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东风》

编者按：新疆的民族分裂活动在70年代归于沉寂，80年代快速地死灰复燃。新疆与内地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且经济以易于被分裂势力利用的小农为主，这是新疆分裂主义的社会基础。加之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民族政策的失误，很多原来受到控制的上层阶层和知识分子得到释放甚至受到重视。分裂主义的思想在这些人的推广下快速发展和传播。社会基础和分裂思想两相结合之下，新疆的分裂活动愈演愈烈，1996年的中央7号文件终于将新疆的主要危险定性于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这一定性开始了以暴制暴的过程，新疆分裂活动也开始了向恐怖主义的演变。 自天安门金水桥自杀式爆炸事件和昆明恐怖活动后，各地的政府和群众往往到了谈维色变的地步，以至于需要中央命令禁止地方政府出台带有较明显民族歧视性质的政策。中央一再强调恐怖活动是各族人民的敌人，这既不是民族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但毋庸置疑的事实是，民族隔阂加深了，民族歧视增强了。这个号称不是“民族问题”的问题实实在在是中国当前面临的最大的民族问题。也许，以前大多数人以为新疆的局势是很好的，当地的社会是比较太平的。可是，如今人们不得不去担忧自己的安全，也不得不去思考新疆到底怎么了，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维族人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去为了新疆的独立和“圣战”而奋斗。 长期以来，新疆各民族饱受了政治、经济和民族压迫。统治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一方面利用宗教等手段以迷惑被统治者[1]，另一方面挑拨各民族的关系、煽动起民族仇杀和敌视[2]。 增进民族团结的最好办法是汉族与少数民族被统治者联合起来打倒各民族的统治者，并在此基础上相互尊重、不断缩小民族之间的不平等。 5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确实是这样做的。实行社会改革，打倒压在人民头上的封建地主和资本家；实行宗教自由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经过长达二十多年的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分裂势力一度偃旗息鼓（70年代没有一例民族分裂事件），民族关系已经比较融洽，库尔班大叔骑着毛驴上北京的故事传遍天下。 民族之间的不平等和隔阂并不能够在一朝一夕之间消除。中国存在着大量的小生产，资产阶级法权也很强，资产阶级的思想也还很有市场。在民族关系中，资产阶级的思想表现为大汉族主义和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并存。进入到70年代后，原来隐藏的分裂势力屡遭打击而遁于无形，无产阶级专政也保持了对民族主义的高压态势，因此没有出现比较大的事件。 历史是曲折的，昨天是从民族隔阂与民族压迫走向民族平等，今天又向相反的方向走去。

民族分离主义的社会基础

随着改革开放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地区差距及新疆本地的贫富差距逐渐扩大。新疆贫困人口占比位居全国前列。虽然新疆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可是当地的少数民族却难以分享发展的利益。 论创业，维族资本家竞争不过汉族资本家。虽然改革早期曾经涌现出来一批维族小资本家（如乌鲁木齐的“葡萄女王”临汉·库尔班），后来也曾出现了像热比亚这样的大资本家，而且他们中有些也被吸纳到政权当中[3]（如热比亚），但是在改革中占优势的仍然是汉族资本。无论是在新疆开发油田和修建铁路、公路的企业，还是当地发展起来的如特变电工、广汇等企业都是汉族资本。 论就业，维族工人竞争不过汉族工人。在工厂中，老板和管理层都是汉族人，设备也用普通话标明，这都给那些从小讲维语的人带来了一些不便。因此，维族工人的劳动力熟练程度不如汉族工人，其竞争力也就相对较弱。因此，维族青年中失业率相对较高。 论务农，维族人往往都是一家一户的小农。在水利条件较差的地区，相对于那些成片成片租种成百上千亩土地的大农来说更显劣势。相对于内地的小农来说，他们的生产率也较低。另外，他们往往还要受到商业资本的盘剥。内地的农民可以靠出去打工挣钱贴补家用，维族农民却往往由于语言、文化等原因难于在外面找到工作。因此，维族农民总收入中打工收入不超过10%。维族的贫困人口比例相对较高也与此有关。

热内亚与达赖喇嘛

 中东地区有的国家虽然工农业都不行，但是单凭石油资源就能够让他们的人均GDP处于世界前列。而新疆本地的维族人似乎并没有从资源中收获多少，甚至新疆天然气的价格竟然还比上海的贵。 维族的阶级构成是小农为主，以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导，工人阶级较弱小。受到汉族资本压迫的资产阶级必然倾向于建立民族国家。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小农自然倾向于跟随本民族的资产阶级，工人阶级由于力量弱小，甚至没有自己的组织，也就不能主导本民族的运动，甚至有时还要随大流。

民族分裂主义的兴起

虽然国家极力抑制民族分离主义的发展，可是它却像燎原之火迅速蔓延。80年代初，它恢复了生命力，而且初步展示了自己的力量；80年代后期，它赢得了知识分子的认可，以学运的形式凝聚着自己的力量；90年代以后，虽屡遭打击，可是却仍然如离离原上之草而不断春风吹又生，并时不时用暴力手段发出自己的怒吼，却也逐步地走向反动。 根据官方的资料，我们得知：80年阿克苏发生了因汉族警察违纪逮捕维族小伙并致人死亡所引起的群体性事件，3000多名维族群众抬尸游行，并且喊出了“赶走黑大爷”，“汉族人滚回关内去”的口号；81年叶城又发生了清真寺着火引起的两千余群众冲击党政机关的事情，他们含着“公安局是纵火犯的后台”、“打倒异教徒”、“打倒民族败类”等口号。这是民族分离主义在70年代的沉寂之后的复苏。复苏的社会条件是农业生产的私有化及政权的腐化由此带来的阶级压迫和剥削，由于阶级压迫带有一定的民族色彩（国家政权主要由汉人掌握），因此就会激起本来就潜在于小农心中的民族主义意识。而有组织的分裂组织（“东突厥斯坦燎原党”）则会利用群众的心理而将群众运动打上自己的烙印（如“伊斯兰共和国万岁”之类的口号）。 这种在一县以内的活动并没有充分引起官方的警觉，而官方中鼓励民族特色、强调民族自治的声音甚至一度占据上风，因而80年代是民族分裂主义合法活动的大好机会。邓小平等文革中的“走资派”上台后，必然要翻文革的案。其中一点就是认为“文革”中的民族政策“左”了，必须要更加地照顾民族特色，给少数民族以更大自治权。落实的关键在于干部和宗教，一是通过扩大地方少数民族干部的权限和释放原有的上层贵族和分裂势力并给以一定的安排（很多都安排到科教文卫部门），二是大力修建清真寺。可惜，这样的政策并没有使少数民族死心塌地地跟着他们干，而是培养起了一批反对自己的人。被安排到科教文卫及宗教部门的人没有对政府产生感恩之心因而帮助维稳，恰恰相反，他们民族分裂之心不死，只不过换了一种方式而已，而且是更有效的方式。比如叶城县政协副主席阿·买合苏木原来系宗教上层，曾因分裂活动而被捕入狱改造，改革后放出作为统战对象被委以政协副主席和伊协主席重任。他就利用这样的身份大兴经学，并利用经学传播其原有的伊斯兰主义思想。除了这样的人，在大学里面的老师也传播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造成了广泛的影响。 在资本主义改革所造成的贫富分化和官员腐败的社会基础上，在知识分子界、宗教界广泛传播的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思潮的基础上，80年代后期在乌鲁木齐发生了三起较大的学潮。兹举两例以说明学潮的特点： 1988年6月15日，又发生了由汉族大学生在新疆大学厕所内写下了几条侮辱维族人的下流语句引发的学生游行。这次游行由新疆大学“大学生科学文化协会”组织，包括三四个学校共近千名学生上街游行，喊出了“反对大汉族主义”、“反对民族歧视”、“民族平等万岁”等口号。“大学生科学文化协会”是自发的学生社团组织，主要由维族人组成。据官方介绍，这个社团打着关心民族教育的幌子，挑拨民族关系。有一次，他们在学校里展出六十多张伊犁中小学生学校遭灾的图片，同时配上几幅汉族学校宽敞明亮的照片，以此煽动民族情感。同时，他们办的《科学与文化》会刊故意渲染“各民族在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方面的不平等”。这个事件发生后，在乌鲁木齐、阿图什、喀什等地都出现了鼓吹“民族独立”、“把汉人赶出新疆去”等的标语、传单和大、小字报。 1989年5月19日，乌鲁木齐又发生了大中专学院的学生游行集会声援北京学生绝食行动的事情。清真寺的教民和伊斯兰经学院的学生打着抗议《性风俗》（一本对伊斯兰教有侮辱的书籍，在游行之前已被政府查禁）和维护伊斯兰教的横幅标语上街游行，向人民广场集结。沿途有许多社会闲散人员、个体户和不明身份人士加入，至人民广场时，已有两三千人。游行群众高呼“不要以为这个世界上没有真主，要让你们看看穆斯林的力量”等口号。游行者还冲击了自治区党委大院，并招致了武警、部队的弹压。 整个80年代是中国资本主义复兴的时期，也是新疆民族主义复兴的时期。民族主义完成了从死灰到复燃，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的发展。民族主义和宗教的口号不仅吸引了知识分子，也吸引了普通群众（农民、个体户等），成了维族中第一大政治势力。虽然内地汉人也同样有民族主义的意识，可是还有大量工人有社会主义意识。相比之下，维族工人阶级队伍的弱小就显现出来了，这也在一些事件中有工人参与而并没有发出工人阶级的呼声可以看出。如果维族工人阶级要成长，必然要面临着强大民族主义的困难。

民族主义向恐怖主义的演变

恐怖主义并不是坚强有力的表现，恰恰是无力改变政局的一种带有绝望意味的反应。8·9以后，资产阶级所领导的群众运动一时消沉下来，无产阶级又暂时还没有起来。民族主义就是在这样的时刻向恐怖主义转变的。 根据官方资料可知，90年代以来新疆地区分裂活动愈演愈烈。从1990年到1995年有号可查的较大的案件就有1990年的阿克陶县巴仁乡武装暴乱，1991年沙雅50万元抢劫案，1992年乌鲁木齐“2·5”爆炸案，1995年和田市“7·7”严重打砸抢事件和1995年伊宁市“8·14”非法游行事件。 虽然恐怖主义本身是对群众丧失信心的一种表现，可是这并不表示民族主义在新疆就丧失了群众基础。1999年5月，和田一分裂组织窝点制作炸弹失败爆炸，炸死4名分裂分子。当地群众迅速掩埋尸体，处理善后，却没有一人将此事报告给政府。1999年8月9日，一名暴力恐怖分子被枪毙后，和田竟发生了2000多名群众聚众抢劫运尸车，抬尸游行并将其作为英雄打算在清真寺安葬的事件。官方的学者在一本书（《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新疆稳定问题的观察与思考》）中就承认了政府基本没有掌握群众思想，而分裂主义的群众基础（主要在南疆）却是不错的。 面对此起彼伏的分裂事件，官方高度重视和警惕。1996年时，中央7号文件终于为新疆的形势定了性——新疆的主要危险在于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根据官方的总结，分裂组织呈现出以下特点：分裂组织发展迅速，内部组织严密，纲领明确；利用非法宗教活动传播民族主义思想、组织群众；注意购买武器、开展训练和进行恐怖活动；主要分裂势力在于南疆；年轻化、知识化等等。 民族分裂势力的恐怖化标志着其民族主义的极端化和反动化，它诱使各族人民之间相互仇杀、相互隔阂，不利于他们的团结和解放。

非法宗教是民族分裂主义的肥沃土壤

任何一种思想都必须要借助于群众喜闻乐见或为当前利益所需的活动而深入到群众中去。而非法宗教活动就是民族分裂主义所需要的活动。伊斯兰教不仅仅是维族人信仰的宗教，更是其生活的一部分。借助于宗教的话语、习惯和活动，民族主义迅速地扩散其影响。也因此，宗教是官方与分裂势力争夺的重要阵地。官方需要争取宗教中的上层，进而占据宗教的制高点，而分裂势力也自然地渗透到宗教活动中，甚至会暗杀宗教领域亲政府的上层人士。

新疆存在大量的穆斯林教徒

可以说，在这个方面，政府的拨乱反正政策一度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对宗教极力扶持。新疆的宗教由反弹“复兴”到宗教狂热，发展到非法宗教活动猖獗，进而在一些地区形成趋于政治化的宗教极端势力。伊斯兰势力的扩张，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信教人数急剧增加，包括了大量的青少年、大中专院校学生、党员、团员、干部和国家公务员；二是清真寺的扩建超出了正常宗教活动需要和信教群众的经济负担能力。据调查，新疆穆斯林人均占有清真寺的数量为150人左右一座，居世界最高；三是形成朝觐狂热，突出的一点是不顾经济能力，违反交规，借债朝觐。分裂分子除了利用清真寺讲经传播思想，还组织地下传经活动。这是一种以讲经为名，走门串户宣传分裂思想和组织群众的活动。这种活动灵活性很强，坐下即讲，讲了即走，不通姓名，不报地址。地下讲经点屡禁不绝，许多还成为了分裂活动的窝点。 宗教是尘世的反映。维族人不能在尘世中获得解放，于是乎热衷于在宗教里得到解放。

未来的走势

中央还没有也不能找到有效的办法化解民族分裂和对抗情绪。民族分裂势力开始利用内地的恐怖事件来强化民族隔阂。但是垄断资本力量正盛，分裂势力一时也难以掀起大浪。这是一个相持阶段。 王乐泉的下台与张春贤的上台是一个标志，中央开始转变政策了。从强力打击分裂势力为主转为强力打击和注重民生并重。今年以来，甚至有20万干部作为工作组派到农村做一年的工作。垄断资本的雪球已经够大，不在乎分出去一点雪花。 些许的改良不能消除民族隔阂和民族分离主义。有官方的学者说民族分离主义的一个基础在于其工人阶级队伍不够大了。我们不知道政府是否会促进维族工人阶级的壮大，但是我们知道没有一个强大的工人阶级队伍维族人便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只有依靠各族阶级的紧密团结才能够真正解放维族和新疆！   [1]如在哈密起义中曾经利用宗教人士去做起义领袖的工作 [2]如混在起义中的少数民族上层挑动民族杀戮，汉族统治者挑拨离间起义者中各民族相互间的关系 [3]2003年底，担任自治区人大、政协职务的私营业主有1300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