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廉    来源：进步青年网

原题：黄廉：初校《黄廉访谈录》后的感想――兼谈草稿上网后惹出的是非 毛泽东主席逝世不到两个月，在没有任何理由，也没有履行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我和周家喻同志都被非法关押起来。这个不明不白的关押一直持续了五年之久，后来才说我们是四人帮在四川的黑干将、黑爪牙，经过华国锋等大人物批准办“清查四人帮”的“学习班”，要我们在学习班里把追随四人帮的事情说清楚，从此我就失去了人身自由。 在漫长的五年多时间里，专案组人员对我从精神上、思想上、生活上多方施加巨大压力，要我交代自己的问题，写揭发别人的材料，我对他们的做法极端反感，在五年的审查期间，我没有给他们写一个字的交代材料。 在受刑十八年期满走出牢门之后，不少关心中国现代史和文革史的有识之士，希望我能将自己的这一段不平常的经历写下来。由于自己年老多病和记忆力衰退，加上无时不在的生存压力，深感完成此事的困难，就耽搁下来了。 现在我已经年逾古稀，作为一个有信仰的共产主义者，作为参加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亲自发动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见证者，应该有自己严肃的政治态度。对社会、对后代、对历史都应该有一个明确而真实的交代。我并不认为自己的文革经历有多少可以炫耀的资本，但我也没有什么廉价的忏悔，我留下这个口述史是出于历史责任感，向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将自己经历过的这段历史说清楚。 中国古人遗训，鉴古而知今，“欲亡其国、先乱其史”。我大略知道，历史除了正史之外还有野史，正史是统治者编撰的，说到底“历史是强者的历史”。象我这样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在饥饿中挣扎的人，要书写自己的历史是困难的，写点野史都做不到。反观今天充斥市面的“文革史”，那些真正参与文革的人，并没有多少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书写历史，而那些靠特权豢养的精英们，却书写了一部又一部的“文革史”，甚至公布的所谓“文革档案”“高层讲话”等等，无不服从他们的政治需要。著名的精英严家其的所谓“文革史”，根据他自己在序言中间的讲述，就是在某个高官的直接授意之下来书写历史的。就我所知，严家其的这部书是中国印数最大的一部文革史，一代青年的文革印象竟然就由这一本书来给定，而许多其他的同类文人也参与炮制回忆录一类的野史，都跟随这样的叙述模式，去进行“占据青年人头脑”的努力。作为亲历者的我，见识了太多的所谓“文革纪实”，完全是“纪”而不实，说是“写真”却在掺假，正史和野史的所有地盘都被精英们垄断了，令人感叹：如《红楼梦》中间的一幅对联所言――“假作真时真亦假”。 这些精英们为了否定毛泽东进而达到彻底否定共产党的目的，竭力侮蔑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毛主席，受到党的多年培养和教育并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一代热血青年，把造反派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号召去参加反对修正主义反对党内走资派的斗争，妖魔化、脸谱化为比土匪强盗都不如的群体。这样一种历史书写，不仅是作为造反派一员的我个人的不幸，更是我们国家、民族和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不幸，更是对历史的亵渎。 经过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我已经朦朦胧胧感觉到为什么在毛主席逝世之后，江青那么紧张毛主席的遗稿，她总是不忘中南海内装着毛主席遗稿的那几个箱子。而当初那些与她对着干的人，也是千方百计地要把这些手稿控制在他们自己的手中，这说明了什么呢？联想到毛主席去世之后，华国锋曾经拿出三张纸条证明自己是毛主席亲自议定的接班人的事实，利用毛主席在全国人民心目中间的巨大威望，达到其自私的政治目的。今天已经清楚，毛主席书写给他字条“你办事，我放心”，仅仅是指一次具体的事情，根本不是他们所宣传的政治遗嘱，更不是选择接班人的政治决策，人民今天已经深知这不过是欺世盗名的政治骗局而已。精英们书写的文革史和某人的政治投机手法，何其相似乃尔。 想一想在文革史写作上的那些政治骗子，他们今天已经和美国以反共反社会主义为职志的美国中央情报局，达成了宝贵的共识，他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长期进行共同努力，以各种手法推出什么“纪实”“写真”“回忆录”，种种花招说到底无非是达到一个目的：就是阉割、篡改、歪曲乃至“修正”毛主席和许多先辈的思想遗产，歪曲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误导并毒害涉世不深的青少年。在“非毛化”的旗帜下去批判什么“晚年错误”，不过借着攻击毛泽东思想这一手段，去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对于毛泽东本人，那些极端仇视毛泽东的海内外精英们，不可能在毛泽东离开我们28年之后还对他有兴趣，还要继续卯足了劲把“非毛化”的斗争进行到22世纪；他们继续非毛化的目的也不过是司马昭之心，就是要瞄准推翻共产党政权，瓦解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妖魔化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机进行的伟大社会主义实践，目的就是要让中华民族失去足以主导自身命运的一切思想资源和组织资源。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是过去时，而达到以外国资本永久主宰中华民族命运的目的，确实还需要他们从意识形态上继续努力。 谈到历史，我想谈一下自己对历史观的看法。曾记得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间有这样的文字，他说“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过两次。他忘记补充了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的，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人们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的。”“象法国人那样说他们的民族遭受了偷袭，那是不够的。民族和妇女一样，即使有片刻疏忽而让随便一个冒险者能加以奸污，也是不可宽恕的。这样的言谈并没有揭穿哑谜，而只是把它换一个说法罢了。还应当说明：为什么三千六百万人的民族，竟会被三个衣冠楚楚的骗子弄得措手不及而毫无抵抗地作了俘虏呢？”说在中国仅仅是因为一个人的错误和几个小丑的播弄，就导演了一场上亿人民群众深入参加、时间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何其荒唐！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中国发生的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既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也不是任人随意塑造的泥娃娃。而是以震撼全球之势发生在七亿人口的中华民族的历史当中，而它是由一个伟大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和举世公认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亲自发动和指挥之下进行的，这也是一些有志于书写文革史的海内外精英们的兴趣所在：彻底抹黑和否定文革，就能够在逻辑上彻底否定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因此至今书写文革历史的热潮，不仅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退，反而在新的世纪达到了新的高潮。 文化大革命决不是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集团，可以轻易地依靠书写历史书而加以否定的。文革是中华民族亿万人民亲身参与的全民政治运动，亲历者千千万万，留在人们头脑中间的深切记忆，是精英们无论如何都无法抹去的。我自己就是一个亲历者，亲自参加过这一场血雨腥风的生死大搏斗，在参与搏斗之前我仅是一个二十一级的小得不能再小了的小干部，我为什么要拼着身家性命去参加这场文化大革命呢？还是那一句老话，我是被“逼上梁山”去当造反派的。 在文革前夕“社教运动”（就是通称的四清）中间，其中的“二十三条”明确提出“我们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在四清运动中间，都是清群众、清老百姓很容易，官员们都很有积极性；一谈到清党内走资派，当权派就当然地拒绝接受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的时候，某高官急急忙忙向高校派出工作组，作为一个共同的政治智慧，他们还陆续在全国各地抛出教育界的替罪羊，企图蒙混过关；并通过组织文革会、成立所谓的“红卫兵”“产业军”“工纠”等组织，目的仍然是为了把运动的矛头对准群众，指向历史上出身成分不好的人，指向一些敢于和特权人物作斗争的人。当权派热衷于诱导青年去搞什么打击“黑五类”、横扫“牛鬼蛇神”、“抄家、破四旧”破坏古庙和文物，在主导了“五十多天的白色恐怖”之后，又假手各种“官办红卫兵”搞了一个所谓的“红色恐怖”时期。那些海内外的精英们，今天却异口同声地说这些恶行都是造反派干的，实在无法诬赖造反派了，就说这些人是奉毛泽东及其代理人的指示行事的；他们至今还在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就是希望以这种“墨写的谎言”去颠倒“血写的事实”。 面对着这些“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高手，毛主席不得不公开向全世界宣告：这场文化大革命要解决的根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为混进党内、政府内、军内和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转为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毛泽东把对立统一规律也应用于分析自己亲手创建的党，他敢于指出：搞社会主义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在走。 历史发展到了今天，对照中国最近20年的工人农民地位的变化，对照苏东巨变的现实，对于毛泽东当年那些英名睿智、见微知著的结论，还能有一丝一毫的怀疑吗？问题只是在于：一些精英们对中国的现状还不满意，还要借着海外的强权来促进中国的进一步“西化”，据他们自己说加入WTO就是要用国际惯例制约国内法律，更好地实现与国际接轨。就是在这样的努力目标之下，否定文革、否定毛泽东、否定共产党的革命和建设里程，又被赋予了新的“学术”意义，这样的研究甚至成了美国国会拨款支持的新生事业，最近几年来资助中国相关精英们的研究拨款，根据美国公布的审计报告，已经增加到数千万美元之巨，试问：洋大人为什么肯于这样慷慨解囊呢？ 面对严酷的现实，我仍然不能不钦佩毛泽东主席这样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和他真正的无所畏惧。他为了教育人民，提高人民的识别能力；为了挽救那些披着共产党外衣的党内走资派；为了实现反修防修的目的；为了防止在国际国内风云突变的时刻，叛徒卖国贼们葬送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无产阶级事业；他义无反顾的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毛主席认为：只有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把民主监督的权利直接交到群众的手上，他决定动员全党、动员全国人民群众起来关心国家大事，从各个角落揭发批判走资派，荡涤党内的污泥浊水，让群众自己在运动中间得到锻炼，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叛徒和阴谋。只有毛泽东主席这样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实践家才有这样的气魄，这也表明毛主席和他领导的共产党对全国人民的无限信任，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无限信任，否则绝对不敢发动群众对走资派进行如此深刻和全面的揭露，文革是把一切共产党掌权后的消极面和社会矛盾，特别是把当权派的真面目，统统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这是全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间最大胆、最辉煌、最有魄力的篇章，除了毛主席之外，没有任何执政者敢于动这样的手术。纵观古今中外，除了中国共产党和他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之外，还没有任何一个执政的领袖和政党能够做到这一点，敢于走出这一步。历史终将证明：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领导和发动、全国数亿人民热情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对共产主义运动史的不朽贡献，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历史和实践也已经证明，只有修正主义最害怕文化大革命，只有压迫剥削劳动人民的资本家最痛恨文化大革命，只有那些死不改悔的官僚和特权分子最畏惧文化大革命。 我自己亲身参与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屡遭残酷打击和蒙受巨大灾难，以至于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熬过了长期的炼狱，有幸留下残生，虽然至今还在饥寒交迫中间挣扎，但是我对自己曾追随毛主席的事业仍然无怨无悔。时至今日，我依然坚持认为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他所号召和发动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不仅锻炼了人民，而且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将永远是检验一切执政者是不是为多数人谋福利的一面镜子。 二十多年来，为了记录自己的这段经历，所费波折甚多。在监狱里，我在那“白天盼黑夜、黑夜等黎明”的禁锢和无奈之中，曾经写有十余万字的《风雨激荡的十年》手稿，被监管人员在一次突击查房时收缴过去，虽经我屡次催讨，至今下落不明。1986年从高墙外面传进来一本《驼铃》杂志上，转载一家香港刊物中载有“黄廉在狱中”的“纪实”，该文既不真实又无任何意义，我本人还因此遭到监狱当局的盘查和随后的“严管”。当我受刑期满回到重庆之后，又曾经有两名海外记者找我，欲进行访谈，为我所拒绝。近两年来又有几位写文革史的朋友和某文化传播公司，提议要帮助我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都由于自己忙于生存的挣扎，难于动笔。 正当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我从《毛泽东旗帜网站》里读到老田的一些论文，后来我有机缘见面，我们就很快在毛泽东思想上谈到一块了，成了忘年之交。在我们将近两天的闲谈中间，他对我的文革经历十分感兴趣，并作了笔录，这个记录后来被他整理成文字贴上毛泽东旗帜网，后来又转贴到其他网站。随后，我就陆续接到过去的战友们和同志们，和其他各方人士的电话，我方知由于缺少文字资料作为参考，不仅谈得草率和零乱，在许多地方出现记忆上的错误，一些重要的事件发生时间上的偏差，在重大事件上有遗漏；许多人名和地名，由于老田是根据谐音记录，文字上也发生了许多笔误。发生了这许多的问题，虽出于无心之失，还是应该给过去的故旧表示歉意，希望得到各方的海涵。 有个人云亦云的说法是“好在历史是人民书写的”，实际上历史是由精英阶层垄断的，特别是在有关文革的叙述上表现得最为清楚。精英们垄断历史，不是为了提高历史写作的质量，才要把“不合格的历史作者”排斥在外，而是为了体现特定精英群体的政治意志，一句话，垄断历史是为了政治，是为了剥夺平民百姓的发言权。一切平民百姓出来书写的历史，或多或少总要惹起某些精英们的不高兴，在我的口述史上网之后，有幸再一次见识了这样的政治表态。那些竭力要垄断历史的人，当然要对我的艰难努力横加指责，实现垄断的常见说法是：你不行，你都做错了，你不够资格。少数人垄断权力的各种常用说法，我在文革中间亲身经历了许多次，算是有点经验。 历史是大家的，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更是中国人民共同经历的，我个人的经历仅仅是沧海之一粟。我企望各界人士都能给后辈留下自己亲历的文革史，帮助青年在精英们刻意制造的历史之外，还能够见识到普通人所参与并亲历的真实文革，留下一页我们的“现场历史”，这就是我的目的。精英们垄断历史，只要继续进行二十年，绝大多数亲历者将离开人世间，那时即便是有人再去研究文革历史，肯定就要开始借助“考古学家”们的一些专业知识了。 在我的文革口述史中间，在我的个人经历之外，还有一些我自己的体会，对自己许多年的思考和观察做了初步的总结，在这个方面不足和缺失在所难免，欢迎同志们和朋友们的指正。当然我的看法注定不会符合一些达官贵人和精英的胃口，他们看了之后会感到很不舒服，对此我只能是表示遗憾，我这个人在过去就不曾去讨权贵的欢心，现在和将来，我大概还会保持着那个他们注定会不喜欢的样子。 在“假历史”空前泛滥的时代，哪怕是点点滴滴的真历史都是可贵的，只要不是刻意造假的书写，都受到人们的善待，在我这样一个局部上去接近真历史的口述努力，虽然还很不完善，但是已经受到多方面的鼓励和善意包容，对此我心存感激。我的口述文字在网上发布之后，各界朋友提出了许多批评和建议，指出了文章中间的许多遗漏和不足，特此表示诚挚的谢意。在我吸收朋友们的宝贵意见之后，再查证一些能够找到的文字资料，对原先的口述内容再作一些补正，在老田的帮助下完成修改。现在把修改稿和我的初校意见一起公之于众，接受大家的评说，欢迎各界朋友继续帮助斧正，俾能够减少缺失和遗漏，更好地完成这一页“遍体鳞伤”的文革野史，本人将不胜感激之至。 黄廉于二○○四年十一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