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批判与再造》 来源：进步青年网

编者按： 这是台湾《批判与再造》杂志社在出版美国两位学者Hart-Landsburg与Burkett写的《中国与社会主义》一书时写的序言，本文批评了Hart-Landsburg与Burkett、及吴一庆等人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解，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分析了毛时代中国共产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和改革开放后资本主义复辟的过程，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文。 Hart-Landsburg与Burkett所写的《中国与社会主义：市场改革和阶级斗争》一书的译文在《批判与再造》（10 期、11期、12期和15期）刊出之后，引起了一些响应与讨论。其中包括《批判与再造》去年12月号 (14期)老田所写的《「邓小平过程」为什么是可能的》，和在今年6月号（20期）陈映真所发表的《「中国人民不能因怕犯错而裹足不前」》，以及吴一庆在7月号（21期）所写的《从阶级关系反思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这本书能够引起对中国大陆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讨论是好事。Hart-Landsburg 与 Burkett决定写这本书的原因是一些「西方左派」把中国从七十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定位为社会主义的，并名为「市场社会主义」。特别使他们震惊的是在一次古巴的会议中，几位古巴经济学家也把中国的改革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发展，认为中国可以作为他们学习的模式。 两位作者把1978年年底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的改革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4），第二阶段（1984-1991）和第三阶段（1991到现在），并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劳动体制的改革、农村人民公社的解体、中国对外资的开放、经济特区的成立等各方面在这三个阶段的改革作了很清楚的说明和记载，这是此书的重要贡献。此外，两位作者对近些年来「西方左派」有关中国的讨论也作了很周详的介绍和批评，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是值得赞许的。 在读过Hart-Landsburg与Burkett的文章和在《批判与再造》中的几篇回应后，我对如何看待中国革命后的发展，以及如何评价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改革有一些看法，就在这篇文章中将自己的一些看法分下面几点加以解释和说明。

一、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对中国大多数的劳动人民来说，革命后到改革前（1949-1978）和改革（1979）后到今天的社会是截然不同的。这一点可以从老田的文章中引述两位工人所说的话中看出，这两个工人的话几乎所有在改革前当过工人的人都可以同意。工人们亲身体验到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有位工人对我说：「中国当前所实行的不是什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并解释说：「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就是骑在人民身上的有权有势的官僚，这些官僚靠着他们的权势发财致富。」一位中国大陆农民则告诉我：「当年毛主席说要反资本主义，我真是不明白什么是资本主义，也不明白为什么要反。现在全明白了。」 对中国的大多数劳动人民来说中国在改革前和改革后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那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就不再是两个空洞的概念，而是有它们的实在的具体内容。这实在的和具体的内容是年龄在四十多岁以上的大多劳动人民亲身体验过的。换句话来说，也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中国有它们具体的实践内容。就是因为中国社会在改革前与改革后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那么从一个社会转变到另一个社会，必然经过了激烈的阶级斗争。事实上从中国革命成功后向社会主义过渡开始直到今天为止，阶级斗争就没有停止过，只是在不同时期以不同形式出现而已。而且阶级斗争在将来也一定会继续下去。 我认为Hart-Landsburg 与Burkett虽然对一九七十年代末以来的改革有详尽的报导，但是他们对中国革命后到改革前的社会缺乏足够的了解，因此他们也不可能对今天中国的社会有什么深入的分析。他们虽然承认中国革命后三十年在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提高方面的成绩，并说这成绩是：「结束了外国对中国的控制和农村地区的封建关系，实现了充分就业和基本的社会安全，并为人民带来了普遍平等。」（15期，1页）但是他们并不认为在这三十年间，包括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社会在经济上、在政治上和在意识形态上产生了什么根本的变化。对这两位作者来说，中国的社会向来都是一个由共产党控制的、工人没有主权（包括工人无权组织自主工会）的社会。因为他们对中国革命后社会的不了解，他们也就无法认识到1949革命后中国社会的变化和中国各次群众运动，包括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完全是负面的。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改革派没有两样，即「导致了巨大的不稳定和人员的死亡。」（同上，2页）他们虽然提到1982年时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宪法中将工人的「罢工权」废除，但是他们没有提或是不知道原宪法中对工人「罢工权」的保障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才争取到的（注一）。 就是因为Hart-Landsburg 与Burkett对中国社会缺乏认识，他们才会对改革背后的真正原因作出错误的分析。他们接受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改革派所给的改革的原因，并且接受了改革派说的：邓小平的改革并没有一整套计划，而是走一步看一步的「摸着石头过河」。Hart-Landsburg 与Burkett认为改革一旦将市场的机制纳入了中国的经济体制，市场的机制就不断的带来新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些新的矛盾而继续推动着改革向前进。因此读了这两位作者的分析后会得到一个结论，即在改革的初期将市场纳入中国的经济体制，是为了解决计划经济导致的经济停滞的问题，但是市场的机制却带来新的矛盾和问题，使得改革不得不进一步深化。 吴一庆的《从阶级关系反思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一文。」（21期）与Hart-Landsburg 与Burkett有着相同的问题。虽然吴说要从阶级关系来思考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但是他对中国社会在1949年到改革前的一段和改革后到今天这一段的阶级关系有什么不同，或阶级关系有什么改变并没有说明。他说：「就社会生产关系而言，广大劳工阶级并不实际掌握社会生产资料。」（同上，4页）吴一庆的这句话没有什么意义。广大劳动阶级掌握生产资料到底是什么意思？改革之前，在具体政策上做了些什么有利于广大劳动阶级掌权的措施？有什么结果？为什么失败？只有将这些历史上的实践加以说明和分析，才能使我们更进一步了解「资本主义复辟」背后的阶级关系。 吴一庆又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尽管广大劳动阶级获得了相当的社会经济权益，但在最根本的层面上，新生国家仍维持或复制了他们被剥夺和被支配的社会地位。」在吴的文章里，他把「新生国家」看成一个数十年来如一日、没有任何改变的实体。「新生国家」就是「维持或复制」劳动人民的「被剥夺和被支配的社会地位」，因此「新生国家」在改革前和改革后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果真如此，那么吴所说的：「毛泽东遏制革命倒退趋势曾获得一定的成功，但不久即遭到对手重挫。」（3页）又是什么意思？毛泽东为「遏制革命倒退趋势」做了些什么？在什么地方得到一定的成功？毛的对手是谁？他们为什么要打击毛？既然有毛的「遏制革命倒退趋势」的措施和毛的对手对这样措施的严重打击，那么不正是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内有的要将革命往前推进（或是遏制革命倒退），有的则是要打击革命的前进。这样对革命完全不同的认同和措施正说明了吴所指的「新生国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只是为「维持或复制」劳动人民的「被剥夺和被支配的社会地位」的统治集团。 Hart-Landsburg 与 Burkett和吴一庆没有将中国革命后到改革前一段的发展和改革开始至今的发展作鲜明的对比，因此从这三位作者的论述中中国革命后的这半个多世纪中，中国到底是向社会主义过渡还是向资本主义过渡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又何必在意和关心今天中国的「市场社会主义」是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又何必在意和关心资本主义是不是已经在中国复辟？ 对中国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来说，中国社会在改革前和改革后是截然不同的，但是这三位作者看不到这一点。就是因为他们模糊了改革前后中国社会的区别，他们也就不可能认识邓小平改革的性质和改革背后的真正原因。Hart-Landsburg 与 Burkett认为改革是为了解决生产力不能发展的问题。吴一庆也是一样，他说：「如前所述，对统治阶级精英来说，市场化提供了绝佳的化公权为私利的机会。但此类情形的出现，应该说并非改革的初衷。经济改革的本意是通过有限松绑以缓解和消融文革后期日趋严重的社会经济矛盾，而官僚政治权力的滥用在改革初期只是个人化的投机行为。」（21期11页）

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

在革命后的五十年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中国都已经有它们具体的实践内容，我们应该从它们在中国的具体实践内容，来认识它们的意义。这样可以避免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变成空洞的和抽象的概念。如果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讨论只停留在概念层次，那么张三有他的一套道理，李四又有另一套道理。在这个层次上去讨论中国是不是社会主义，或是中国的资本主义是否已经复辟就没有意义。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有它们不同的优越性，如何去评价它们不同的优越性就完全要看从那一个阶级立场出发。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阶段中，虽然商品生产仍然存在，但是商品生产受到一定的限制。中国在革命成功后到七十年代底改革之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对商品生产加以限制，并逐渐将一些生产「非商品化」。下面就革命后社会主义改革的三十年中，将一些重要的生产和劳动力「非商品化」的过程加以说明和讨论。

劳动力「非商品化」的改革

资本和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两个必要因素。因此在社会主义的改革中将劳动力变成不能自由买卖的商品是非常重要的改革。中国在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下，每一个国有企业不必自负盈亏。一个企业的成绩的考核不以企业的利润多少或者是否亏本为标准（注二）。有的企业（像一些轻工业）因为国家将它的产品价格订得高，所以利润很高，另外一些企业（像重工业和支农的工业）因为国家将它的产品价格订得低，所以有亏损。亏损的原因基本上是因为产品的价格订得低，因此并不代表企业经营不好，亏损部分由国家补贴。在资本主义下，赚钱的企业可以用它的利润再投资来扩大生产，而且利润越高越会吸引更多的资本来投资。如果企业亏本，银行讨债，企业就得宣布破产。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是看当时经济发展的需要由国家进行投资，像1960年代时农业机械化是一个重要的发展目标，农机的价格必须要订得低，人民公社和大队才买得起。因此生产农机的工厂会因为产品价格低而亏本，但是国家继续补贴和继续投资。 每个企业的工资基金由国家按一个企业的工作人数和工资等级来拨发（注三）。企业的工资支出由国家拨发，企业的厂长没有权力可以用节省工资为理由来解雇工人。在社会主义改革中，国有企业的工人除了有极重大的特殊原因外，不能被解雇。工人的工作权受到国家的保护，也就是说工人有「铁饭碗」。工人的铁饭碗是劳动力「非商品化」的必要条件。换句话说，只有工人的工作权有保障，劳动力才不会被资本当做商品自由购买。从一九八○年代的改革开始，国有企业解雇了大批的工人，另外许多任务人被强迫退休，在职的工人也都随时面对被解雇的危机，同时工人也失去了曾经被宪法保障的罢工权。劳动力再次沦为可以被自由买卖的商品，工人也就失去了一切曾经享有过的权益。吴一庆要分析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就不能不去实际了解中国工人的过去和现在，不能只用「广大劳工阶级并不实际掌握社会生产资料」这种抽象的、没有内容的话来解释「资本主义复辟」。 劳动力如何可以变成「非商品」是一个最值得我们关注的议题，也是在社会主义改革中，国有企业工厂中最重要的阶级斗争的内容。劳动力「非商品化」包含的范围从国有企业工人的工作是终身制还是合同工制（或契约工制），到工厂内的劳动程序、规章制度、管理阶层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和工资制度。 在社会主义改革的过程中，国有企业工人的工作是否应该是终身制一直是一个争议。1956年时，刘少奇派遣了一批人去苏联学习他们的「合同工制」。这一批人回来之后就开始策画如何在中国推行苏联的「合同工制」。但是不久「大跃进」开始了，因此阻碍了「合同工制」政策的推行。到了一九六十年代初，刘少奇又看到推行「合同工制」的机会，他开始推行了所谓「双轨制」，即国有企业可以同时雇用临时工和永久工，并且鼓励采矿企业多雇用农民为临时工。1965年，中国国务院通过新的有关雇用临时工的条例，鼓励国有企业增加雇用临时工和减少雇用永久工。此条例更授权给各个企业，使企业可以用国家所拨发的工资基金来多雇临时工。但是次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所以刘少奇的扩大使用临时工的政策无法继续推行。1971年时，在国有企业的大批临时工获得永久工的地位。（Liu Chiang-tan ）（注四） 我们不难理解工人在工厂中的地位与他们是临时工或是永久工有直接的关系，临时工连工作权的保障都没有，也就不可能去争取工厂的管理权。而工人争取工厂的管理权是实际掌握生产工具的第一步。除了临时工和永久工的争议外，厂内的工资制度也是一项重要的争议。刘少奇认为工资应该从计时改为计件，并且用奖金制度来刺激工人的积极性。但是毛泽东则认为用物质来刺激工人的积极性是资本主义的做法，工人阶级为了工资和奖金彼此竞争不利于工人团结。在社会主义改革中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国的国有企业的工资制度常常不断的变更。有时工厂管理会开始提倡计件工资，并且实施奖金制，过了一阵（常常是因为群众运动）计件工资和奖金制度又因受到批判而废止。 社会主义将劳动力「非商品化」的改革中，一个重要项目就是工厂内劳动程序和管理的改革。苏联革命之后，在新建的现代化工厂中，工人的劳动程序仍然延用西方资本主义工厂的劳动程序，厂内的管理也是从上到下的。1960年时，鞍山钢铁公司的工人提出改革工厂内的工作组织和劳动程序的提案，主要内容是：（一）政治挂帅，（二）加强党的领导，（三）展开群众运动，（四）有计划的推进工厂管理人员参加劳动和工人阶级参与工厂管理，（五）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和加强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的结合，积极推进技术革命。「鞍钢宪法」的精神代表了一个远大的目标，即是经过工厂内管理和生产程序的改革，进一步朝向废除雇佣劳动的方向努力。毛泽东在1960年批评当时工厂内的从上到下的管理制度时，看到这项提案的重要性，而在3月22日将它命名为「鞍钢宪法」。 1960年虽然有了「鞍钢宪法」，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鞍钢宪法」中新的工厂管理和干部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能实现。这一点将在下面讨论文化大革命时再作说明。

基本生活需要「非商品化」的改革

社会主义改革中的另一重要的项目，就是将以资本积累为生产目的改变为以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为生产目的。在资本主义生产下资本为主，生产的目的是资本增值，资本不会投入不能增值的生产。因此，即使是美国这样富有的国家，却无法消除贫穷。低收入人们的需要，像平价房屋、低价医疗，永远不可能得到满足，贫民区的学校永远是劣等的，原因是满足贫穷人的需要的生产不能使资本增值。所以在资本主义下剩余资本会投到观光旅游点，包括高级旅馆、高尔夫球场、赌场，但是资本不会投向建造平价房屋，或者在都市的贫民区盖新的校舍。 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中，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像食物、饮水、医疗、教育、住屋等都不再是商品生产。国有工厂的工人住屋每月房租只要一元到两元人民币，煤气和水电各几角钱，在食堂吃饭只要一角到两角（注五）。除了吃饭与住屋外，工人的医疗完全免费，工人的家属也只要付少许的医药费用。那些年国家还为工人盖了慢性病的长期疗养院。每个工厂和事业机构都设有自己的学校和托儿所（注六）。因此工人的工资虽然低（注七），但是他们不担心失业，他们的基本生活非常有保障。工人的消费水平低，但是在慢慢提高。他们积几月的积蓄就可购买像自行车、缝衣机、照相机和手表一类的「大件」。 农民的生活不像工人一样有保障，因为在人民公社下，农业仍然是集体所有制。公社与公社之间的生产力还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富有的公社（大队）的农民生活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像长江三角洲一带的人民公社，因为这一地区本来就是中国农业最发达的，在人民公社成立后，公社和大队又建起自己的工业。工业利润中的一部分用来支持农业和用作福利的支出，他们有钱建起自己的医院。但是在贫穷的公社和大队中，生活就要困苦得多。不过因为每个人都可以从粮食生产中分到口粮，而且有对五保户（老、弱、孤、寡、残）协助的设施，所以农民的基本生活有一定的保障。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农村的医疗和教育往前推进了一大步。从中国革命后到改革前，中国农民基本生活的保障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也是其它第三世界的农民从来没有过的。 资本主义改革派说铁饭碗扼杀了中国工人的积极性是对工人最大的侮辱，就像他们说大锅饭养懒汉是对农民最大的侮辱是一样的。在一九七十年代底改革之前，工人加班是自愿的，许多老师傅对工厂是非常关心的，他们在星期天和假日都要到厂里去看看，检查一下机器才放心，他们把工厂当做自己的一样去爱护。农民利用农闲的日子修建农田基本建设，他们一年的工作日从50年代中每年工作119 天增加到70 年代中每年工作250天。中国在革命后三十年的经济建设奠定以后发展的基础，而这三十年的建设是中国劳动人民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

社会主义下改革的成绩

中国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成就连世界银行也不得不承认，在世界银行1981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这样说：「在过去三十年中，中国最卓越的成绩是，中国低收入人口的生活较诸与中国相类似的贫穷国家，要好得太多了。中国人不但都有工作，而且他们的食物供给在国家的配给制和集体的保险下得到保障，大多数的儿童不但有学校可读，而且学校的质量也很够水平。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都享有基本的医疗和有关计划生育的服务。一个社会的生命预期平均年龄代表它的经济和社会中的各种变量，大概是表示一个国家真正贫穷的最好的指数。中国的生命预期平均年龄已经达到64岁，以中国的个人平均所得来说是个杰出的成绩。」 在社会主义时期，中国的工人和农民不只是获得了生活的保障，而且他们的劳动受到社会最高的尊敬。不管一个人做什么在其它社会看来是最低贱的工作，他（她）一点也不失做人的尊严。在那三十年中，中国人也是一百多年以来，在西方白种人面前可以抬起头来，第一次不感到自卑。 中国社会主义的改革把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推前一大步，使中国的劳动人民认识到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社会中解放出来的意义。我并没有意思将解放后到改革前的中国社会说成是完美无瑕的。中国革命后的社会充满了各种矛盾和各种问题，像在追求「工农联盟」中，工农之间的矛盾（注八）；像在农业集体化中，集体与个人之间的矛盾；也像在全民所有制中，发展重工业与发展轻工业的矛盾等等。在社会主义的改革中，中国共产党也在处理这些矛盾和问题中犯了很多错误，像在农业集体化中「一大二公」的政策；「大跃进」时，因操之过急而引起的夸大、谎报和不实的作风，和因此所造成的损伤等等。另外还有如何才能将计划经济变得更灵活，如何一方面限制农村自发性的资本主义，却又不挫伤生产力的发展。就像祝东力所说的，毛泽东不但认识到这些矛盾和问题，而且不断去思考和探讨如何看待和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因为篇幅的限制这里无法从毛泽东在这些方面的思考来进一步认识社会主义改革的问题。 资本主义改革派的做法不是从过去的问题和错误中去寻求解决和改进，他们是要利用过去的问题、矛盾和错误作为资本主义改革的借口。为了给资本主义改革找正当性，他们必须要否定社会主义改革的一切成绩。但是因为中国大多数的劳动人民是肯定社会主义的，所以资本主义改革派必须要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的说法来掩盖资本主义改革的实质。如果中国大多数的劳动人民都像改革派一样厌恶和痛狠社会主义，那么他们就不必如此苦费心思地想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来为改革找正当性了。但是这番苦心终于还是白费的，就像祝东力所说的：「现实的中国究竟姓『资』姓『社』——这至少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就已经是一个无需讨论的问题了。」 这里说的社会主义改革可能过于完美化了，因为到了70年代底中国大多数人的生活并不富裕，在农村中还是有很多非常贫穷的公社，不是所有的农民都能达到丰衣足食。在都市里的大多数工人的生活虽然有保障而且与过去相比提高很多，但是生活水平还相当低。这说明了社会主义改革时期可能太过注重长期的积累，而太过节约眼前的消费，这一点是值得检讨的。但是如果社会主义的改革得以继续，今天人民生活的水平也会普遍提高，不会像今天这样，穷人不得温饱，而富人穷奢极欲。

三、从工农阶级立场来了解文化大革命的意义

邓小平改革派用文化大革命作为改革的借口

Hart-Landsburg 与 Burkett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是：「导致了巨大的不稳定和人员的死亡。」（同上，2页）吴一庆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是：「极简要的说，晚期毛主义的阶级视野缺乏一个明晰的聚焦点，它同时患有政治散光和政治近视。毛的阶级理论与实践一方面表现得过于宽泛，另一方面却又过于狭隘。它的政治斗争目标通常针对于个人，无所不包而显得太过散乱：在文革期间，它的斗争锋芒几乎指向所有的事物⋯⋯」因此「阶级」「这一极其重要的批判性概念完完全全被庸俗化了⋯⋯」吴并且认为这种庸俗化的阶级理论和实践引起了社会的暴力和人们对政治的疲惫和恐惧，因此「为社会接纳『市场经济改革』路线奠定了广泛的大众心理基础。」 Hart-Landsburg 与 Burkett和吴一庆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与资本主义改革派的说法是一样的。资本主义改革派用文化大革命作为改革的借口，他们说多年的政治运动使得经济不能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因为政治的混乱而倒退了十年。为了了解文革后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世界银行还派了经济专家去中国调察真相。Thomas G. Rawski将调查的结果写成《中国的经济成长与就业》(Economic Growth and Employment in China) 一书，在1979年出版。Rawski对中国从1966年到1975年的经济成长和就业的情况有详细的报导和分析。这本书中所提供的数据与资本主义改革派的宣传完全相反。 Rawski在第一章的总论中这样说：「中国在供给全国的人口，包括收入最低的人口，足够的食物、住屋、医疗和其它生活必需品上获得非常大的成就。中国的现代化技术在制造业各部门和科学中的各学科都得到广泛的的掌握和迅速的发展。一个在1957年时尚不会制造农机、发电厂，甚至手表的国家，现在可以生产电子计算器、人造卫星、口服避孕药和原子武器。而且为工业发展所需要的科学技术不只是集中在几个大城市。农村的电气化、农村的地方工业、技术训练和出版业的发展，已经把现代的科学和技术带给了中国的两亿多家庭。中国的少年教育已达到普及小学，而且中学的教育正在快速的扩展中，这样的发展就保证了知识的传播将会继续普及和深化。」 并不是只有Rawski一个人对中国从革命后到改革前的经济发展如此正面评估。1975年和1978年，美国参众两院联合经济委员会（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of United States Congress）举行了两次有关中国经济发展评价的听证会，在每一次的听证会中，都有数十篇当时研究中国经济专家的文章，这些文章包括了中国经济的总发展、工业发展（科技的进步）、农业发展（农业的现代化和农业科技）、中国的贸易、中国的教育、医疗和自然环境。这些文章中的绝大多数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评估都是正面的。作者们大部分不是左派，但是他们对中国能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有这样全面的发展是佩服的。他们这些资料是要供给美国政府制订中国政策参考的，所以是实事求是的。 Hart-Landsburg 与 Burkett和吴一庆认为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社会和经济问题，并认为这些问题是改革的原因。他们这样的看法若是在改革初期提出来的，还可以因为那时许多人对事实真相不够清楚而被原谅。但是今天中国的广大群众，包括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都开始对文化大革命重新评价了，这三位作者这样的看法就实在是脱离中国社会的现实太远了。 我认为如果中国没有文化大革命，邓小平的改革将不是在1979 年，而是早在1966就由刘少奇开始了。果真如此，中国的「反复辟」就会比今天要困难得多，甚至于几乎不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核心和他们的支持者最痛恨的就是文化大革命。

中国革命后的群众运动

要了解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意义，首先得了解中国革命后多次的群众运动，文化大革命只不过是将群众运动再提升一步。这个时期的群众运动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中的新生事物，是在这之前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也是在资本主义改革之后又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的史迹。中国过去的群众运动是由权力中心——中共党中央——发动的。中国共产党这样的做法并不合「统治阶级」的规律。世界上的统治阶级都惧怕群众，他们怕群众起来会出乱子，会动摇他们的统治。 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历史，再经过几十年军阀和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中国在革命之前没有民主的传统，民众没有表达他们意见的习惯。中国的革命是共产党依靠工人和农民成功的，革命时毛泽东将共产党的游击队比成鱼，把群众比成水，鱼只有在水中才能生存。但是革命成功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如果中国的社会不经过彻底的改变，共产党就仍然是跟过去没有多大区别的政治集团。但是中国的革命是社会主义的性质，在社会主义阶段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代表，它所执行的政策必须不断取得无产阶级的认可。换句话说，共产党必须要坚持群众路线。 不只是要坚持群众路线，而且要将数千年来深入中国广大群众人心的「帝王将相」、「剥削有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和「有福的人是上辈子修来的」之类的思想和意识形态扭转过来。 中国在革命后的土地改革不仅是将土地重新分配，而且是一场群众运动。在这场群众运动中，封建制度的意识形态受到批判，农民在土地改革中所获得的不仅是土地，他们更从封建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今天中国大陆的人不管赞成或不赞成改革，他们都可以同意一件事，那就是在改革前政府官员鲜少贪污受贿，而今天政府的官员从上到下都贪污受贿。为什么？这不是有没有法制的问题，今天大陆的整个执法系统内，上至法官下至警察，一大帮人都贪污受贿，有法律又由谁来执行？ 中国革命后的「三反」和「五反」就是反贪污受贿的群众运动，当时的做法是发动群众来检举贪污的官员。此后在每一次的群众运动中，在不同程度上，每一个单位的主管都要受到群众的批评，这难道不是对群众表达自已意见和看法最好的鼓励？这难道不是群众表达他们意见最好的训练？这难道不是给改变「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关系提供了可能？ 就连一般被认为最「民主」的国家的美国，它的统治阶级也不会用发动群众来改变社会。美国的南方在南北内战后，对美国黑人的各种合法的与非法的歧视与欺凌一直持续到黑人的民权运动起来才有所改变。美国的民权运动是一场由黑人发起、受到白人支持的群众运动。这场群众运动受到南方地方政府的镇压，但是因为广大群众的支持而取得胜利，美国联邦政府在1964年通过「民权法」（Civil Rights Bill）来保护黑人的公民权。美国的「民权法」跟其它法律立法的过程一样，是在人民组织起来发动群众运动之后，政府才被迫通过法律来进行改革。美国的劳工立法也是劳工运动起来后，统治阶级不得不向劳工妥协而通过的。 如果我们把中国革命后的共产党看做「统治阶级」，把群众看作「被统治阶级」，这样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在一个连资产阶级民主传统都不存在的社会里，如果没有群众运动，又如何能够扭转过来？吴一庆提到「新生国家仍维持或复制了」劳动人民「被剥夺和被支配的社会地位」，但却对这个「新生国家」企图要改变这种关系的群众运动只字不提，而且也完全不能了解文化大革命在改变劳动人民的「被剥夺和被支配的社会地位」的重要性。

文化大革命路线的斗争

上面提过在文化大革命前，「鞍钢宪法」中的有关变革工厂内劳动过程和工人与管理干部之间关系的提案并没有能实现。在文革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下，工厂内的劳动过程和管理制度的变革才受到重视，在不断的政治学习中，工人认识到「鞍钢宪法」各条对群众取得在工厂中领导权的重要性。 Charles Bettelheim 是一位对社会主义有深入研究的法国马克斯主义者。在他的两本研究苏联革命后的阶级斗争的著作（Bettelheim, 1976, 1978）中，对苏联革命后的社会，从马克斯主义者的立场作了详尽的分析和批判。他这两本书受到研究苏联革命后社会作者的重视，对了解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实践和修正主义如何在苏联发展作出很大贡献。 Bettelheim 在1958年、1964年、1967年和1971年访问中国，并对中国社会作各方面的调查研究。1971年他去中国时，特别调查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工厂的劳动过程和生产管理的变化。Bettelheim对「鞍钢宪法」在中国工厂中的实践、工厂内不合理规章制度的改革、工人与干部思想意识的提高都非常称赞。他看到工厂内的技术改革从过去依赖专家改变到依赖直接生产工人，也看到解决工厂中的经营管理问题从过去依赖管理阶层到依赖工人群众。他对文革在工厂内所产生的变革（transformation）这样的新生事物感到非常振奋（注九）。 文化大革命的确有许多值得检讨的地方，这是在重新评估文革时必须要做的工作。对文化大革命作评价，必须要从当时社会的客观现实来检讨主观上所犯的错误，包括因为经验不足所犯的错误。中国1960年代的社会客观现实包括了中国广大群众的思想和意识形态，他们的思想意识形态虽然在革命后的十多年中改变了很多，但是还不可能彻底脱离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残余，这就是为什么一定要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但也是进行文化大革命所面对的阻碍。 从改革以来，绝大多数对文革的批评都是要彻底否定文革在向社会主义前进中的重要意义。这样的否定是不合历史事实的，也是不会被中国广大劳动阶级所接受和允许的。我们对文革的评价可以是三、七分，甚致是四、六分，但是绝对不能对文革全面否定。

文化大革命路线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但是许多人只看到文革表面的派系政治斗争，而不去进一步了解文革所产生的各方面的影响。文化大革命不仅遏止了「合同工制」的进一步推行，也遏止了人民公社的解散。但是文化大革命的成绩还不止于这些。 文化大革命对各种资源的分配也有很大的影响，像对医疗资源的分配。一个例子就是在广东省，1967年时，这省的城市人口占全省的20%，但是城市从政府分配到的医疗资源占全省的70%到80%，有60%的高级医疗人员和三分之二的病床都在城市里。在广州医生与病人的比例是1:600，在农村中医生与病人的比例1:10,000（Sidel and Sidel，34页）。在文革中的政策是减少都市与农村之间医疗分配的不均衡。都市的医疗人员被鼓励和说服去农村训练农村的医生和赤脚医生。这样的努力获得很大的成就，使得农村的每个生产队都有一个不脱产的赤脚医生。另外，医疗资源也得到比较合理的分配，根据中国公共卫生部的报告，到了1979时，中国农村的病床已经占全国的62 %，而且医院的质量也提高很多 (同上，48页)。 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政策也是了不起的成就。在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永远是用自己劳动积累的社会剩余来培养将来统治他们的精英。如果教育制度不能彻底改革，那么所谓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只能是一句空话。但是要改变从中国数千年封建科举制度遗留下来的士大夫思想，以及改革从西方学习到的资本主义的一套挑选精英的教育系统谈何容易？反对的力量有多大？从革命之后到文化大革命的十几年中，中国的教育制度没有根本的变革。从文化大革命起才重新考虑到底谁有资格上大学？在文化大革命中废除了凭书本知识入大学的考试制度，中学毕业后一定要在工厂或农村工作过才有资格入大学。这是第一步尝试为工农阶级培养自己的领导人的措施。 文化大革命中还有更多的新生事物这里无法多作解说，最重要的是文化大革命对人的思想意识的改变，就像Bettelheim所说的，文化大革命使我们「发现了」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阶级斗争的重要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