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这是一份由西安整流变压器厂职工代表孙礼静口述、众多工人研究人员编撰的研究资料。研究的对象是一个很小的、仅有几百万资产、百八十名职工的集体企业，然而，正是这样的小型集体企业，曾吸纳了中国城市大部分的劳动者就业。在企业改制的浪潮席卷大江南北的时候，尽管有明文规定集体企业的财产由这部分工人所独有，并有权决定自己的厂长人选、决定企业的一切重大事项，然而，恰恰是此类企业却是最早也是最迅速地被私有化了的。起初，工人的权利由于工人的不团结不觉悟而被盗贼攫取，等到他们要奋起反抗的时候，发现工厂只剩下断垣残壁和更加难以对付的像豺狼一样凶狠的地产开发商。工人们失去了家园，青壮年工人颠沛流离于市场中寻找生存之道，老工人由于企业欠缴社保不能按期退休、获得医保，至死不渝地讨要说法。观察这一过程，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他们在为自己的生存不得不勇敢地斗争；那种各自为战的、散兵游勇式的斗争不断遭到分化瓦解；没有救世主，没有善良的豺狼，只有团结斗争才能为自己争取利益逐渐被工人们所认识。 根据这份资料我们发现，该厂工人斗争具有以下突出特点：第一，按照相关法律规定，集体职工有自己选举、任免厂长的权力，该厂在全厂职工的努力下成功罢免腐败厂长；第二，该厂工人代表不计个人名利，敢于斗争并坚持不懈，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尽管最终仍被分化瓦解，但通过斗争仍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第三，西安整流变压器厂工人通过斗争要求解决养老保险（包括93－98年并轨费）、医疗保险的问题，这一问题和要求在集体企业的工人中是较为普遍的；第四，该厂职工代表斗争策略成熟、斗争艺术高超，熟练掌握各种法律工具，利用一切机会向周围群众宣传，争取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该厂工人斗争状况，反映了原社会主义时期传统工人在经历私有化过程中阶级觉悟不断提高，在斗争、失败、再斗争中不断成熟的一般过程。西安整流变压器厂工人为民主管理工厂所进行的斗争是传统工人斗争的典型案例，从而，这份记录了该厂工人斗争经历、经验和教训的资料也是透视千千万万原集体企业工人的一把钥匙，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前  言

写这本书是我厂（西安整流变压器厂）职工们的共同心愿。 我厂是由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西安电力整流器厂家属队逐步发展起来的大集体企业（见西整字[2004]93号文件），包括下岗退休在内，我厂职工人数现约100人，在册人员33人（2005年7月18日省国资委来我厂召开听证会时，据当时的人事厂长兼会计张西玲说退休人员有75人。当年年底1人跳楼自杀。后又有8人先后病死、1人绝食死亡，故现应为65人）。在册人员33人中，有4人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因企业欠缴养老统筹金而无法办理退休手续。其余29人的养老保险金缴费情况参差不齐，有缴到2000年的、2001年的、2002年的、2005年初的。全厂职工都无医保。 70年代初，我厂职工用公共积累做基础，利用休息时间做义务劳动，靠捡拾拆迁的废砖头盖起了厂房，在八十年代生产经营还不错，有了相当的积累。1994年，主办机关西安电力整流器厂（现西安西电电力整流器有限责任公司，属国务院国资委管理）派张平安任我厂厂长。张平安到厂后，独揽大权，先后逼走两任党支部书记，无故辞退厂工会主席，变卖厂里汽车，将4080克黄金私自转移到他的老家贮藏，将盈利大的产品转包给外人生产，将一个好端端的工厂搞得发不了工资，又以种种理由辞退90%的工人，引起工人的强烈不满。 2002年，张平安让工人在失业证上签字，要解除劳动关系，却不给办理社会保险等手续，就连原本在工资中扣除的养老金都没有上缴到社保部门，被他私吞了。张平安用尽伎俩，先发声明，再写协议，逼迫职工在失业证上签字，他自己却不按照声明和协议给职工办社保，激起职工们的愤怒。全厂职工强烈要求上级西安西电电力整流器有限责任公司另派厂长，而西安西电电力整流器有限责任公司则袒护张平安，表示不会再派遣厂长，由我厂民主选举决定厂长人选。 经西安西电电力整流器有限责任公司西整字[2004]93号文件批准，在西安市公证处的现场监督下，我厂于2005年3月25日召开职工大会，集体罢免了原厂长张平安的厂长职务，选举高爱莲为厂长。2005年6月2日《人民日报》信息专报向陕西省李建国书记和陈德铭省长报送了记者孟西安采写的《西安整流变压器厂职代会依法罢免厂长——厂长不交权，主管部门不表态》的专题信息，经李建国书记和陈德铭省长批示，要求陕西省国资委了解情况，责成西电依法行事、维护稳定。随后，陕西省国资委承认了我厂民主选举厂长的合法性[陕国资字（2005）89号文]。但张平安拒不执行厂职工大会的决定，不仅执意把持企业的账目、证照、印鉴，而且强行拆除我厂配电房等设施，造成我厂停水断电，致使我厂新领导班子无法开展工作，企业生产完全停顿，职工生活陷入困难。 职工们要求上级主管机关履行职责、承认选举、移交权力，但西安西电电力整流器有限责任公司长久以来对我厂职工合理合法的要求置若罔闻，对张平安放任不管。有关部门也不履行法定职责，竞相“踢皮球”。工人到法院告张平安，法院说这只是劳动纠纷，得去劳动局；劳动局让我们去申请劳动仲裁；劳动仲裁又告诉我们劳动仲裁没有任何法律效力。工人们没有其他办法，最后只好采取向检察院举报的办法，希望检察院查处张平安，西安西电电力整流器有限责任公司就必须再派一个厂长，这样有可能解决问题，但检察院却同张平安相互勾结，给工人设圈套。被逼无奈，从2003年起我厂职工代表多次到北京上访，要求国务院国资委支持我厂工人的民主选举，要求中央查处腐败分子，但从人大、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全国总工会、国务院国资委、到国务院信访办，依旧没有一个部门解决我们的问题，相反对我们处处推诿、塞责，逼我们从正常上访走向非正常上访，然后寻找理由对我们进行打压。 我们经历了曲折复杂的斗争过程，也取得了一些斗争成果。迫于我们的压力，张平安先后给一些职工办了养老保险。2007年8月，张平安带领几个退休工人将工厂重新夺回，同时，为瓦解退休工人的斗争，开始逐步解决医保问题。在拿到养老保险以后，大部分参与斗争的工人都先后离开，只有少数几个人仍在继续坚持。目前斗争已经接近尾声，未来一段时期内，剩下几个人的问题也有可能得到解决。 我们是工厂的主人，即便已经退出斗争的职工，也仍以团结起来罢免张平安的创举而深感自豪。我们已经走完了法律的全过程、赢了所有的官司，我们没有成功并不是我们的遗憾，只能说是法律的悲哀。我们亲眼目睹国家制定了法律，而官员却带头率先破坏了法律。执法部门不追究张平安的法律责任，反而对我们依法维权的工人进行威逼、利诱、关押、拘留。职工依法反腐受打压，腐败分子瓜分国有资产无人管，这种情况并不是我们一个厂的特例。 尽管没能坚守住工厂主人的地位，职工们对这一斗争经历没有丝毫后悔，很多人多次同我商量，能否将这一过程写下来，留为纪念。我以花甲之年，担任职工代表，亲历了同腐败分子斗争的全部过程，感到无上光荣，我觉得自己也应该承担起这一责任，将我们的经历写成书，作为历史的见证。 书中 “大公司”、“大厂”、“小厂”等词语，特指我所在单位的行政管理次序，有其特定含义，阅读时请注意。“大公司”指西安电力机械制造公司，简称“西电”，是中央直属企业；“大厂”指西安电力整流器厂（改制后为西安西电电力整流器有限责任公司），简称“西整”，是西电公司的一级子公司；“小厂”或“小工厂”指西安整流变压器厂，是我所在的集体企业。 西电公司规模很大，一级子公司有十几家，子公司的规模一般在几千人左右，以微电机厂为例，原有职工近2000人，改制后让众多工人分批下岗，现在只有200多人还在上班；每家子公司又管理着很多家集体企业，集体企业的工人一般有几十到一两百个，大部分都面临着养老金、医保等方面的问题。这些集体企业都是60、70年代大厂职工的家属工（家属、子女）不拿国家一分钱、靠自己的艰辛努力建起来的。在隶属关系上，西安整流变压器厂（小厂）的主办上级是西整厂（大厂），主管上级为西安电力机械制造劳动服务公司（简称“劳司”，1982年全国都成立劳动服务公司，是八十年代成立大集体、解决待业青年就业问题的历史遗留部门）。西电的劳司是1986年成立的，负责管理各个厂的集体生产，属西安市领导，但直接归西电公司（大公司）管辖。因此，大厂和劳司同归西电公司（大公司）管辖。 张平安在未当厂长之前，曾经办过一个残疾人分厂，后来张当上小厂厂长后残疾人分厂成了空壳，专门给张平安走帐，书中的“分厂”专指残疾人分厂。张平安当上厂长后，还背着全厂职工在西安北郊草滩的农村老家私开了一家新厂，规模很大，把小厂的许多设备、原材料都运过去，收入归新厂、支出则从小厂账上扣，没两年新厂就把小厂掏空了，书中的“新厂”专指张平安私开的这个厂。 集体企业有两种不同的类型。1977年到1984年我在桃园路缝纫社工作，该缝纫社的上级是桃园电机厂，属于街道办的集体企业，这类企业被称为“小集体”；根据1984年西整厂劳司与桃园电机厂的协议，我同缝纫社的门面房一并转入大厂劳司，1990年又将我调到小厂，小厂属于国企主办的集体企业，被称为“大集体”。 我厂工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退休工人，称为“老人”，他们的要求主要是“医保”；另一部分是没有退休的工人，称“年轻人”，其实他们很多人年纪也都比较大了，接近退休年龄，却被张平安拖着不给办养老保险，“年轻人”要求张平安为他们缴纳“三金”，主要就是办养老金。斗争中这两部分工人的参与程度是不同的。在2004年10月选我做职工代表的时候，老人和年轻人都参与，都可以各自推荐代表人选并参加选举；在2005年年初罢免张平安、选举高爱莲做厂长的时候，只有年轻人（即在职职工）才有资格参加选举。尽管斗争要求不同、参与程度有差异，但这两部分工人的斗争对象是一致的、斗争方向是相同的，他们的问题也都是在腐败分子化公为私的过程中产生的。 本书的写作顺序主要按照历史发展过程。第一章为小厂的建设与发展过程，从60年代创业，经70年代建设，到80年代初具规模，这是一段工人们充满豪情、战天斗地的历史，见证了那个属于我们自己的火红年代。第二章写工厂的衰落过程，1994年12月张平安上任以后，不但继续拖欠工人工资，而且开始为所欲为，将工人赶回家、破坏财务管理制度、大肆压榨工人血汗、私开分厂掏空小工厂。工人不满越来越多，但还不敢通过斗争保护自己的权益。第三章写改制，面对张平安一次又一次对我们的侵害，部分工人开始斗争，但各自为战。我也为自己的事情多次上访，但劳动仲裁同张平安勾结，我个人最终无果而终。第四章工人们联合起来，我开始带着工厂的老工人和年轻工人一起同张平安进行斗争。经过艰辛的努力，我们举行职工大会，在公证处公证下，成功罢免张平安。但有关各方始终不敢承认这一结果，上级主管置若罔闻包庇张平安，从地方到中央无人为我们做主。自此我们开始走上漫漫上访路，第五章是我和另一名西安集体厂职工代表桑文英在上访过程中的种种遭遇。最后一部分后记是我的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