叫徐玲，和丈夫朱吉祥在同一个单位上班。我是1979年4月开始上班，丈夫是1971年4月开始上班，为了小工厂贡献了宝贵的热血和青春。1996年大厂让我们小组全回到小工厂上班，张平安不让我们上班，让回家待岗，且未办任何手续，生活费也没有。2002年让我们回厂签辞职。当初张平安还出具了一份声明保证给我们办理好三金一证，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而且张平安信誓旦旦地说，厂里垮了，谁签字谁以后有退休工资，不签的我们不管了，什么都没有。结果我就签了。工作了23年只得到叁仟壹佰元的补偿，结果没过多久，又把叁仟壹佰元要回去，还倒付了伍佰元。我爱人是二级残废人，生活不能自理，儿子在上学，生活十分困难，我是老实人，上了张平安的当，我该怎么办。 整流变压器厂职工 徐玲   张平安一到小厂就卖掉了两台正在用的车，从此开始挥霍侵吞小厂的财产。张故意找茬，让工人离职，破坏生产。张平安还打击报复一些被他视为可能给他造成障碍或威胁的人，把关键的职位安排给自己的亲信，利用手中权力谋取不为人知的利益。 1994年，张平安刚上任时，我厂五间大库房堆满货物，库存价值二百万以上；厂院里还堆放着五捆矽钢片，其中日本产的有三捆。大厂保卫科的保险柜里还存着我厂八十年代加工产品余下的黄金碎片，约4080克，1995年，又接下了宁夏大坝电厂和甘肃门源炭化硅厂大订单。在这样好的生产形势下，张平安不是想着为国创收，为集体创业、为职工谋福利、办好社会保险，而是起了歹心。一方面克扣职工福利，将职工逼回家，一方面在别处私建新厂，以我厂名义另起炉灶，设两本账，收入归新厂，支出从老厂账上扣，并将厂里资产逐渐转移至新厂，没两年，厂子就被掏空了。（张平安在西安北郊草滩另开新厂的事，是我们在2004年10月无意中从以前的老客户那里得知的，他说：“你们厂效益好得很，在草滩另造一厂，面积比原厂大得多。”该客户2004年10月15日刚在草滩的新厂购入5台变压器。）

6、欺压工人的罪行

张平安一上来就开始赤裸裸的剥削。第一，用谎言欺骗退休老人，使老人“心甘情愿”被他每月扣掉20元。后来变成事实上的降工资，不仅不补偿，还一直扣到如今。第二，从他上任后，停止全厂职工药费报销，改为每年只发120元药费。第三，开始用各种借口大肆排挤走当时的党支部书记、副厂长、供销科科长、保卫科科长等，让上班的职工下岗回家，既不发待岗工资，又不办下岗证。当时政府有政策：下岗人数不能超过本单位职工的10%。张平安将我厂90%以上的工人撵回家，无法给我厂职工办下岗证。没有下岗证，就享受不到国家的优惠待遇，这使我厂被遣回家的职工既没有待岗工资，又领不到下岗补助。第四，违背自己的承诺，诱逼职工自动退职，对上当受骗签字的职工还要再扒一层皮。 张平安要工人轮流放假，名义是轮流放假，其实放假以后就再也没有回去工作的机会了。1994年12月张平安来的时候，工厂有90多个工人。当月他卖掉了两辆车后，立刻要大家轮流放假，那时候因为快到年底可能有东西分，工人就都不愿意走。到第二年开春（1994年12月到1995年3月），陆续走了第一批的工人，有40多个。当时张平安说各个小组都要不了这么多人，与其这么多人分这一份工资，不如一部分人出去在外面找些活干，而且还给到外面的人发些生活费，等到工厂有活的时候再让大家回来。当时在外面活比较好找，也比较赚钱，而且不用任何手续，因此第一批人比较自愿地就走了。第二批走了20多人，离开后每月拿70元的生活费，但是没给几个月，后面就降到了50元，大家都嫌少不愿意，张就干脆之后都不给了，之后第三四批走的人也都没有生活补助了，放假期间跟待岗一样，什么都没有，生活费也不发。 其实在当时小厂的活很多，第一批工人走了之后，剩下的工人就整夜加班，而且不给加班费和奖金，大家就开始有怨言了。张平安骗大家说杨希震在任时留下来很多账，为了补杨的亏空，就得再减员增效，要求大家继续离岗，加上这个时候大家活干得很多钱却拿得很少，而且张有意挑衅工人，逼走了很多人。第二批离岗的有一批装配工人，全是女工，张对他们说话很不客气，让这些工人很是生气，于是她们就和张吵架，之后一气之下就走了，整个工种也就撤掉了。另外一个硅堆组，由于很考验技术，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人从头到尾对一件产品负责，最后检查出来是谁的成品有问题就让谁返工。张来了之后，要求改成流水线作业，这样就不能有效地检查问题和责任，当时的组长不同意这么做，在跟张吵架之后也就走了，当时一些技术好的工人也就跟着组长走了。实际上张这样做是故意为了将这批工人逼走，然后让其将硅堆的技术和配方留下，后来小组撤销掉之后，张将这项业务转包给厂外自己的一个亲戚（即私办的新厂），让剩下的几个比较听话的工人去教那个厂技术。当时张对他们说反正你们在这里也没有活做，不如去外面赚些钱，等到这些工人教会了外面那个厂之后，他们就被炒掉了。装配小组也被撤掉转包给了外面，工人全部回家。有一次，硅堆的一个职工在商店里看到张在给会计张西玲（张平安的亲信，在我们厂身兼五职，包括财务科科长）买衣服，行为亲密，第二天就让该职工下岗了。这不就证明了一切了么？后来第三批和第四批都是陆续走的，跟他不和或是不听话的就得走人，到了1998年，全厂就只剩下10个在岗工人了；2001年的时候，全厂只有9个在岗职工。 张平安为了把工人赶出工厂，想尽各种办法。库房本来3个保管员，互相监督，结果他先让下了一个，然后说上班用不了这么多人，只让2个人轮流上班，一个单月上一个双月上；后来又不给发劳保，逼走了一个人，就只有一个人上班；之后还不罢休，又经常不给发东西，1998年又逼走一个。最后库房的钥匙就由他自己保管。在财务制度里，库房保管员是很重要的，张赶走库房保管员后，相关账目就都让张西玲来做，张西玲拿发票来小厂报销，谁都不知道到底有没有材料进到小厂里面来，她拿多少发票都可以报，完全不见东西。 对工会主席兼书记李桂月，先说她做书记不称职，让大厂再派一个书记李铁军。让李桂月去打扫大院、厕所，李桂月一气之下就回家了，办了一个内退。李铁军上来之后不长时间，张平安想办法找李铁军的茬，也不给他发工资，也不让他管事，尤其是财务上的。李铁军原来在大厂是中干，2001年没有打招呼就走了，保卫科长贾环城随之也走了。保卫科长走后，厂里就更加没人了，张随意拿库房的东西，让他的保姆来看门，钥匙也在他的手上。2001年从外面一次性拿了两张20多万的发票，让出纳陈美英来填入库单，陈很怀疑（入库单本来该保管员来填的），后来张平安就不再让陈填，改让别人填了。从入库单上很多人都能看出问题，但没有一个人敢提。出库单也是同样的。比如材料从小厂里出，出纳做账时客户要普通发票，通过这些发票可以看出，支出记在小厂账上，收入却记在小厂的分厂账上。活、材料和人工都是小厂的，结果收入流进了分厂，分厂的账户其实一直都在张的手上，钱这样就归张平安了。废品出库账、门面房账，除了转支票的以外，其他的全部不让出纳管，现金一类的都让会计张西玲管。 张平安到任后，杨希震谈的项目已经拿到了，张平安却还继续以经营不善等借口拖欠工人工资。职工去找他，他说自己没钱，不能发工资，职工们的医药费也不能报。1998年开始，张平安又把退休工资给扣下来，退休工人去找才给补上来。 以下是我们起来同张平安斗争后，张平安经常说的几句话，可见其本性。   张平安的若干言论 1、孙礼静带人把我告到检察院，引狼入室，狼进了门就得喂饱，我把钱都喂了狼，哪得钱为你们办事？找孙礼静去。 2、你们不是会告吗？我宁花一百万买路，也不花一分钱为你们办事！ 3、孙礼静想依靠下岗工人把我这个皇帝拉下马，他们有那个本事吗？我会要他们一个个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