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28日，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在北京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发布了一份《2030年中国: 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的报告，这份报告为中国今后到2030年的发展指路。在会场上独立学者杜建国提出书面反对意见，之后他被一个美国“保安”推架出会场。这个事件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好多网上的文章提出了各种质疑。包括对这个未来发展的报告中所提出将国有银行私有化的要求，以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之间的关系，也有文章质疑为什么世界银行有权参与策划中国未来发展的道路。
3月9日乌有之乡网站注销一篇《世界银行行长只是西方世界的少数派》作者是武汉大学战略决策研究中心的王今朝。作者说，“从政治上看，世界银行只是国外某种势力的工具，然而西方之大，远不是世界银行所能代表的。对西方学术界情况比较有了解的，都会知道，从学术上看，世界银行根本不是一个重要机构。“我把王今朝的文章从头到尾看了两遍，还是抓不到他想要表达的重点。这里把这篇文章提出来不是为别的，主要是为了更正王对世界银行的误解，和他对世界银行力量的错误估计。世界银行绝对不是国外某种势力的工具而已，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是二次大战后执行帝国主义经济政策最重要的两个金融机构。除了这两个”国际“机构外就是从关税贸易总协演变出来的世界贸易组织。80年代以来，这两个金融组织和关税贸易总协(1994年后的世界贸易组织)替帝国主义，在全世界推进和深化新自由主义改革作出极大的贡献。佐利克离开中国不到两周，就出席参加3月12日在法国开幕的「世界水资源论坛」。这个不对外公开的论坛聚集了接受世界银行支持的欧洲和美国的大型跨国水资源公司，和代表许多国家的政府官员，他们聚集在一起共同商讨如何改变世界的水资源体制。当今在大部份国家里，水资源的利用和分配还是由国家的政策决定的，这个「世界水资源论坛」就是商讨如何用市场的牟利机制来取代由国家决定的水资源政策。
为什么世界银行要协助私有的水资源公司来在世界各个国家扩张它们的市场?世界银行为什么有办法去改变别的国家的水资源政策?世界银行和与它相关联的国际货币基金的权力为何如此之大?我们不能把世界银行支持水资源的私有化当成一个孤立的事件来看待，同样地，我们也不能把世界银行参与中国的未来发展计划，和他的行长老远的跑到北京来发表这个指点中国未来发展的报告看成一件孤立的或是特殊的事件。这两件看起来似乎是孤立的事件却是相互关联着的。唯有对世界银行整个组织有所认识，才能认清这个组织的真面目。因为世界银行和国际国币基金之间的密切关系，所以这篇文章要对这两个以国际和世界为名的金融组织作解说和分析。
战后成立的“国际”金融组织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的权力如此之大，是因为这两个机构是在资本主义大国的控制之下，为世界跨国垄断资本服务的。1944 年，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美、英、法等资本主义大国就在美国的新罕布什尔州的布列敦森林开货币金融会议。在会议上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复兴发展银行，简称世界银行。这次会议是由联合国的社会经济理事会召开的，在名义上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隶属在联合国的经济社会理事会之下。经济社会理事会的功能是协调国家之间的经济社会事宜，它与安全理事会平行，安全理事会的功能则是协调国与国之间的政治与军事事宜。
根据联合国的宪章，国家不分大小，每一个国家在开大会时都保障有一票的投票权，这种一国一票的制度，使资本主义大国取得控制权相当困难。(虽然大国在安全理事会中保有永久席位，而且持有否决权，但是资本主义大国在有关经济事宜上却无法取得控制权。)几个资本主义大国不甘心它们在经济上的控制权受到限制，因此它们就在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中设立了另一套投票制度，在这套制度下，每个国家的投票权是以它投入的资本的多少来决定。资本主义大国(后来德国与日本也加入)投入的资本多，所以它们在投票权中占了大多数，任何的政策和事宜的决定，都是由这些大国说了算。不仅如此，在两个机构内，重要的决定要85%赞成票才能通过，而美国的投票权占15%以上，所以在这两个组织内，只有美国一个国家有否决权，因此任何稍微没有照顾到美国利益的决定，在这两个机构内都不可能通过。
近年来我们开始认识到美国所掌握的霸权，美国除了在军事上的和政治上的霸权外，它的经济霸权如何表现出来?其中之一，就是从美国如何控制这些以国际为名的组织中表现出来。而政治霸权是与经济霸权相关联的。在过去几十年中，虽然在名义上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都还隶属在联合国的经济社会理事会之下，但是在政策的制定和实际操作上，联合国早已无权过问。到今天不但联合国无权过问任何有关这两个机构的政策和决定，在这两个机构每年开年会时，联合国的总秘书长都不准出席致词。(Dasgupta ，73) 按照惯例，世界银行的行长都是由美国人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的总裁都是由欧洲人担任。
在这近70年的时光中，这两个机构以国际为名的组织却为资本主义大国服务，而资本主义大国又是以它们自己国家的大资本的利益为最优先考虑。先讲一下国际货币基金。美国为什么可以欠别的国家那么多债?不但欠债，而且可以赖着不还?就是因为美元是被世界所有国家公认的世界货币，国际间贸易的交易和资本的投资都是靠美元为媒介。美元如何可以成为世界货币?就是在国际货币基金成立时定下来的。世界银行又凭什么可以伸手影响和干预别的国家的经济政策?世银对别的国家经济政策干预的背后目的何在?这篇文章从这两个所谓国际性的金融组织成立开始谈，一步步去讨论它们在战后的发展历史，从具体的事实来说明它们如何在资本主义大国的控制下为世界垄断资本服务，成为帝国主义侵略发展落后国家的工具，它们如何干预这些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又如何给这些国家广大的劳动人民带来难以形容的灾难。
上面提到这两个机构都是在二次大战后成立的，1944年在布列敦森林开会时，被公认的资产阶级经济大师凯恩斯，提出战后的经济复苏需要建立在资本和贸易的顺利流通上，而资本与贸易的流通需要国与国之间建立起一套稳定的汇率制度。凯恩斯的原意是新创一种被每个国家公认的国际货币，再将各国的货币与这个国际国币订下固定汇率。这样的设想是为了避免经济大恐慌时，资本主义大国为增加出口相争将自己货币贬值所造成的汇率混乱的局面。参加会议的美国代表反对新创一种国际货币，他主张用美元就可以充当世界货币。经过了二次大战，欧洲的经济力量已经无法与美国较量，而且当时美国持有世界黄金储存量的75%，美国代表提出如果用美元作世界货币，美国可以承诺任何国家的中央银行，都可以拿它们存的美元到美国来换取黄金，美元就这样变成了世界货币。
美元与黄金交换比例定为35美元等于一英两黄金，各国的货币也与黄金订下交换的比例，各国之间的汇率就如此固定下来。在固定汇率之下，一些国家必须保持它的货币与美元之间的汇率不变，因此，在外汇收支发生不平衡时，它们不能随意将自己国家货币贬值来增加出口 。在国际货币基金成立时就已经预料到会有国家发生外汇收支不平衡的问题，因此，按照基金的规定，每个国家必须根据它们的国民所得的大小，将一定数量的黄金存入它们在基金的账户内，当一个国家的外汇收支上发生短缺时，它们可以借出所存入的黄金，如果还不够基金可以给予这些国家短期贷款，以便平衡一个国家的外汇收支。到了后来，国际国币基金就借着这样的贷款，以债权者的身份用逼债的手段来对借款国作各种的要求和控制。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元变成了世界货币，美国的资本家就拿了自己国家印的钞票到世界各地投资，等到美国境外美元积累过多时，远远超出美国国内的黄金存量，美国总统尼克松就在1974年宣布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如果至今仍然有人怀疑美国会不会账掉它欠别国的债，就应该看看这段历史。美国利用由它所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将自己的货币变成为世界货币，扩张了它的经济霸权，西欧国家和日本也甘愿在美国独霸之下，借这个体制来维护它们自己的利益。
除了货币基金之外，在1944年同一次的货币金融会议中也成立了国际重建发展银行(简称世界银行)。世界银行成立时的宗旨是协助在二战中受到战争灾害国家的重建，这些国家主要在欧洲，但也包括日本。世界银行的贷款是比较长期的，贷款的目的不是为解决短期的外汇不平衡的问题，较长期的贷款是为了修建基础建设。到了60年代，受二次大战破坏国家的复建基本完成，世界银行就将目标转向第三世界发展落后国家，在60年代和70年代世界银行贷款给落后国家主要集中在基本设施的投资。下面就用实际的例子，对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的霸权分开来作解说。
国际货币基金的霸权
国际货币基金被美国、西欧、和日本资本主义大国当成工具来扩张和巩固它们的经济和政治霸权。这些帝国如何利用国际货币基金来对付第三世界国家?我们可以从石油美元再循环这个具体的例子来了解。在1973-74 年和1978-79年时，石油出口国家两次提高油价，这时正逢资本主义大国在战后面临到的一次最严重的经济危机，高油价更进一步加重了这次世界性的危机。
石油美元再循环与危机的转嫁
当时第三世界的石油进口的国家需要更多的外汇来支付石油进口，而且它们的外汇的拮据的问题也来自二次战后的二十年中对进口粮食的依赖。1973-74年间，世界小麦价格因为歉收而高涨，这时增加了依赖石油和粮食进口国家的外汇支出。除此之外，因世界经济进入严重的萧条，导致了原材料的需求的减少和价格的下跌，而第三世界许多国家靠原材料出口为主要外汇的来源，这些国家更因此面临了外汇收入下降困境。外汇支出增加和收入降低，进一步加深了它们外汇短缺的困境。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们的困境却为国际跨国银行带来新的贷款机会。在石油加价后的几年中，跨国银行收下石油出口国家大笔的存款，但是各大跨国企业因为经济不景气，不肯借债投资。跨国银行这时正发愁钱贷不出去，非常欢迎把钱贷给第三世界国家的机会。这些银行派出了大批人员去这些国家兜生意。这些国家在外汇短缺情况之下，跨国银行又把钱送上门来，而且利息又低，它们就借了大笔的外债。
贷款给第三世界国家帮助跨国银行找到它们来自石油出口国家新存款的出路。在1974年石油加价之后，仅在这一年中，石油出口国家总共收到680亿美元的外汇，相等于前一年外汇收入的10倍。从1974年到1977年，几个阿拉伯国家即使用外汇给它们的王朝贵族进口了大量的奢侈品(据说包括金马桶)，它们仍然无法消耗掉这些由石油出口新增加的外汇，四年中这些国家的国际收支顺差共累积了1,373亿美元，就把这些多余的外汇都存入了跨国银行，跨国银行将钱贷给外汇的短缺的第三世界国家，增加了它们的营业收入。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整体来看，贷款给第三世界国家纾解了资本在流通领域停滞不动的问题，因为这些国家拿到贷款后用来购买石油、粮食和从资本主义大国进口工业品，这才能使这大量美元重新回到世界资本流通的领域。如果这大笔的钱没有贷出去，将会导致国际支付媒介的紧缩，更进一步影响到严重的需求不足。因此，第三世界国家把借到的钱花掉，在一定的程度上避免了经济危机进一步恶化。对垄断资本同样重要的是，到了70年代初，资本主义大国的经济成长缓慢，垄断资本基地所在国家的资本因此投资意愿低，扩大再生产发生困难。因此，垄断资本必须更进一步到外面去找出路，借着对第三世界国家贷款的方式，垄断资本找到了进入第三世界国家的管道。
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二十年中，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在进口替代的策略下实行资本主义。它们对外国资本直接投资有严格的限制。一般在与外资合股的公司中，外国股份都被限制在50%以下。另外，这些国家对来自国外贷款也有一定的限制。到了70年代初，特别是在石油出口国家将石油提价之后，落后国家在急需外汇的情况下，它们没有什么选择，只好放宽了这些限制，世界垄断资本也就借这个机会大量进入第三世界国家。
第三世界从国外贷款来支付它们在贸易上的差额，就跟穷人用信用卡买东西一样，它们所欠的债只会越来越多，因为债在本上加利，甚至于利上加利上不断地累积，外债危机迟早都会爆发。根据一个估计，第三世界向外国商业银行的借款总额从 1974 年底的440亿美元，增加到1979 年底(第二次石油加价后)的2,330亿美元，相当于5年前的5倍多 (Volcker and Gyohten, 190 – 191) ，第三世界外债的快速增长就是石油美元再循环的结果。借着石油美元再循环，资本主义大国一方面将危机往后拖延，另一方面将危机转嫁给第三世界国家。从80年代初开始的第三世界外债危机，就是70年代资本主义的危机的拖延和转嫁的结果。
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美国国内通货膨胀失控又再度引起美元贬值的危胁。1980年，吴克(Paul A. Volcker) 被派任为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理事长，他上台后即着手控制物价高速上涨，他采用货币学派的理论，大幅缩紧了货币流通量，让利率随银根紧缩紧而上升。美国贷款利率达到战后最高点，年利率接近20%。美国利率上涨带动了世界金融的紧缩，世界各国的利率也跟着上升，这时美国和其他大国的跨国银行马上就提高已经贷给第三世界的款项的利率，更加速了危机的爆发。利率上涨后，第三世界国家的外债负担更加沉重。 以巴西为例，贷款利率每上长1%，巴西的每年外债利息负担就增加5亿美元 (Kuczynski, 353) 。而只在两三年内，贷款的利率上升了10%左右，可见因利率上涨如何加重了巴西和其他借了外债的国家的负担。根据摩根信托保证公司 (Morgan Guaranty Trust Company) 的估计： 1982年时，拉丁洲的几个国家，外债负担的沉重可以用支付利息在它们的外汇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显示出来。下面一些数字显示出几个国家的外债利息支付占(商品与劳务出口)总收入额的比例：厄瓜多尔为30%，墨西哥为37%，智利为40%，阿根庭为44%，巴西为45%。(World Financial News, 1982 年 10月) 。从 1979 年到 1982 年之间(利率上长的三年中)，第三世界的外债总额从2,330亿美元增加到3,620亿美元，增加了55%。到了1981 年时，波兰就已经无法继续支付到期的本金和利息。1982 年 8月，墨西哥也宣布它付不出当月到期的本金和利息，随后其他第三世界欠债国也连续宣布不能继续支付贷款 ，外债危机就开始了。
在利率高涨下，第三世界所欠外债快速增加。第三世界所欠的外债总额的三分之一来自美国商业银行，其他贷款来自德国、日本及其它欧洲商业银行，以及像国际货币基金这样的金融组织。到了80年代初，假设拉丁美洲的三个最大债务国一年不付利息的话，美国最大五家银行的毛利润就下降75%。美国九家最大银行对拉丁美洲国家的贷款，是他们资本额的两倍，也就是说如果这些国家还不了债，不但美国最大的九家银行将破产，而且经过连锁反应，将引起更大一批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大国银行破产。1981年时，以美国为主的全世界资本主义金融系统到了崩溃边缘。(Volcker and Gyohten，198)因此80年代的这次危机，其实并不是第三世界的外债危机，而是全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以金融危机的形式显示出来，而危机的集中点在跨国银行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外债。
在这样紧急的状况下，帝国的统治阶级无法直接替它们的银行向欠债国家讨债，但是它们可以借助国际货币基金来帮这些跨国银行讨回第三世界所欠的债，以便挽救资本主义的世界金融系统。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大国赶紧替货币基金融资，它们用国家税收的钱转账给基金，成为这些国家在基金中新增的股份。1983年，美国总统里根向国会要求拨款84亿美元，作为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中增资之用。国际货币基金就用来自各大国的新增加的资金贷款给第三世界欠债国，这些国家再用新借到的钱来还它们欠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大国跨国银行的钱。结果是钱就从美国和其他国家付税的公民的账户兜了个大圈子，转到了跨国银行。有人说，实际上这些钱从来没有离开纽约巿，只是转了几次帐而已。从表面上看，基金贷款给第三世界国家好像是援助这些国家，但是实际上是拿资本主义大国付税人的钱来解救跨国银行倒闭的危机。当落后国家接受货币基金贷款时，基金就强制它们接受它一整套的结构性调整措施(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SAP)。1983年时，有二十几个欠债国家与国际货币基金签定了将债务延长偿还的同意书，同时也签订了基金作为对它们的制裁所开出来的结构性调整款项。
帝国主义借国际货币基金的结构调整措施来控制落后国家的经济和政治
结构性调整措施是国际货币基金贷款给第三世界时，开出来的一系列条件。这些条件在80年代之前就存在。但是在80年代外债危机时，国际货币基金所开出来的条件更为苛刻，基金对借债国内政所干涉的范围也比早年贷款时所要签的项目更要广 。结构性调整措施的内容一般包括下面几项：
*负债国要将它的货币贬值以便增加出口，减少进口，赚取外汇，用所得的外汇来还债。
*降低政府开支，特别是社会福利开支，像削减对贫穷人在食物、公共交通和水电上的补贴，并削减公共健保以及教育等项的开支。除了削减开支外，并规定这些国家增加税收。用紧缩政府的财政政策来抑制物价上升。
*提高国营企业出售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 。
*控制通货膨涨，缩紧银根，提高利率，和控制工资上涨
*开放外国投资(允许外资拥有100%的股份)，取消之前对将外资股份限制在49%以下的规定。
*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因此可供外资收买，包括外资用债券换股权。)
*取消政府对外汇的管制和对进口管制。
当一个国家接受结构性调整措施之后，它的政府就失去了管理经济的主权，国际货币基金不但要干涉在这些国家的财政政策，也要干涉它的货币政策。借债国必须要根据结构性调整措施的条款来削减政府开支(特别是有关福利性的支出)和提高政府税收。结构性调整措施规定欠债国要执行紧银根的货币政策，以便控制通货膨涨。并且在措施中要欠债国限制工资上涨。在结构性调整措施下这些欠债国的经济经过了澈底的重整。虽然履行结构性调整措施的同意书是由欠债国政府签订的，但是真正的负担却落在劳动人民的身上。
80年代初第三世界进入外债危机后，这些国家在结构性调整措施的整顿下，它们的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困境，长达十年都无法恢复。到了90年代中，这些国家的经济才刚有些起色，就又遭到墨西哥危机的波及。墨西哥的危机尚未结束，在亚洲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就开始了。
从这次石油美元在循环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国际货币基金无比的霸权。结构调整措施中的条款一方面，是国际垄断资本针对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的计策，目的是为了解除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制定经济政策和政治政策的主权，削减这个阶级的经济实力，使得他们不能继续借助国家的力量来与国际垄断资本竞争和抗衡。在国际货币基金结构调整措施的压力下，第三世界国家必须尽力减少进口，并且增加出口，以便用它们出口赚来的外汇还债。拉丁美洲国家虽然经过了三十年的进口替代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它们并没有真正能够自力更生。他们的工业生产所需的机器和零件很多都还是依靠进口，外汇不够支付进口时，生产就不能继续。
落后国家资产阶级的软弱与新自由主义横行
因此到了80年代末，结构调整措施取消了落后国家对本国经济的保护，落后国家在被迫削减关税和取消对进口的限制，更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后，也就必须要放弃战后前一阶段的进口替代的发展策略。
在国有企业私有化和被外资收买之后，落后国家的资本就更进一步失去与外资竞争的能力。资本主义大国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结构调整措施把这些国家保护本地资本的措施解体，以「全球化」中的新自由主义削减了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保护他们本国市场的力量。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在这个过程中看到国际垄断资本的强大力量，和国际垄断资本借着帝国的力量，通过所谓国际金融组织来对他们施加压力。相比之下，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认识到自己力量是如何的簿弱，这个阶级看到为了他们的利益，甚致于他们本身的存亡，他们都得跟国际垄断资本合作，取得国际资本的信任。他们放弃了前一时期由他们所领导的进口替代的发展策略，为了谋求这个阶级自己的利益，积极的加入了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就怕自己赶不上这趟“全球化”的列车。
结构调整措施中的条款最主要还是针对落后国家的劳动人民，劳动人民是当地政府履行这些条款时的真正牺牲者。在接受结构调整措施之后，这些国家的经济只有更加萧条。在进口受到限制之下，许多工业停止生产，工人大批失业，就是仍然有工作的工人也受到工资下降和物价上涨的双重压力。在经济重整的过程中，这些国家为了争取外汇，在世界银行的督导下，由国家辅助大型商业性的现代化的农场，来发展农业出口，农村中的许多小农因此破产，他们在农村中失去谋生的路，被迫移居城市，但是在城市里也没有他们能维持最基本生活的条件。(这一点下面还会谈到。)本地小资本的经营也因为利率提高而负担加重，他们常常在周转困难下被迫破产，再加上一般人购买力低落，小资本的经营和生存就更加困难。
在外债危机的这些年中，落后国家不但没有能得到外来的资本，反而为了支付利息和偿还本金而输出了大量的资本。根据一个估计在1982 年到1990 年的八年中，落后国家支付给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本金和利息总共13450亿美元，但是落后国家的外债在1990 年时与1982 年外债危机开始时相比，不但没有减少反增了 61%。(George， XV – XVI)
在外债危机开始后的十年中，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到了80年代中之后，国际垄断资本和代表它们的帝国利用它们在国际货币基金内的控制权，借着向拉丁美洲国家逼债的机会，一步步的打破这些欠债国了在战后在进口替代发展策略下对外资的各种限制，完成了它们(特别是美国)对拉丁美洲在经济上和在政治上的控制。80年代末，拉丁美洲因危外债所逼，它们必须履行国际货币基金苛刻的结构性调整措施，包括其中债券换股权的条例。债券换股是这样进行的：当欠债国家实在还不起债时，它们只好将他们的国有企业中的资产用发行股票的方式出卖。外国资本在世界债券巿场上用低价购买拉美国家的债券(因为这些国家的债券风险大，所以它们的售价常是票面价格的一半或更低到仅是票面的20%。)外国资本买了债券后拿到拉美国家，将债券以票面价值换取当地私有化后的企业的股票。这里用墨西哥作例子说明：假如，一美元相等于十个墨西哥彼索，外资可以用30万美元就可以买到一张票面100万美元的墨西哥债券，他们买到这张债券后，拿到墨西哥就可以换成价值1000万彼索的墨西哥新私有化后企业的股份。
外国资本就变成这些私有化企业的股东，它们也就借着这个机会重新进入第三世界国家。80年代初，墨西哥还不出欠债时，美国金融大亨们有这么个说法，他们自问自答的说：「墨西哥有没有能力还它所欠的1000亿美元的债?」「当然有能力还，墨西哥有石油、有矿山，怎么会没有能力还债?」从80年代初到今天，第三世界大批的国有资产私有化之后，只要有钱可赚，这些企业的股票不是被外资用债券换走，就是很快的被外资用极低的价格买去。
从1982 年起墨西哥和其他几个拉美国家经历了二次大战后最严重的危机，它们被跨国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逼的走头无路，跨国资本等待着开放这些国家的市场，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就作了一连串的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再拿墨西哥作例子：到了80年代中，墨西哥总统墨西哥总统米格尔·德拉马德里(Miguel de la Madrid)开始了全盘的经济改革。马德里的椄班人是他手下的卡罗·萨莱纳斯(Carlos Salinas)。萨莱纳斯出生于一个很有声望的政治家庭(被称为墨西哥的甘乃迪家庭)，受教于哈佛大学，他完全椄受了新古典学派市场至上的理论，在美国的支持和帮助下，萨莱纳斯在1988 年当选墨西哥总统，当选后他继续和扩大了前任总统的经济改革。
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墨西哥的改革包括将它的企业全面开放给外资、削减进口关税、取消金融管制、并进行大规模国有企业私有化。从1982 到1992，墨西哥将大批国营企业拍卖，十年中墨西哥的国营企业从1200家降到260家，这1000家被私有化的企业占墨西哥企业总数的10%。其中包括航空公司、旅馆、海港、矿产公司、钢铁公司、农业企业、飞机场、公路、桥梁、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电话电信企业、收音机和电视广播、更加上肥料、咖啡、烟草专卖等。( Leon，167-68) 李恩对墨西哥大量出卖国有企业大为赞扬，把墨西哥总统萨莱纳斯当政时的私有化说成是他任内最伟大的成就。这些企业的私有化中很多都是为了还债而拍卖的，原来国有的企业就是在这样情况下，完成私有化，国有企业就在债券换股权下转变为外资企业。
1992年时，美国的前联邦准备银行的主席吴克(Paul A. Volcker) 对这一段的展这样说：“这些国家的治国哲学，它们的经济政策，甚至它们的政治体系都经历了彻底的改变，它们从过去几十年来腐朽和无效率的经营方式中转变过来，它们不再用高的壁垒来保护它们的垄断企业和国有企业，或抵制外资企业… ，在一定程度上，所有这些政策都被抛弃了。它们大幅度降低了甚至免除了关税和其他进口限制，它们将以前神圣不可侵犯的国有企业私有化了，其中包括航空公司、电话公司、甚至银行。…现在外国投资者和当地资本合作变得容易多了，外资甚至可以参加属于敏感性的石油探采和石化工业。“ (Volcker, 208-209)
从吴克的这一段话中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出拉丁美洲国家在改革中所起的变化，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对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是支持的，没有他们的支持，改革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这样的顺利完成。因为他们对国际垄断资本的支持，所以可以在其中分得利益。
在石油加价后的石油美元再循还中，第三世界国家背上了外债，借着外债，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大国的资本进入了欠债国家，将这些国家的经济以新自由主义的哲学作了全面改革，重新取得对这些国家更加澈底的控制。在长达十多年的危机中，美国再度显示出它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霸权。 根据卡普思坦 (Kapstein) 的调查，美国政府不但说服了沙特阿拉伯和其他石油出口国家，接受以美元作为支付进口石油的货币，并且也说服它们将卖石油所得的一部份美元用来买美国的国家公债。石油出口国家从它们的1250亿总收入中，用了480亿美元用来买资本主义大国的国家公债、股票和长期的直接投资，另外，差不多相同的数额(占总额的37%)则存入私人商业银行 (就是石油美元再循环的部份)。
在1974 年到1976 之间，因为美元相对于其他货币贬值，所以石油的真实价格(以日元或一些欧洲国家货币计算)并没有上涨，反而是下降了。而且石油出口国家所持有的美国国家公债也跟着美元的下降而贬值了。因此，在石油美元再循环的过程中，美国和以美国为基地的跨国资本是主要的受益者。卡普思坦认为石油美元的再循环推迟了7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我们看到在推迟危机的过程中，国际金融资本继续获得高利。到了80年代危机爆发了出来，国际金融资本却不必承担任何损失，它们在帝国的保护下，以国际货币基金为中介来将由危机造成的灾难的损失转嫁给第三世界国家。
资本主义在战后经过了二十年的蓬勃发展，到了70年代初资本主义的危机再一次明显化。随着经济危机，凯恩斯的一套调节国内的经济政策也告失效。这样的发展不是偶然的，为了应付新的情势，资本主义大国作了相应的调整。那就是由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带头所作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这些国家将它们国内的经济自由化、私有化、和取消对资本的管制，它们的统治阶级更向工人阶级进攻，解除工会对工人的保护。在国外则是协助垄断资本在全世界的扩张，也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所谓全球化。而“国际”金融组织则是垄断资本向世界各地扩张的极为有利的工具。随着帝国主义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危机也就蔓延到全世界。拉丁美洲的外债危机尚未平息，亚洲的经济危机就在90年代后期爆发了。国际货币基金在这次危机中，用了同样的伎俩来取得对亚洲国家的控制。在一些国家紧急需要外汇的情况下，国际货币基金贷款给它们，也就逼这些国家签下条件比80年代更为苛刻的结构性调整措施，在这一新系列的措施中，基金更加明目张胆的显露出它的攻击性和侵略性。
以韩国与国际货币基金所签订的结构性调整为例，除了之前的一些惯例的条款外，更包括了韩国要协助外国公司收买韩国资本所拥有的企业、取消对外资在韩国购买债券的限制、取消韩国对日本进口的限制、取消韩国公司从国外借款的限制等等。除此之外更要求韩国将劳动市场进一步弹性化，也就是要韩国政府削减工会对工人的保护，以便进一步降低工人工资，和减少工人的福利。(华尔街日报 1997 年 12月 26日，A-25 )
上面只是用石油美元再循环的例子来解说国际货币基金作为帝国主义的工具的最明显的一些功能，但是这样的例子只能说明国际货币基金庞大的霸权的冰山一角。下面继续分析世界银行的霸权，之后再对这两个“国际”金融组织如何协助帝国主义扩张和巩固帝国的势力作总结。
世界银行的霸权
前面说过，世界银行最初成立时，它的主要任务是用贷款来协助欧洲国家和日本在二战中被摧毁的基础设施的重建。60年代重建工作完毕后，世界银行的主要贷款对象就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世界银行的贷款是较长期的，在60年代和70年代中，世银的贷款集中在落后国家的基础建设。若只从表面来看，贷款给落后国家来协助它们的基础建设应该是好事。经济发展落后国家总是资源短缺，能有长期贷款来支持基础建设又何乐而不为呢?但是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我们必须要追究世银的贷款到底是为了谁的利益。下面就从了解世界银行的组织结构，来探讨这个问题。另外，世界银行从成立到今天在组织上和运作上都发生了变化。1944年成立的世界银行今天已经是个集团，我们可以从分析这个集团内的各个组织，来认识这个集团是由谁来控制和为谁服务的。我们也要分析这些年来世银集团如何随着美国征服世界的策略而作各种的调整。这样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对世界银行的认识，和为什么我们会说它是协助帝国主义扩张势力的工具。
世界银行集团内的组织
世界银行的结构相当复杂，而且在从它成立到今天将近七十年的岁月中，它的结构不断地产生变化。一般所说的世界银行只是指1944年成立的国际重建发展银行。而今天的世界银行是个集团，附属在这个集团下有五个不同的机构。其中两个机构是属于公共领域的：即(1)1944年成立的国际重建发展银行(IBRD 简称世界银行) 和(2)1960年成立的国际发展总署(IDA，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世界银行集团之下另外有三个属于私有领域的机构：即(1)1956年成立的国际金融公司(IFC,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2)1966年成立的国际投资争议调解机构 (ICSID,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和(3) 1988年成立的多边投资保证公司(MIGA, Multilateral Investment Guarantee Agency)。 (World Bank Group Basics， Bank Information Center, http://www.bicusa.org/toolkit)
世界银行集团目前有185个会员国，每个会员国可以派一个代表，由这些代表组成一个董事会，董事会每年开会一次。在董事会之下，设置了由24人组成的执行理事会，执行理事会掌管政策的决定和日常的操作，并选出世界银行的总裁。这个看起来似乎民主的机构却是完全不民主的。世界银行银跟国际货币基金一样，不是每个国家都有一张投票权，每个国家的投票权是由世银最初成立时各个国家所投入的资金大小来决定的。下面一些数字显示出在世银的组织内权力的分配极为不平等的情况：
| 投票权的比例(%) | 可派遣执行委员会的人数 | |
| 美 国 | 16 | 1 |
| 其他7个G-8国家 | 27 | 6 |
| 其他非借款会员国 | 18 | 7 |
| 接受贷款的发展中国家 | 39 | 10 |
| 总共 | 100% | 24 |
世界银行集团也跟国际货币基金一样，重要事情的决定要有85%票数通过，因为美国占了16%的投票数，所以只有美国一个国家有否决权。而八个经济大国的投票占全部投票权的43%。(以上数据来同上) 另一方面，接受世银贷款的国家的数目非常多，但是它们合起来只占了39% 的票数，而其中的个别国家的投票权所占的票数更是少而又少，完全不可能对政策的决定和日常事务的操作有任何影响力。因此，世界银行和货币基金一样，表面上冠以国际的名义，但是实际上却是个完全由资本主义大国操控的组织。
世界银行集团内两个公共领域机构的性质、功能和实际运作
我们可以从进一步探讨世界银行集团内设置各个机构的性质，以及这些机构的功能和它们实际运作，借此来认识这个集团是由谁控制的，和它对资本主义发展落后国家的影响。先来看在公共领域的两个机构：世界银行和世界发展总署。世界银行到了60年代和70年代开始贷款给发展落后国家。世银的贷款在这二十年左右集中在基础建设上，其中包括了公路、铁路、桥梁、海港、水霸、和发电厂的建设。这些建设的出发点相似，都是为了便利落后国家的原材料的运输和出口，在原材料出口中有很多是矿产的出口，另外，就是一些农产品的出口。像在二次大战后，非洲的殖民地纷纷起来建立独立的国家，但是它们在经济上并没有脱离从殖民时期延续下来对殖民宗主国的依赖，它们仍然依靠各种金属、非金属的矿产和一些农产品的出口。为了资本主义大国可以用廉价获得它们工业上所需的重要物资，世界银行就用长期贷款的方式来帮助这些国家投资到基础建设。基础建设的贷款表面开来是协助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但是实际上则是便利了这些国家出口的原材料的运输，以便为买者降低成本。
另一个公共领域的机构是1960年成立的世界发展总署，这个发展总署成立的原因是美国要在世界银行外，另设置一个它可以掌有更大更控制权的机构。世界银行的每年的经费可以自给自足，而且从贷款所得的利息中获得相当高利润。美国想要设立一个需要美国补贴的机构，这个机构就是世界发展总署。世界发展总署给贫穷国家低于国际商业银行的利息，因此它每年的经营要靠美国国会拨款，这样美国国会就可以借此来影响和控制这个发展总署。(Wade, 2002, 203-4) 譬如，1979年时，美国国会要世界银行行长承诺越南不能获得任何发展总署的贷款，否则国会就拒绝拨款。(Kapur,Davesh et al., 1997, 1150)。世界发展总署的成立将世界银行集团更推向政治化。2006年时世界银行的总贷款额是141亿美元，世界发展总署的总贷款额是95亿美元，相比之下是个不小的熟额。(World Bank Group Basics,BankInformationCenter, http://www.bicusa.org/toolkit)
事后看来，到底这些世银的贷款是为了谁的利益就很清楚了。非洲国家从世银借了大笔的钱，忙着修建基础设施，增加了原材料出口的数量，但是出口数量的增加往往是降低了这些商品在国际市场的价格，总的趋势是外汇的收入不但不增加，反而下降。更有甚之，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的投资往往了过于庞大，所借的贷款过多，后果是它们必须支付的利息和偿还的本金常常会超过它们的支付能力。当它们发生了偿还债务的困难时，世银可以批准将还债期限延长。但是也就借着这个机会，迫使这些国家签订结构性调整的条约。这样的条约和货币基金的一样，每一项条款都是干涉借债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从这样的干涉中，世银获得对这些国家的控制。接受世银贷款的结果是这些国家每年都必须用出口换来的外汇来还债。在债务的逼迫下，它们只能尽一切力量增加出口，顾不得筹划到底如何发展经济，这些国家就陷入了为了还债必须进一步加紧增加出口的陷阱中，不能自拔。
另外可以举的例子就是世界银行在拉丁美洲的贷款。美国总统甘乃迪刚就任不久就在拉丁美洲推进他的《进步联盟》的发展计划。表面上《进步联盟》的目标冠冕堂皇，它要在十年中提高拉丁美洲人民的个人所得、消除这些国家的文盲、改善他们的医疗卫生等，并促进这些国家的土地改革以便减缓贫富不均的幅度。《进步联盟》的具体发展计划之一，就是推进拉丁美洲出口多样化。拉丁美洲国家虽然在1820年左右就前后取得独立，但是它们跟非洲国家的经济有相似的地方。即使在二次战后，它们的经济基本上还是不能脱离殖民时代对一些原材料出口的依赖，像在殖民时代拉丁美洲大规模发展的种植业：香蕉、蔗糖、咖啡等农业作物的出口，还有矿产的出口。在工业化发展落后的情况下，拉丁美洲继续依赖这些产品的出口来换取外汇，再用外汇进口工业品。即使在采用进口替代的发展策略后，它们仍然无法彻底改变这样依赖性的经济形态。因此，拉丁美洲出口多样化的计划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任何事都不能只从表面和局部着眼，重要的还是一个发展计划到底是由谁主导，它所执行的政策是从谁的利益出发。
在《进步联盟》之下，中美洲的国家从原来的咖啡、蔗糖和香蕉的出口扩张到棉花和牛肉的出口，后来又将出口扩展到海产和烟草。中美洲国家开辟了它们西边沿海地区肥沃的土地来种植棉花，虽然早在二次大战时，中美国家就开始种植棉花了，但是种植面积在推行《进步联盟》的十年中不断地扩大。世界银行这时就贷款给中美国家修建便利棉花出口的道路。从棉花种植和出口的扩大更进一步推广了中美国家的畜牧业，这些国家毁掉了大片的原始森林来开发养牛的畜牧场 。
但是中美国家的新产品出口和它们原来的出口一样，都是为了适应世界市场的需求。二次战后纺织业的快速发展增加了棉花的需求，美国牛肉饼快餐餐馆行业的发展增加了对牛肉的需求。从1961年到1973年之间，中美洲国家的蔗糖出口增长了四倍、棉花出口增长了五倍、牛肉出口增长了七倍。当出口以如此大的倍数成长时，背后都隐藏着问题。因为如果一个国家发展的方向决定于世界市场的需求，这个国家就没有足够的土地和资源来扩大生产本国人民生活所需物品。虽然从1950年到1978年间，中美洲的年GDP成长率达5%，但是对这些国家的人民来说，他们的日子却过的越来越艰难了。棉花的生产占据了原来小农用来生产粮食的土地，再加上棉花的生产机械化程度高，用的农民工人数减少，只是在棉花播种和收成时，农场才雇用季节工。 许多之前在大型农庄里工作的长工，也因为农场改种棉花而被赶了出来。大批的农工和失去土地的小型经营的农民，无法靠一年只工作几个月来维持最低的生活。在一切为出口的政策下，到了70年代底中美洲国家的土地只剩下15%为本地人民种植供他们消费的食物。
因此，虽然大量出口虽然带来了GDP的增长，但是当土地和其他资源都用来生产出口商品时，这些资源就不能用来生产本国人民生活所需的物品。同样重要的是当工人和农民的收入低微时，他们的需要不能变成需求，因为只有在有购买力的前提下需要才能变成需求。一般老百姓所得低是国内市场无法扩大的基本原因。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国内市场萎缩，更多的资源就会流向出口商品的生产。更有甚之，棉花的生产对土地肥力的损耗非常大，牛肉的生产毁掉了大面积的原始森林。这些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是长期的，都是要在此后非常长的时日才能恢复的。
靠原材料出口的国家必须要承受的是世界市场的原材料价格的上下波动。到了70年代底，中美国家出口的农产品价格下降，出口量和外汇收入都下降。但是它们为生产所需必须进口的化肥、杀虫剂、农机和能源价格却不断地上升，导致了外汇收支不能平衡，再加上这些国家每年因外债必须支付的利息持续的增加，更增加了外汇收支上的困难。70年代时中美洲好几个国家的人民开始了他们的武装斗争，美国用它的强大武力支持当地的反动政府，人民在战争中受到残暴的镇压，更是民不聊生。90年代时世界银行贷款给越南来扩大咖啡的种植，在1990 到2000的十年中，越南咖啡生产增加了四倍，越南的咖啡出口跟着增加，世界咖啡价格在90年代中时开始下降，到了2000年初时，每100磅咖啡价格从120美元讲到50美元。这个价格低于中美洲国家咖啡生产的成本，导致几十万种咖啡农民破产。据估计2001年洪都拉斯有10万咖啡农场破产，危地马拉的咖啡出口下降一半，70万咖啡生产工人失业(占总人口20%)。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在80年代的十年中个人所得以同等购买力计算下降17%，也就是说1990年的个人所得与1970年相比完全没有增加。从1980年以来最低工资(以实际购买力计算)下降40%。中美洲国家的儿童一半以上营养不良。为了逃避战争和经济危机，中美洲国家200万人离开他们的国家出走。
世界银行集团内三个私有领域机构的性质、功能和实际运作
(1)1956年成立的国际金融公司(IFC,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2)1966年成立的国际投资争议调解机构 (ICDID,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和(3) 1988年成立的多边投资保证公司 (MIGA, Multilateral Investment Guarantee Agency)。
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在这个所谓世界组织的银行集团内，还有像国际金融公司这样的私有组织。因为国际金融公司是个私有组织，所以它所作的投资项目和数额都不需要公开。这个公司成立于在1956年，它成立时的目的就是协助私人公司去发展落后国家投资。国际金融公司所发挥的作用在近三十年对世银集团来说越来越重要。这篇文章开头提到的世界大型水资源公司就是由国际金融公司支持的。国际金融公司不贷款给各别国家，它只贷款给到落后国家投资的私人公司。除了贷款给私人公司外，国际金融公司还供给私人公司各种信息和技术上的援助，像国际金融所召开集的「世界水资源论坛」会议，就是替这些公司为水私有化造势。与国际金融公司有密切关联的是1966年成立的国际投资争议调解机构，这个机构专门从事解决这些到各国投资的公司与投资所在国家之间所发生的争议。到了1988年时，世界银行集团又成立了一个叫多边投资保证公司，从这个公司的名字就可以看出它是个为投资者出保证的公司。这家保证公司减少了投资者到世界各地投资的风险，如果他们的财产因为它们投资所在国家在政治上的变动或其他原因而造成的损失，这家保证公司会给投资者补偿损失。有了投资的保证就方便了投资者向其他商业银行获得较低利息的贷款。从解决争议的机构到保证公司的成立可以看出，世界银行对投资者利益的照顾是非常周到的。
国际金融公司支持的大型跨国公司包括世界著名的大石油公司(像埃克森美孚、英国石油公司、雪佛龙德士古、荷兰皇家壳牌等)、矿产公司(像加拿大的库姆托尔)、连锁快餐公司(像达美乐比萨)、冷饮和啤酒公司(像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等)、私人学校、高级旅馆(像证大丽笙和万豪酒店)等等。由国际金融公司支持的公司的投资多半集中在所谓中等国民收入国家，像巴西、墨西哥、俄罗斯、马尔代夫、瓦努阿图、罗马尼亚、捷克、巴基斯坦、南非等，也包括中国。这个国际金融公司在近三十年来成长的很快，2003年时，国际金融公司贷给私人公司的投资项目共255个，总额为53亿美元，其中有72个项目是由多边投资保证公司用13亿美元来保证的。2003的一年中，国际金融公司的利润是2.5亿美元，多边保证公司的利润是1.4亿美元。仅在三年之后，2006的一年中，国际金融公司的贷款总额就增加到83亿美元，与同年世界银行的141亿美元的贷款总额相比，是个不小的数目。(World Bank Group Basics)
石油、天然煤气和各种矿产业的开采投资是国际金融公司作支持的重要的项目。世界银行虽然表面上对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表示关心，但是由国际金融公司所支持的石油、煤气和矿产的开采常常对环境造成重大的和不能挽回的破坏。经七个世界环保团体合作，在调查之后作了有关世界银行对环境的破坏的详尽报导。在2011年4月时由这七个团体联合出版了一份报告：《世界银行、气候变化、与能源投资》。这份报告收集了很多接受国际金融公司贷款的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地对环境破坏的劣迹。报告中特别记录了能源和矿产公司在开采过程中对土地、河流和空气所造成的大量污染，以及由污染带来的毒素如何伤害到无数开采地方的居民。
这份环保团体的报告举了很多例子，根据这份报告下面用尼尔利亚为例来说明世界银行如何协助大型跨国石油公司控制尼尔利亚的能源，和这些公司的能源开采如何造成尼尔利亚环境上的污染。尼尔利亚的例子说明了世界银行在落后国如何用它的霸权来维护跨国资本的利益。 尼尔利亚的尼日尔三角洲是非洲最贫困的地区之一，但是那边储存着大量的石油和天然煤气，美国和欧洲的几个大型石油公司早就盯上了这块能使它们致富的土地。早在几十年前，一些大石油公司就在尼日尔三角洲开采石油，它们在开采石油时有大量天然煤气冒出来，这些公司就用最便宜的方法处理，那就是点火将天然煤气燃烧。天然气煤燃烧的火焰可达几层楼房那么高，而且烧起来每天连续24小时之久，引起大量的空气污染。这样的天然气燃烧在三角洲上约有100处，每一处的燃烧地点都离居民所住的村庄不远。其中有些已经烧了40年之久。天然气燃烧破环了自然环境，并释放出大量的毒素：除了二氧化碳之外，还有二氧化硫、二氧化氮、苯等致癌的化学毒素，导致当地居民呼吸器官的疾病、血液中毒、和癌症等等。这里的居民非常贫困，他们的平均寿命只有43岁，婴儿出生后一年中的死亡率是12%。(见《世界银行、气候变化、与能源投资》23 -24)
在尼日尔三角洲上，天然气燃烧每年放出4亿吨的二氧化碳，每年烧掉的天然煤气的量相当于美国每年天然煤气的总消费量的25%，欧盟总消费量的30%。其实早在1984年时，尼尔利亚的联邦政府已经有法律禁止天然气燃烧，因此这样的燃烧是非法的，而且是违反石油公司和政府签订的合同。但是多年来却没有办法来制止大石油公司的这种不顾人死活的行为。经过尼尔利亚政府多次提出抗议后，直到最近世界银行出钱出版了一本《尼尔利亚降低天然煤气燃烧可获碳信用发展计划》。这个计划要利用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从降低天然煤气燃烧来为石油公司获取碳信用。这种做法真是极为荒谬，因为本来天然煤气燃烧就是不合法，现在这些石油公司却要在降低燃烧上再捞上一笔，而世界银行不但支持石油公司获得它们不应得的利益，更花钱出书将这样的行为合理化。(同上)
2004年时雪佛龙·德士古公司，和荷兰皇家壳牌要非洲西部建的一个庞大的天然煤气的气管。2005年世界银行批准了由世界银行和西非煤气管公司合作建一条「西非天然煤气气管」的计划，西非煤气管公司主要的股东是雪佛龙(占36.7%)尼尔利亚国家石油公司(占 25%)，和荷兰皇家壳牌(占 18%)。另外，还有些小股，因此这两家大石油公司的股份占了一半以上。这条气管可以将天然气从尼日尔三角洲运到比尼和加纳。 除了世界银行的贷款之外，这两家跨国石油公司在建「西非天然煤气气管」时，还接受了国际发展总署价值5000万美元的22年的保证，也同时接受多边投资保证公司价值7500万美元的保险。(同上)
2006年时，尼尔利亚的12个小区团体向世界银行的一个负责调查的机关提出反对天然煤气气管的上书，这些团体指出这条煤气管将会给他们的小区的土地带来无法修补的灾害，也将使土地上的居民失去他们赖以谋生的依据。他们还指出在评估这条气管对环境可能造成灾害的过程中，这些石油公司只跟少数地主协商，大多数居民都没有表示意见的管道。之后。世界银行的这个负责调查的机构确认了这份小区团体上述中的许多抱怨是有事实根据的，并且说煤气管所占用的土地给予地主的赔偿只是土地实值价格的10%。但是小区团体的反对是没有用的，这条长达678公里的煤气管在2009年时已经完工了。(同上)
在世界银行的支持下，庞大的石油公司对非洲能源的浩劫还不只上面说的这些。在2005年到2010年间，世界银行投资了1.7亿美元来支持尼尔利亚整个能源部门的改革和私有化。在世界银行的推动下，尼尔利亚通过了2005年的《电力部门改革法》。世界银行更对尼尔利亚的能源改革提出建议书和研究方案，这些方案中包括由七个石油公司提出的尼尔利亚天然煤气的总体规划，这个规划有两个目标，一个是减少天然煤气燃烧，另一个目标是使更多的尼尔利亚人能用得上电。到目前为止这个总体规划是完全失败了。因为两个目标都没有达到，不但天然煤气继续燃烧，而且在尼尔利亚的1.5亿总人口中，只有460万人可以用得上电。(同上， 26-27)
世界银行对尼尔利亚能源部门的干预说明了什么?首先，这个事实说明了，在近年来世界银行的私人领域的机构， 更积极地协助世界垄断资本占据发展落后国家的资源。世界银行私人领域机构的活动是配合了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推广，在“全球化”的前提下，世界银行用对跨国公司融资的办法向全世界扩张。第二，这个例子说明了世界银行在发展落后国家内有无比的霸权，这个霸权建立在多数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的软弱无能上。第三，这个例子说明了世界银行所要推广的项目只会使垄断跨国资本得利，贫穷国家的老百姓不但完全无法享受他们自己国家的丰富的资源，还得承受因为跨国公司开采资源时对他们的土地、河流和空气的污染，和污染带来的健康和生命的损害。他们的政府不但出卖了国家的资源，而且对自己的人民无法提供任何的保护。
《世界银行、气候变化、与能源投资》的报告中还有更多的由世界银行支持的项目所造成世界各地环境污染的例子，这些世界银行支持的项目都是在世银公有领域和私有领域的各机构合作完成的。 尤其是近三十年来，国际金融公司对大型跨国公司的投资更是借着世界银行对落后国家援助的假名，来扩张国际垄断资本的牟利机会，也为国际金融公司累积更多的资金来作进一步的扩张。我相信在中国也一定有不少由国际金融公司所支持的跨国公司投资项目，像对加拿大矿产公司库姆托尔在中国的投资，国内的朋友们如果能够作一些这方面的调查，将有助我们对世界银行的霸权作深一步的了解。
“国际”金融组织霸权：总结
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帝国，战后美国帝国势力的扩张与它对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的控制有密切的关系。这两个以“国际”为名的金融组织，虽然隶属在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之下，但是它们所作的决策联合国完全无权过问。这两个“国际”金融组织是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国)扩张的重要工具，在这两个组织内，各大帝国投票数加起来在总数中占多数，而且只有美国一国掌有否决权，所以重要决策必须得到美国的同意才能通过。
国际货币基金对美国战后帝国的扩张所作的贡献极大，它不但支持以美元作为世界贸易和投资的交易媒介，而且帮助美帝国制裁资本主义发展落后国家，夺取了这些国家的经济主权和政治主权，迫使它们在制定经济政策和政治政策时，必须符合美帝国的利益。70年代末世界资本主义大国面临了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在美国的带领下，各大帝国不但成功地借着石油美元再循环缓合了那次危机，并且利用经济发展落后国家的外债，把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转嫁给它们。除了将危机转嫁之外，并且在转嫁的过程中，强迫这些国家执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资本主义发展落后国家在外债压力下，被强迫增加税收、减少政府开支、提高利率、增加出口，并将大批国有企业私有化、降低进口税、废除各种保护本国经济的法律，包括对外国投资的限制。在它们经历了全盘的经济结构重整后，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失去了一部分利益，但是在他们与帝国主义的合作中，还是可以分到不少的好处，但是这些国家的工人、农民和一般老百姓则遭受到物价上涨、实质工资下降、失业等各种压力，加上政府在教育、医疗和对穷人的补贴等开支的削减下，生活越来越加艰难。
世界银行集团也同样是有助战后美国帝国主义扩张的工具。从60年代起，世界银行就以帮助资本主义发展落后国家的名义，用贷款作为诱力来影响这些国家的发展政策。世界银行在60年代和70年代贷给这些国家的钱，多集中在基本设施和交通的建设，这些建设多半是为了便利帝国主义国家从这些国家获取资源。世界银行常被看成一个与联合国相关联的组织，因为世界银行有意的利用宣传来显示它对世界贫穷国家的关心，还作出一套降低世界贫穷的规划，但是这些都是它伪装的慈善面目。世界银行的真正使命是协助跨国垄断资本在资本主义发展落后的国家扩张。在世界银行集团之下有三个私有的机构，这三个私有机构的所作所为常常不为外人所知。这三个私有机构在近三十年新自由主义猖狂的气候下，大力协助大型跨国公司在资本主义发展落后国家投资，用私人投资来进一步改变这些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在一些重要的经济领域，像能源、水资源、矿产、教育等世银用扩大私人资本来推进行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的改革，促使私有的外国资本在这些领域中取得控制权。在外来私有资本的控制下，落后国家的人民无法使用他们自己国家的资源，而且在外资开采资源的过程中造成了他们生活环境的破坏和自然环境的污染。
这篇文章用对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的解说和一些例子，来说明这两个“国际”金融机构如何成为美国帝国主义的扩张的工具，以及它们在美国的控制下如何施展着它们无比的霸权。这篇文章并没有对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作完整的分析和报导，因为完整的报导需要写一本很厚的书才能完成。因为这篇文章已经拖的太长，所以无法谈到另一个重要的部份。这个部份就是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如何协助中欧、东欧和前苏联将它们的社会主义经济解体，和如何资助它们加速资本主义的改革。这一段重要的历史必须留在另一篇文章来完成。
参考数据
Dasgupta, Biplab, Structural Adjustment, Global Trade and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 Zed Books, 1998
George, Susan, the Debt Boomerang, Pluto Press, 1991
Kapstein, Ethan B. Governing the Glob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the State,HarvardUniversity Press, 1994
Kapur, Davesh et al. The World Bank: Its First Half Century,Washington Brooking Institute, 1997
Kuczynski, Pedro-Pablo “Latin American Debt,” Foreign Affairs,Winter, 1982-83
Leon, Robert Salinas, Mexico, Markets and Multilateral Aid in Perpetuating Poverty, The World Bank, the IMF, and the Developing World, edited by Doug Bandow and Ian Vasquez, GATO Institute, Washington, D. C. 1994
Volcker, Paul, and Toyoo Gyohten, Changing Fortunes, the World’s Money and the Threat to American Leadership, Times Books,1992
Wade, Robert, “US Hegemony and the World Bank: The Fight Over People and Ideas, “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002. Volume 9, No. 2 World Bank, Climate Change and Energy Financing: Something Old, Something New?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