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进步青年写作组           来源：进步青年网

文革是毛主席依靠个人威信而发动的群众运动。与土地革命等群众运动相比，文革的历史条件存在很大局限性。一是大部分工农群众并未认识到文革的必要性。建国以后，普通群众、尤其是工厂工人和国家机关职工生存状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部分工农群众都真心拥护共产党，拥护当地的党政干部。因此，文革初期北京学生来传播革命思想，底层群众都反对学生的观点，甚至响应地方当权派的号召参加围攻。总体上看，工农中的造反派只占少数，保守派占大多数。到了文革后期，群众或者支持邓小平复出，或者作壁上观、远离政治，基本上都不支持四人帮。正如毛主席所说，对于文革，“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二是指导文革的理论仍不完善。直到今天，对社会主义社会如何进行阶级分析，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以往运动都能从生产关系中明确划分哪些是剥削阶级和斗争对象，但文革中没有准确走资派的阶级标准，只能从思想观点、工资收入，甚至家庭出身来寻找对立面，“地富反坏”、知识分子屡次遭受运动冲击。群众在实践中很难搞清到底领导该不该斗、该斗到什么程度，经过武斗等反复之后最终走向政治冷淡。三是军队是最保守的力量，但文革中只能依靠军队实现大联合。文革初期军队保护老干部、镇压造反派，后来在制止武斗过程中军队解散、甚至消灭了造反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以后，军阀作风、命令主义、残酷斗争也盛极一时，军队整顿了大部分造反派和很多老干部，军代表主持下开展的一打三反、清除五一六等都制造了很多冤假错案。四是造反派是发动文革的重要依靠力量，但造反派存在严重的派性。同以往群众运动不同，文革没有经过长期的斗争发动，涌现出来的造反派也没有经历过考验，相当多数无法领导群众继续前进。纵观文革，造反派只是在文革初期较好的贯彻了毛主席的意图，随后很快被运动所抛弃。造反派追求的往往是小集团权力，较少考虑大多数人的愿望和诉求，目光没有放到推动社会关系变革、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上，而是紧盯着革委会中的权位，派性成为大联合的严重阻碍。实现反修防修的目标，必须建立稳固的群众组织，而在文革中，只要保留群众组织，就存在武斗的威胁，军队既消灭了派性，也同时消灭了群众组织。群众组织瓦解，保守势力清除四人帮是迟早的事。 正因为存在这些突出的局限性，反思文革所取得的历史成就，才能明确其伟大历史意义。 第一，限制干部特权，捍卫了社会主义方向。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跟江西省委副书记王卓凡等人谈官僚主义的问题：“苏联的政权变了颜色，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迫害。我们国家也有危险，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是存在，甚至比较严重，官僚主义思想也比较严重。打击迫害、假公济私、忽‘左’忽右、形‘左’实右的事有没有？……这一代不变，下一代、下几代会不会变？有变的社会基础嘛。苏联就是教训。我很担心高级干部中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现在高干子女特殊化成了‘正常化’”，“他们放假回家，黑龙江省委还请哈军工高干子弟吃饭，工农子弟就不请嘛！这说明了什么问题？”1965年6月，毛泽东曾向一同重上井冈山的护士长吴旭君和自己亲属说：“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毛泽东所忧虑的并非仅仅针对中央个别领导人。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在十三陵水库管理处大讲选拔“无产阶级接班人五条”是针对干部选拔体制；1965年元月毛泽东亲自定稿“二十三条”的核心，是针对干部存在的问题与体制；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所思考的仍是针对干部体制存在的“特权”、“等级”等问题。文革前，毛泽东通过一系列运动试图解决官僚主义的问题，都没有成功，但都没有解决问题，在文革中，毛泽东找到了解决办法，群众起来公开的、全面的、自下而上的揭发党的黑暗面。文革期间中国很多特权现象被批判、被消灭，干部要到工农中参加劳动，子女跟普通人一样上学、入伍。文革前，很多单位干部独揽大权，工人只能享受福利，而没有管理工厂的权利。企业干部长期不按中央要求执行鞍钢宪法，大部分工厂都是文革以后才执行“两参一改三结合”。革委会建立以后，各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都广泛参加到工厂管理中，工厂制定生产计划、改革规章制度、开展技术革新都要开会征求工人的意见。文革前是工人怕厂长，文革后是厂长怕工人，如果干部独断专行或有其他不良作风，工人马上就可以贴大字报批判。文革后，尽管屡经反复，但社会制度仍取得很大进步，劳动群众参加到工厂、学校和机关单位的管理当中，真正当家作主。文革期间有效遏制了中国滑向资本主义的趋势，捍卫了社会主义方向。 第二，纯洁党组织，初步实现了反修防修的目的。文革之前，党是神圣的化身，是不能批评的。积极分子没有入党时，要努力表现，争取获得党支部的认可；一旦入党，就可以高高在上评价群众先进和落后，群众不能到党支部中监督评论党员。党的干部更厉害，批评干部甚至有可能成为“反党”。毛泽东讲：“共产党打了天下，工人地位有了改善，农民得了土地，都拥护共产党。这些人贪天之功为己功，把自己当成党的化身。他们说什么，就叫党的领导，相信党就要相信他个人。他们提倡不讲原则，提出无条件服从。不是服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而是无条件服从直接上级。提倡盲从，提倡奴隶主义。”大联合后，全国范围按照“建党50字方针”整党建党，党员面向群众开展评议，群众也可以批评党的干部，得不到群众认可的人被清洗出党。以前提倡“宁犯路线错误、不犯组织错误”，这种奴隶主义思想被打破，普通党员重视思考方向和路线问题，重新去跟群众打成一片。以北京市针织总厂为例，整党建党由民主讨论、意见集中和与群众再讨论等几个阶段组成，即“四讨论三集中”，人民群众来决定党委的组成人数和确定候选人名单，工人们通过深入的讨论，确定了最称职的27人组成新党委。根据上海市1119个工厂的不完全调查，经过选举后，原领导人只占新党委委员中的37%。 第三，工农进入革委会，有效改善了政权结构。文革前号称是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实际上普通工农连参与政权都不可能。上海是一个工业城市，文革前历届党委和人大常委会中，没有普通工人代表，到1965年市第五届人代会只有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张祺1人算是工会方面的代表。但文革以后，工人进入了政权机构，1970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105名委员中，工人代表43名；上海1971年恢复成立的第四届上海市委中，7名市委书记中工人占两名，16名市委常委中工人占4名。1968年3月南京革委会成立，79人中25人是革命干部，9人解放军，45名群众代表（20名工人，10名农民，10名红卫兵，5个文艺界、知识分子的代表）。这些进入政权机构的工农并没有像以前那样成为专职的党政干部，就连副总理陈永贵、吴桂贤都执行“三三制”，每年三分之一时间回大寨、陕西国棉一厂工作，工资也在原来单位拿。文革前，干部和机关职工属于“干部”身份，普通工人属于“工人”身份，两者之间差别明显，工农很难成为“干部”，也更不可能参加社会管理。文革打破了这一界限，有445万工人以工代干，被调到干部岗位工作，仍然领取工人工资；几百万农民以农代干，做干部工作，仍然作为社员计算工分。不仅如此，按照毛主席“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指示，大批工宣队进驻新闻、出版、文艺以及大学、中学、小学等“上层建筑领域”，担任各级党政领导，都是实职、掌握实权。 第四，探索自下而上重建了群众组织。文革前，工青妇等各类群众组织名存实亡，都在当地党政干部领导下工作，作用只能到“吹拉弹唱”、发福礼品的程度，对各级党政机关无法发挥监督职能。文革后，群众获得了组织起来的权利。经过大联合，尽管造反组织被取缔，但工厂里重新组建了职工代表大会、工人管理小组等多种组织。北京市针织总厂从工厂、车间和班组三个层面组建了工人管理小组，由工人民主选举产生。工人管理小组从劳动安全、财务等方面，对革委会正常行使职能进行监督，充当群众和干部之间的桥梁，通过召开车间、班组会议，征集工人对生产计划、产品质量、投资项目等方面的意见，实现工人对工厂的管理。工人管理小组还参加党支部会，从党群关系、政治方向以及生活作风等方面对基层党员干部进行批评和监督。其他工厂也建立了类似的组织，有的接受职工代表大会领导。文革前群众组织由政府领导，地方干部任免由党垄断，干部好坏群众组织没有发言权。文革后发生了变化。在派性斗争很弱、较好实现大联合的上海市，群众组织不仅没有取消，而且对各级革委会、党组织都有重大影响。1972年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更名为上海市工代会，1973年以工代会骨干为主组建了上海市总工会。上海市总工会充分利用中央要上海“向党政机构输送优秀工人干部”的要求，在局、区、县党委或革委会增补或调整领导成员时，便输送工人新干部进入党政机构，还以“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名义派出工人干部。 第五，实现妇女解放，增强了群众力量。毛泽东高度重视妇女解放运动，认为妇女解放是社会解放的重要组成部分，离开了社会解放，妇女解放是得不到的；同时，没有妇女解放，社会解放也是不可能的。文革前，很多工人的妻子没有工作，困于家务之中。文革后，采取多方面措施解放妇女，促进了社会进步。一是突破资本逻辑，广泛动员家属依靠劳动投入建立大集体（由国企管理）、小集体（由街道、公社管理）企业，使妇女广泛参加社会劳动，既补贴家庭收入，又改变社会地位。家属工厂迅速发展，有劳动能力的妇女基本都参加了生产。1949年全国只有女职工60余万人，占职工总数的7.5％；而1978年为3128万人，占职工总数的32.6％。在农村，妇女出工率达90%以上。以南京光华东路第4无线电配件厂为例，开始女工们只能用手绕电容器线圈，后来改用机器，到1971年已经能生产22种类型、150种规格产品，电容器产量从1966年的150万只增加到1971年的800万只。二是改善妇女福利，减轻家庭负担。文革中，托幼儿园和妇女保健大发展，妇女生育有56天产假，工资照发，生病可以领取正常工资。文革期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推行较快，城乡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很快，南京市1972年城区生育率下降到0.8%。文革继续推进妇女教育事业，文革后期女童的入学率达到90%以上，在世界上也是领先的。三是动员妇女广泛参与政治。文革前，妇女领导干部比例很低，很多妇女对入党也漠不关心。文革后，大批妇女积极学习阶级斗争力量，很多担当了基层干部职务，妇女参政出现了第二次高峰期。大联合以后，江苏省各级革委会都有20%的妇女。到文革中后期，妇女干部比例达到了顶峰，高达30％左右。这不仅是几千年来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在当时世界主要国家中也是独一无二的。世界各国当时也纷纷学习中国妇女解放的成功经验。 第六，锻炼群众，极大的提高了群众觉悟。尽管文革中后期，大部分工农群众都充当了保守力量，但文革普及了马列主义理论，造反有理等毛式语录深入人心。工农群众在文革中接受如何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教育，到改革开放又经历分田到户、改制分流的资本主义教育，通过亲身对比，对资本主义道路有了清晰认识。在走资派的表演中，群众再次理解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意图，这也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宝贵精神遗产。文革前群众不敢给干部提意见，文革运动教育了群众，不能迷信党员干部。例如“4050”国企职工的意识特点尤为明显，在上世纪末的下岗运动中，国企职工自己能提出明确的要求，敢于同领导干部辩论、争取权利。大部分下岗工人都变成了拥毛派，甚至原来的百万雄师成员也认识到毛主席发动文革是为了“使劳动人民免受二茬罪，免吃二遍苦”。文革指明了一条不同于苏联的道路，告诉群众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重要性，这一点的影响也会在未来的社会运动中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