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各自为战
7、工人们的斗争
1986年开始实行社会保障，养老保险集体企业交3%，国有企业交20%。90年代改制后大集体和国有企业缴纳的保障金开始拉齐，需补齐每月17%的差额。职工自己交不进去，按国家规定必须由集体企业交，但很多企业拖着不交，出现了很多纠纷。
自张1994年12月到任始，他就一直没给我们办过三金一证：养老统筹金(包括并轨费)、医疗保险金、失业保障金、失业证。2002年张平安叫大家去他那里办失业证，他想他还是个厂长，能够叫大家来签字走人。工人们当然不愿意，因为张平安自己说他给我们交了三金，但是究竟有没有交呢？工人们就去社保处去查，发现不但是没有交养老金、连1993年到1998年的并轨金也没交。这样查了之后大家就更不愿意了，聚集起来坚决不签字。大家都说，如果不把这些办好、生活福利不给我们，怎么能够叫我们签字？我们就是不签。张平安就说：“你们都不上班了，凭啥给你们交？”你说他讲理不？当初是他骗着大家回家的。厂是大家建起来的、厂里的材料都是我们工人的钱买的，为啥不给我们交养老金？养老金是国家规定给我们的福利保障，是我们理所应当得到的。
工人们只能这样跟他讲，但是他坚决不给交。那时，全厂职工都没签字离开，人比较多，全都到小厂论理，张平安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神情，工人干着急没办法。于是大家就来找我了，这是因为我写过的一首打油诗引起大家注意，还有我平时说话总带着一种知识分子的酸文气，他们觉得我和一般工人不同。那个时候我还在家里，还没有和张平安发生直接冲突，我就叫工人们到大厂去：“你们去了大厂叫他们把他撸下来换个人就行了。”于是大家就一起去大厂，要求大厂重新派厂长。可是大厂的领导答复说，他们（大厂）已经改制了，而我们没有改制，所以今后我们厂的事情他们就不管了，由我们自己管。工人们当时就说了：“自己管咋办？张平安不给我们弄，我们咋办？权在他手里他不给我们办我们咋办？”后来大厂的领导就说我们是集体厂，可以自己选领导。但是大厂不给我们相关的文件我们咋选？
于是2002年5月大厂给了工人们一封函，说根据国务院88号令，如果我们对张平安不满意，可以自己重选厂长。但是那个函给了工人以后，工人们反而傻眼了，因为大家都没思想准备，选谁呀？
年轻人谁都不愿意当厂长，而张平安却怕年轻人将他撵下台去，当年轻人聚集在小工厂时，张平安就哄老人说年轻人要夺权，如果年轻人夺了权，就不会再给老人们发工资，要老人一定要保他。这样，小厂的年轻人和老人便发生冲突，年轻人还曾经找过我，向我说明原因，希望得到我的支持，并希望我能去做通老人的工作。在一次自发的职工大会上，张平安仍拒不答应为大家办三金，由于几个老人瞎起哄，会议无果而终。会后，几个明理的老人开始要医保，年轻人也为三金而发愁，都开始找我。我那时不想多管闲事，没多想，也提不出好的办法，只能说：“张平安是大厂指派的，还是应该找大厂。”正在这时，重庆的妹妹手腕骨折，年迈母亲还跟她生活在一起，我就赶紧到重庆去照顾妹妹和母亲了。
年轻人没有人撑头，老人也不配合年轻人，大家都心想：“算了算了别选了，还是张平安吧，叫他给大家交了钱大家走人就算了。”于是工人们就又去求张平安，张平安一见就更得意了，说：“叫你们选你们还不选，这还是非我莫属！” 这么一来，他一下子气焰就更上来了，坚决不给工人们交三金。说：“你们要签字就签字，你们签了字就自己去交那个三金。你们要不签字，我也不给你们交，到时候你们要交都交不进去，退不了休就跟孙礼静一样！”（我是从小集体调入大集体的，张平安一直不给我办调入手续，导致我不能正常退休。）
因为大厂坚决不管，工人们都不愿意，只能成天扭着张平安。所以张平安就耍了个写声明的花招，骗大家签字，因为如果工人们都签了字，交不交钱就是由他说了算的。因为权在张平安手里，我们只要签了字他就可以把档案转掉、钱却仍然不交，这样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而且也没办法挽回了。
声 明
我张平安以西安整流变压器厂法人资格的名义向全厂下岗职工承诺：为下岗职工负责办理（三金一证）：
一、 补交齐1993年～1998年期间的养老保险金（注：与全民体制并轨）。
二、 职工的医疗保险金办齐（从办证之日起办齐）。
三、 补齐两年社会失业安置费。
四、 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金、失业保险金交至与厂解除劳动关系止。
五、 本厂向下岗职工发放失业补偿金（叁仟壹佰贰拾元整）。
六、 以上五条件保证在签字之日起壹个星期内办理完毕，否则造成损失及后果自负。
下岗职工代表：刘和平 郑晓秦 声明人：张平安 2002.8.8
西安整流变压器厂（厂公章）
他当初的声明写得很清楚，三金都写出来了：养老统筹金、失业保障金和医疗保险金；还有一证，就是失业证，说是办了失业证可以和市面上的人一样去领生活费，那时候只要把94年到99年的一个补差费交了以后，工人们就可以到社会上领两年的失业费；但是如果这段时间不交的话，就只能拿半年的。可是当初工人都不知道。那时厂里的人就只想要93年到98年的养老统筹金，因为养老金是将来有关大家养老的，所以大家都很看重，而对失业金没有深究。其实失业金也是很重要的。这样的例子都很惨，很多工人只拿到半年的失业金，就是因为厂里没有交补差费。
你就看这个声明，写得多好，“三金交到签字之日止”，大家一看，都说“嗯，那还差不多”，就去张平安那里了。张平安就让大家在失业证上签字，大家就不愿意了，“你还没给我们办、你光是承诺、你得给我们办了再签字。”工人们也不是傻，那就不签，到处去查发现还是没办，就要求张平安办了再签字。张平安脑子又转了，说要和工人们签一个协议，让工人们写明了是自己要辞职他才给工人们去办。张对工人说：“我如果把三金办齐了，你们不辞职咋办？所以你们得跟我签个协议，保证你们一定辞职。你们要是协议里都不肯签字，就说明你们工人没有诚意！”老实的工人一看声明写的挺好的，就在张西玲写好的协议上签上名字。
协议书
西安整流变压器厂与下岗职工达成如下协议：
1． 本人自愿要求厂方补偿93年－98年与全民并轨的养老保险差额部分。
2． 厂方补齐养老保险应缴部分的差额到本人与厂方解除关系的月份。
3． 补齐后，本人愿与厂方解除劳动关系，并将档案转入西安市劳务中心。
4． 签定本协议的同时，职工应同时在失业证明书上签字，厂方按本人签定的失业证明书和协议书办理失业保险金。
5． 本协议签字生效，若有违约，责任自负。
厂方代表：张平安
职工代表：张红双 何奇 等（略）
大家心想，反正有声明了，那就按照声明办就行了，协议写得怎样就无所谓了，于是很多工人都签了字。但这并不是在失业证上签字。张平安看协议一签，以为大功告成，就让张西玲拿着工人们的协议去办档案转移，想把大家挪到社会上去、这样厂里就不用帮工人交钱了。然后，张平安叫来几个关系和他特好的老人守厂门，不准年轻人进厂门，自己就躲起来，还不是躲回老家，而是躲到他朋友家里去了，让工人们死活找不到他。年轻人那时候都以为协议一签就是当真了、档案也会被转走，全吓坏了；工人们再看厂长一跑，连厂门都进不去，更怕了。于是大家就把声明放大复印以后跑到大厂去，质问说：“声明都写了，厂长却不给我们办；骗着我们在声明上签了字，却不给我们交钱，现在我们要交都交不上去了！”工人们便坚决要求大厂罢免张平安。同时，由于几个老人为张平安看大门，年轻人也和老人有了矛盾，年轻人跟张平安之间更是水火不容。
那时候工人们确实是以为自己交不进去钱了。而事实上，张平安拿着协议去劳动局失业处把工人档案往外迁时，手续办不出来——因为这不是在正规的失业证上签的字，是无效的。手续办不成、工人们又闹得很厉害，张平安只好出来，继续向工人们诡辩，说要工人们自己先交钱、他张平安没钱了。
这就从02年8月一直拖到03年年底。2003年6月时，大厂来拆我们的厂房、门面房，阻止拆房的时候有许多工人被打伤了，但是连工人们住院的押金、住院费药费厂里都不给报销——大厂就一直这样袒护着张平安。厂里的房子拆了、张平安又不给交钱，有一部分人就跑到检察院举报张平安。03年6月，厂里职工第一次向检察院举报张平安私吞黄金的事，希望检察院能处理张的贪污罪行。当时没有人敢在举报信上签名，落款写了“西安整流变压器厂”，检察院说因为是匿名信，不予理睬。检察院不但不办理，还吓唬工人，说“举报查无实据”，“你们这样的小厂，怎么会有黄金呢。如果你们证据不足的话，你们会以诬告罪受法律制裁的”。这样就把写举报信的工人吓得不敢再签名举报了。
03年8月，老工人要医保、年轻人要“三金”。年轻人八九十个，张平安怕斗不过，鼓动老人保护他，老人们有60多个，他们都有养老，厂里给发，那时老人还没有进统筹（进统筹后社保机构给发养老金），所以他们也不想得罪张。张平安在小厂装配车间开会，年轻人要医保，老人就问什么是医保，因为张平安从来没有给老人报过医疗费，老人们都不知道医保，于是年轻人给老人讲了，老人就也向张要医保。年轻人想和老人联合，不过老人不愿意和年轻人联合，觉得年轻人要“三金”很多，而且跟他们没有什么关系。当时闹了几次，就是随便吵吵闹闹，没有组织，最终也没有闹起来。因此，有一部分工人就觉得失望了：选厂长时又没有人愿意出头，张平安又是这个样子。大家想就算了，这时候张平安又说，他能给工人们办到02年8月，那样工人们以后自己交还交得进去。工人们觉得交得进去就可以了，都想签了字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不再纠缠了。于是这样在03年年底的时候，就签了60来个人。
工人们签字，不是因为信服张平安，而是因为检察院、大厂都保护他，工人们是因为失望才签的字，心里都是不满意的。是觉得自己闹不赢，外边都在保他、我们不可能取胜，所以就不想再惹这个气了，自己赚点钱还能养活自己。这些钱也不想争取了，厂里的东西不要就不要了毕竟不是我自家的。
在那时签字之前，张平安还说要把一次性赔偿金（即买断工龄费）3120元给工人，最早发的一笔是在03年10月份。张平安几次说签字就发钱，吸引工人去签字，让工人们产生错觉以为签了字还有钱可以拿。到12月份为止，工人们就签得差不多了。这时候大家就要求张平安去办理保险，再不去办理就不行了，连03年的也交不进去。于是张平安就给大家办了，但要求只有大家把3120元退回去，他才给大家办。他对工人说：“你们把钱交给我，我才帮你们交养老金、并轨金。你们不交回来，我就不替你们交了。我还少麻烦呢！”大家一看，发现被骗了，可这时候已经在失业证上签了字，没办法挽回了。于是大家拿到的钱马上就被收了回去，有些人甚至是昨天拿到的钱今天就交回。其实这3120元即使是作为买断金也是很低的，可张平安还要我们自己拿这钱买保险。按照规定，保险应该是由厂里一直交到买断之时的，我们单位是03年年底签字，却只交到02年8月，张平安还要工人再给他500元才交到2002年12月，整整少交了一年。有几个人坚决不退钱，结果他们的养老金就一直没交成。另外二金一证毫无动静，由于没有交失业金，失业职工本应领取2年的失业救济金也只领了半年。对没有签字辞职的职工，养老金最多交到了02年6月，大部分只给交到01年8月，待岗工资和其他待遇一概全无。
这样到2003年年底，还剩下20多个没签字的职工，主要想解决养老金、失业金和医保金，于是他们到法院告，法院说这是劳动纠纷，你们到劳动局去。劳动局说你们去劳动仲裁，劳动仲裁更合适。结果劳动仲裁告诉她们说，在劳动仲裁可以赢官司，但赢官司也办不了事，因为劳动仲裁只能仲裁，没有强制的法律效力，只有法院才有强制的法律效力。就算仲裁局判她们赢了，也没法强制张平安执行，那结果就是花了仲裁费却没啥效果。仲裁局这么一说，他们就有点心灰意冷了。
劳动仲裁让职工们去找主管上级，但大公司和大厂一直都不管，工人们要求大厂另派厂长，但大厂不派。工人们想着如果到检察院举报，张平安贪污成为既定事实，那上级就会再派一个厂长来。于是在04年3月，厂里职工第二次举报张平安。检察院又没回音。有工人来找我，我说如果你们一点都没有行动，过期要作废的。于是工人们就有点担心了，怕再过一段时间哪里都不管他们了。他们也想，东方不亮西方亮，总有一个地方是走得通的、可以罢免张平安的。经过三个月的心灰意冷之后，04年6月她们又开始去检察院举报。第二次以及以后的去检察院检举，是被逼的，职工实在是没有别的路可走。
结果第二次检举，检察院挖了个坑让我们职工去跳。检察院跟职工说，这些银啊、铜啊不值钱，你们就别写在举报材料里了，写多了我们检察院不好检查。反贪二科李卫民指示：“只写黄金一事，只要黄金查出来其他的就迎刃而解了，不要在这个举报上写。”这次举报，我厂职工将前任厂长、保卫干事、副厂长、会计徐昕作证人写上。起先张平安仍不承认，徐昕主动出示了他签字的移交单。 04年7月果真在张平安家里搜出了黄金，但检察院又说光有黄金证据不足。检察院的结论是口述的，没有书面的结论：“涉嫌贪污的主观犯意不能充分证实，故认定涉嫌罪证不足。”职工们当然不服了，说既然罪证不足，那还有铜。检察院就说你们只举报了黄金啊，铜又没写。职工们就想，那这样我们就再举报一次，把铜都加上去，可检察院不干了。检察院的工作人员说：“你们04年3月举报的黄金案已结，不能再提。”他们说黄金已经立案，不能再次立案。黄金证据不足，又不能再次以黄金及其他财物立案，职工们就没办法了。
以下是对前三次举报材料的基本情况说明。
前三次举报材料的说明
第一次举报时间：2003年6月
无结论查无实据(厂长、会计说不知道)
第二次举报时间：2004年3月29日
回答：涉嫌贪污的主观犯意不能充分证实
故认定涉嫌贪污的证据不足 反贪二科
结论：挪用公物，不能算贪污
第三次举报 时间：2004年10月
被举报人：张平安，男，汉族人
张平安是西电公司整流器厂正式职工，1994年指派到我厂担任厂长职务
举报内容：贪污
一、将厂里黄金约4公斤私藏家中
二、厂里门面房租金去向（还有车房）
三、审查十年来厂里的财务帐（还有厂里设备）
举报人：西安整流变压器厂全体职工
自从张平安担任厂长以来，给我们厂带来灭顶之灾
一、将全体工人全部赶回家，逼工人签字辞职解散厂里所有的组织，把所有职工逼回家，所有组织可是自然就消亡了。连看门的人也换上他的亲戚，现厂里除他的亲信会计外，已没一个职工上班了。
二、大厂强拆小厂厂房时，工人在厂里被打伤，他不管不问，连住院费都不给报销（他也是大厂正式职工）。
三、厂里黄金他拿回草滩老家，藏在他家里，当检察院的同志问他时，他还说不知道。厂里工人们的三金不给交，老工人的医保也不给办，说没钱，把黄金藏在家里是为什么。
四、迫害老工人，歧视随房过来的老工人。经常是不给涨工资，当门面房被拆时，停发老工人的退休生活费。当省工会，特别是中国残联转下来让街道办事处过问此事时，还笑其级别不够。逼得老工人五上北京，受尽千辛万苦，直到如今仍未解决。
就是这样一个接一个的踢皮球。最早工人只想要三金，到法院告张平安，法院说这只是劳动纠纷，你们得去劳动局；劳动局让我们去申请劳动仲裁；劳动仲裁又告诉我们劳动仲裁没有任何法律效力。工人们没有其他办法，最后只好采取向检察院举报的办法，希望大厂会再派一个厂长来解决问题，但检察院却又给工人设了圈套。在法院、劳动仲裁、检察院的圈子里，找不到一条出路。
8、张平安开始欺压我
1994年张平安到任后，发现我拿奖金跟厂长一样多，非常不满，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说：“我是厂长，凭啥我拿的跟你一样多？”当下就把奖金给我取消。在大厂劳司工作时，因朱光孝的迫害，我患上青光眼，治疗青光眼的药费也一直报销。张来后，说：“你的协议上写明与本厂职工一视同仁。大家都不报，所以不给你报。”当时我的儿女正面临中考、高中会考，儿女前程要紧， 我无心与他纠缠，咽下这口气，随他去。
1998年，退休工人涨工资。张平安对我丈夫说：“你家确实太困难了，一对残疾工人工资这么低，一双读书的儿女。唉，咋过呀！下个月我给孙师傅发40元补助。”我丈夫千恩万谢，回家对我说：“你还老说人张平安不好，他还想着我们家困难，要给你发40元补助呢。”我一听，说：“哎呀，黄鼠狼给鸡拜年了，我得去了解一下。”出去打听了一下，原来是给每个老人涨55元，补发一年。
02年上半年年轻人起来维权，下半年老人要医保，都来找我。因张平安没扣我工资，我没参与。02年8月，我妹妹胳膊骨折，我到重庆照顾母亲和妹妹。03年2月，原来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姜梅芳给我打电话，说除了我俩别人都涨工资了（313元到373元），叫我赶快回去。我赶紧回西安，2月15日，我去找张平安和张西玲问。张西玲说：“是给正式工涨工资，你们俩是临时工，所以不给涨。”我说：“你说我们是临时工，那请给出证据。”张：“养老统筹的名单上没你俩名字。”我说：“既然没我俩名字，那又为什么给我俩发工资？”张西玲无语。张平安说：“房子一拆，你们就连工资都没了。下个月就拆房了，给你俩涨也没用。”
我去找大厂，大厂进不去，再到大公司，再到劳动局和市总工会。我到市总工会去找，信访接待的同志给我写了介绍信，再拿着介绍信去找大厂工会主席。由此我找到大厂工会主席兼党委书记康爱琪。康爱琪看了我写的材料，说这是上访材料，我应该先去找个律师帮我写。
我请了律师，帮我写了材料。材料中有一句：房子已拆，工资被停。而我实际上说的是：房子即将被拆除，房子一拆，我就会停工资。我不知道为何律师写的和我说的不一样。后来康爱琪就指着这一句声色俱厉的说：“胡说八道，你说房子已拆，明明没拆，你说拆了，这就写的不对。”旁边一个女同志帮腔：“就凭这一句，他们就可以送你去派出所，定你个诬陷诽谤罪。”我也傻眼了，我去找律师，律师说：“他故意吓唬你呢，你让他告去。”4月7日，我又到市信访局，姓孙的科长说：“我已接到主任的电话，已经知道你是个大骗子，专会造谣、欺骗人，我们以后不再接待你。”
市信访局碰壁以后，我心一横，简单的收拾一下行李，买上到北京去的火车票，开始了赴北京告状的上访路。
我没去过北京，不知道北京的气候，没多带衣服。第二天北京就变天了，刮风下雨，气温骤降，我被冻得发抖，感冒发烧了。当国务院信访办给我开了“介绍信”后，我就急忙买票回家了。这是第一次到北京，只有7天。
从北京回到西安后，我又去找省工会、省人大，当时人大还管，现在不管了。03年11月我去了陕西省人大，人大给我的答复，由于他们只解决法院立案了的，所以建议我不要再找信访。我觉得那时还有点好人，他们叫我去找去找西电公司的一把手、最低也找二把手，说只有找到那些人才能给我解决问题。当时给我开了一个介绍信，让我找西电解决问题。西电公司的第一把手叫濮天祥，书记叫张立世，副总经理就是刘正学。我去找到濮天祥，说是人大叫我来找他，但濮天祥说自己不管这摊事，叫我去找刘正学。
刘正学是二把手，我见到了刘，他对我说：“很多时候都是要有牺牲的、每一件事过后都是有人要作牺牲的。你看你的孩子多好呀，我非常佩服你的才能，你这么困难能把你一双儿女都供养上大学，就凭你自己的能力，你让他们能顺利的上大学、还都是重点本科，我们西电公司哪一个不佩服你呀？所以我们相信你是有能力的，今后你的孩子大学毕业也就把你养了，这点退休金你就做个牺牲吧！”
这是他的原话，我牢记在心。听他这样无耻地说了以后，我也没和他吵，平静的说：“行，我愿意做这个牺牲。”
他就显得非常高兴，说“好好好”。
然后我说“我只提一个问题好吗？”
他说“好好好，你提你提！”
我就说：“刘总，我做的这个牺牲，能不能和江姐、赵一曼划等号？我做的牺牲是不是为了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如果是，我也能做这个牺牲、我也能像江姐一样，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不皱眉头带微笑。但是，刘总，如果我所做的这个牺牲，不是为了党的事业也不是人民的利益、而是为了满足某些人的贪婪、助长他们的腐败堕落，请问刘总，这样的牺牲我是当做，还是不当做？”他听我这样说，马上就不吭气、也不理我了。但这时，我并不是作为工人代表的，我还是为了我自己的利益。
刘正学后来就说，“你这个事情，归劳司解决。”然后他就把西电劳司的经理叫来、那个经理又把张平安叫来。张平安就说不是他要停我的工资，是大厂拆了我带来的门面房，他停我工资是为了让我能去要赔偿。他说不是他张平安拆我的房，如果我去大厂把赔偿要来交给他了，他就给我开工资。你说这话混帐不混帐？张平安说他停我的工资是为了我好，因为他不停我的工资我就没有理由去告状了！“你把赔偿要回来交给我，我就给你开工资。”他就是这么说的。
第二次上访是03年11月底去，12月中旬回来的。我这一次几乎走遍了中央几乎所有的信访部门。这一次是以观察为主。在这些信访口岸，我观察接访窗口的态度，帮不认字的上访人填写上访表。当上访人叫我去天安门、中南海时，我摇头。那时，我是文明上访。
由于北京劳动部说我的问题是企业造成的。劳动部门的人说，小集体不能进大集体是指不能按同级工作调动办理调动手续，需先办个补救措施。在03年11月，因省工会帮忙，市劳动局第一次为我写了介绍信，要我们单位按政策为我办理手续。到劳动局我才知道，94年有个文件，关于企业的遗留问题。像我这样，小集体不能转换大集体可以补办个招工表就行了，工龄不受影响，连续算。这个政策从94年开始，01年结束。94年正好是张平安上任。这使我更增加对张平安的不满。04年4月的时候，西电公司刘正学还要我找这个“补救措施”的文件，我跑了很多地方，吃了很多苦才拿到。
这时候，厂里的其他职工都争斗平息了，因为签字了的都走人了，不签字的少数人就是后来和我一起罢免张的20个人。厂里的人还是一直都很关心我这边的情况，一直来问我咋办咋办。我一直说“管它呢，到时再说。”工人们很希望我带头，但看我始终不往这上面说，而且他们02年来找我的时候我没有答应，所以他们也就只是过来问一问。我就是一直为自己的事在跑，说不通我就往北京跑。
04年5月，我第三次北京上访，结果补发了我前8个月的工资。歇了两个月没上访，上访一停工资就没有了。所以6月又第四次去北京上访，西电公司驻京办事处来接我，说：“这个事情你还是回去吧，刘总一定认真给你处理！”刘总说要5方会谈，把我骗回西安。结果回到西安，他又说没说过找我开会的事，我在家呆了一天，第二天就上北京，这次在北京呆了一月。
9、我开始非正常上访
04年7月份我第五次赴京上访。以前几次上访我都是非常规矩的，但规规矩矩没有任何效果，这一次我被激怒了，成了完全的非正常上访。他们到北京来接我，我坚决不回去，哪里人多我就往哪里走、往哪里叫。去北京去中南海，玉泉山，钓鱼台等，天天去。在北京国际电视广播台那次闹得最凶，去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是这家电视台，其他人一起说要去电视台我就跟去了，在毫无希望的情况下，大家都漫无目的的找新闻媒体，希望可以通过报道来取得转机。进去之后，当别的上访的人在被问“你有材料吗”时都在翻包，我都是先拿一份材料在手上，所以就马上把材料递上去。警察、保安“呼啦”一下全部上来翻我的包，把我包里的材料全部翻光了。他们告诉我说，说我的材料转到外国人手里了。旁边上访的人告诉我说拿我材料的人其中有一个是外国人，保安也说我的有一份材料被交给外国人，我当时一愣：“什么，刚才是个外国人？他说着很标准的中国话啊！”
后来我还和一大堆人一起去过玉泉山。我怀抱烂席子、身背烂布包。西电公司的人来找我，我就和他们捉迷藏。大厂第一次来找我的时候，我去了中南海。
在那里登记以后，我对中南海派出所的人说：“我眼睛不好，天黑了就看不见了，你们得让我走。”
他们说：“让你走了你还到中南海去不？”
我说：“不去，我一天只去一个地方。”
我这一走边上也有人愿意走。没走的人后来告诉我说，“你刚走你单位的人就来找你了。”我听了这以后，就知道中南海下次肯定不再会放我走了。中南海不放我走，我还可以去玉泉山。
玉泉山可远了，那个地方你愿意待就待。玉泉山经常有国家领导人在此避暑，我在那个地方待了两夜三天。我们一开始去就是闯门，在门口喊口号，于是工作人员就把我们拉到香山派出所。
到了香山派出所，他们说，“老太太你回吧，这儿离南站（北京火车南站，上访人员一般集中于此——编者注）那么远，到了晚上你怎么办？”
我说：“是你们把我拉过来的，你说让我见领导的，不见领导我不走的。”
他们就说：“天黑了呀，再说领导也不来啊。”
我说：“天黑了我就待在这。不见领导我不走。”
他们又说：“那我们是不留你在这里过夜的。”
我说：“是你说能让我见领导的，不让我见领导你要我走我不走。”
于是我就在派出所的正门口横着铺了席子睡在那里，那还有探照灯。他们一见我这样就说：“老太太你这样我们走来走去把你踩到了怎么办？”
我说：“那你们就从我身上踩过去吧。”
他们还让我去屋子里边说有椅子，我说里边闷得慌、外边凉快——其实快把我冻死了。我在那待了两夜，第三天他们没办法了，就打电话骂我们省的驻京办，还把我叫到边上听他们骂。到了晚上7点多，就开始做我工作、并亲自开汽车把我送到北京南站。
后来我们单位的人来了，我又第二次跑去玉泉山那边。这一次我闹的很厉害，他们一见我，马上说：“呦，你怎么又来啦！我都跟你说过了，我们实在没办法，你们单位的人我们也叫不来。”
我说：“这回我不难为你们，我就要你们给我们地方上打个电话我就自己走了。”
他们一听我说不难为他们，马上说：“你就在这站着，我当你的面打。”然后当着我的面打了电话，把我们驻京办的人大骂一通。看他们打完电话我就悄悄走了。那时我们单位正在中南海截我，被骂了之后就知道我到了玉泉山，打了出租车就奔过来，玉泉山多远呀！等他们到时我早已经走了。那时我还不想被他们截到，所以不想再去中南海，因为再去他们肯定不会放我，所以我又到钓鱼台。这样捉了几回迷藏之后，我想了想又回到中南海，让他们把我接走了。
到了8月1日，西电公司的人就给我买了卧铺票让我回去。他们许诺我回去领导一定见我。还打电话给濮天祥，我听电话里声音正是他。心想，濮天祥要接见我这就行了！反正在北京，我说啥他们都同意。回去之后他们还真的找我谈了，注意听我说话，也不和我顶了。劳动仲裁也给我打电话，说政府要参与这个事件、好好地给我解决。开始的时候，我心里一直很高兴。
而事实上呢？濮天祥还是没有见我，是刘总见的我。我就向他要求赔偿我上访期间的损失。他说：“你给我们带来了多大的麻烦、这么多经济损失，你还要赔偿，我们不扣你的钱、不惩罚你已经很好了，你还想要赔偿？”
我就说：“刘总，我这人认死理，我还非常听领导的话。那么今天，要么你给我赔偿，要么你给我惩罚、送公安局、或者给我判刑、或者给我千刀万剐，否则这个赔偿我是要定了。”
然后党委书记张立世过来给他解围，我不认识张书记，说：“我和刘总说话，有你们插的什么嘴？一边扇着去！”
他们边上人说这是我们的张书记，我就说“啊？张书记呀！”
他说：“嗯嗯嗯，确实我们党一定要关心群众，这是我们做得不好。”
他说得特好听，并把我拉到一边去他办公室坐，这样我才把刘总放了，不然那天我要把他缠死了。然后到张书记那边，他就问我什么事，我就说了一遍，说到最后他说了一句，“你是有理的”。我想，要是党领导企业的话，他应该是一把手，可现在他连二把手也不算，二把手是刘总，他被架空了。我觉得张书记是代表党和我说话的，不是代表他个人，他是以西电公司党委书记的身份和我说话的，他说我是有理的！所以我说：“呀！我总算听到党的声音了。”然后我还把我做的歌递给他，他说我写得好、有一定的才华，说他非常佩服我。后来他说让我先回去，大家商量以后一定给我慎重解决。
第二天我就去大厂了，因为大公司说一定考虑我的赔偿，我就先到大厂要求见大厂厂长班建，他们说班建到国外去了，其实哪是去国外了，是躲起来了。我和大厂的人辩论，他们个个败下阵去。第二天大厂的书记康爱琪说和我面谈。
也就是这时，劳动仲裁给我打电话来说政府出面、一定给我解决问题。然后他们就出来，设了个陷阱让我跳进去。就是这个陷阱，让我彻彻底底地开始带领大家维权。
这是2004年10月9日，在这之前，我一直都是为了我个人斗。
10、入陷阱，放弃个人利益带领大家一起斗争
第五次之后被他们接回西安，劳动仲裁（代表政府、刘总参与）特别热情，说要给我解决问题。当时我以为受到重视了，自己的问题也就差不多了，后来才知道大多数的上访人都有过像我这样被骗的经历。
劳动仲裁说调解完了，让我在与大厂师雨梅、劳司梁培轩的一份记录上签字。我对他们的调解不满意，所以就在签字时，紧靠着协议写完的地方写了“我不是要饭的”，再紧接着写了我的名字。我想这样我写的字和他们的条款的中间就没有了空隙部分、他们就不能事后再插入条款了，他们想把这几个字抠都抠不去。
这个陷阱是啥呢？签完这个以后，他们当然觉得不妥啊，于是他们就问我工资级别是多少，那时候我还不像现在对这些文件理解得这么深这么透，他们说了以后，我对他们所说其他方面的都不同意，不过不同意也没有什么关系，我只关心退休工资由哪开、由哪发放的问题。劳动仲裁吴建中处长说：“我作为处长，就关心你的工资问题。我们要把你的退休工资落到实处，张平安发不出的，就由大厂给你发。”我就问，“是大厂劳司给我发、还是大厂给我发？”他说：“大厂劳司都不存在了，当然是大厂给你发，这么大个工厂发你这个几百块钱还发不来？你还要担心什么呢？我觉得这点是我们能给你做的最大的努力了，也只能如此了。”
我一听既然是大厂、国营的给我发，当然就同意了。他见我同意了，就让我在最后一张调解书上签字，叫我“不要写这乱七八糟的了，你签你的名字就行，不要写‘我不是要饭的’，只签你的名字”，还说：“我是代表政府的，难道你还信不过我吗。”我的眼睛不好，他们把字写得又小又潦草，我让他们给我先读一遍，他们给我念的内容说的很好，基本上都满足了我的要求。我觉得他们是故意不让我看清楚，就问他我签了字之后这张东西他给我不，他回答说“那肯定要给你的”。我想那行，于是签了字然后马上把这张纸压住，说“这张是给我的！”他说“哎、你不能不讲理呀！这只有这一张，你签了以后我们还要拿去复制、打印，然后盖上章，然后再给你。你这样拿走了我们就没有了，那我们咋给你执行呀？你先给我，明天我们肯定会给你一份完整的东西。”我想他说得也有道理，就交给他了。
可是，当第二天我去的时候，就是10月10日那天，他们人都在。我一去就向他们要东西，因为他们写的条款很潦草，我看不清，所以我心里悬着。结果他们说：“这个调解是西电公司提出来的，不是你提出来的。如果是你提出来的，我们是不会出面的，既然不是你提出来的，这个调解书我们不能给你的。”
当时我脑袋“轰”的一下，“原来政府也会撒谎！！”那上面写的啥呀，我又看不清，我就把字签了！我心想：完蛋了！完蛋了！我自找的！我想了一下之后，就站起来，沉着脸对他们说：“我随便你们怎么给我设圈套，我知道你们有权，但是人心不可愚，张平安你记着，我孙礼静将带着全厂的工人问你要医保、要养老金。我从现在开始向你宣战！”说完我就走了。
现在回顾这几次和政府周旋，其实我还算比较谨慎的，但即便这样还是上了当。我想我什么成果也没有取得，但是却被教乖了，明白了即使政府出面也不能相信。从那时开始我对政府也产生了怀疑，我的经历就教会了我这点。后面跟这些人交锋时，我当面说他们官官相护、欺骗人民枉为国家机关，他们都从来不敢辩驳，这也是他们把我逼出来的。之所以走上这一步，全是被他们逼出来的，他们也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