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问题溯源

时间: 2014-09-03 14:36:20
栏目: 理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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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飞象  来源:《东风》

最近,养老问题、假日安排成为了很多在职人员极其关注的问题。我们想知道,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到底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总的说来,社会特殊群体保障的形式与内容与社会的生产组织方式息息相关。在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生产方式中,我们习以为常的保障制度,从来不是资产阶级主动提供的,大多是经过血与汗水的斗争得到的。下面将从历史角度分析社会福利的来源,揭示福利制度和劳工运动的依存关系。

田园诗:温存的前工业时代

前工业时期,是指工业化社会到来之前的传统农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历史时期。 人们常说“养儿防老”。社会保障最原始、最古老的形式是基于血缘关系的家庭保障形式。据米特罗尔和西德尔考察,在前工业时期,在一个特定年龄阶段放弃自己的工作去休息、养老是极不可能的。在老年人部分地或完全地失去工作能力时,他们退出工作状态而养老休息一般是因人而异。 到了中世纪,行会组织成为城市中非常重要的社会保障单元。“行会”的基本意思是“共同生活体”,它在缓和与调节同业者利益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欧洲各国普遍存在有工匠行会、商人行会、村落行会、宗教行会和社交行会等等。行会在涉及死亡、贫困、疾病、衰老、伤害、盲哑、丧失家畜和财产上的事故等很多方面都起到了类似于今天的保险行业的作用。后来德国初期的人身保险合作社的扶助金库、英国的友爱社等,都与早期的行会有关。 然而,工业化来临时,家庭的保障形式首先被打破。数以千万的农业生产者变成了一无所有的贫民,无产阶级在社会上形成,大多人必须靠工薪收入维持生计,绝大多数家庭的一些成员各自走出家外谋生,许多子女离开了父母的家。此外,城市中的住房问题、就业问题使得子女对父辈的照料受到了住房、交通,特别是休闲时间的限制。这种被当代社会学称之为“空巢”家庭的数量呈一种增加的趋势,这是工业化以来家庭发展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 此外,资本主义工厂的诞生和大工业的发展,摧枯拉朽般摧毁了城市中的各种行会。14世纪起,欧洲的行会逐渐开始解体,人们在城市中的关系简化为了纯粹的雇佣与被雇佣关系。温存的共同生活体被打破,当劳动者因年老体弱,因病、生育、工伤事故或失业时,就彻底失去了收入保障。 于是,前工业时期的各种保障单元一一碎裂。

双城记:资本世界失控的贫困问题

资本主义诞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社会保障一直是遭人诟病的问题之一。大批的失地农民由于失去了生活保障,随时可能骚动,成为了上层社会和政府不得不面临的问题。在英国,对于剥夺农民土地产生的大量流浪贫民的社会性问题,政府的最初反应是采用各种手段,强行限制贫民流动。1530年的法令规定,除年老和缺乏劳动能力者给予乞讨食物的特许证以外,凡身体强健的人,若流浪乞讨者,一律逮捕,系在马车后部,执行严厉鞭打的刑罚,然后立下志愿劳动的保证誓言,遣送回原籍。1536年,亨利八世又重申了前令,并规定凡第二次违令被捕者,除鞭打之外,把耳朵割去一半;若三度犯法者,则判处死刑。对那些丧失劳动能力的贫民,政府发给他们一个用马口铁做的佩章,表示允许他们在一定的区域内行乞,而不给予官方的救济。 尽管制定了各种严厉的法令,但随着英国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进展,贫民仍然继续增加。贫困问题已经失去控制。1796年,曼彻斯特医生珀西瓦尔博士以刚成立的负责研究该城市健康状况问题委员会和曼彻斯特市卫生局的名义,提出一份报告表明:(1)大纱厂中的儿童等人特别有遭受传染性热病的危险。(2)大工厂严密禁闭,热气和臭气使人难以完成工作。(3)普遍夜工和延长工作日,导致工人、尤其是童工的体质下降。1845年弗•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写道,由于工厂过度劳动、缺乏有效的保护措施,大量工人的身体受到摧残。“在这些条件的影响下,男工们都很快累垮了,大多数人一到40岁就不能工作,只有一小部分能支持到45岁。能支持到50岁的就非常少了”。“因为工作时间过长而引起的畸形在妇女中比男子更为严重……女工们患着一切工厂工人共有的一般衰弱症,她们在怀孕后,一直到分娩前的一瞬间还要在工厂里工作。”雇主为了利润常雇用救济院中的院童做工,4至6岁的儿童便开始做工,工作时间漫无限制,每天能长达16至18小时,此外营养不良、睡眠、空气与阳光的不足、缺少休息及休假。 此外,工业发展带来的一个严重的后果是工伤事故、职业病的发生。工人生了病不可能有髙明的医生来诊治。的确,有许多慈善机关在设法弥补这种缺陷,但是,对于一个每年有四分之三的居民需要医疗的城市来说,这又算得了什么呢?英国医生索取的诊费很髙,工人是出不起的。 贫困问题成了随时会爆发的定时炸弹。大量贫困人口涌向城市,并深刻影响到社会生活,这支失业大军后来又由于“玫瑰战争”后被解散的贵族卫兵队和寺院被解散后大批僧侣的加入而变得更具有力童。 政府终于决定采用“官方救济”的形式来控制恶化的局势。1601年由当政的伊丽莎白女王,把已有的救济贫民的惯例方法,用《济贫法》的形式将其规范和固定下来。对于官方认为“懒惰而不值得救助”的穷人,则仍然规定用严酷的手段惩罚他们。《济贫法》是世界历史解决贫困问题的首部立法。对于《济贫法》,恩格斯写道:“谁没有工作,谁就得到救济,久而久之,穷人就十分自然地认为教区有责任不让他们饿死。他们把每周的救济当作权利而不当作恩惠,资产阶级对此终于感到厌烦了。1833年,当资产阶级由于选举改革取得政权而农业区的贫困又达到顶点的时候,他们就立刻着手以自己的观点来修改《济贫法》。他们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济贫所的工作,这个委员会揭露了很多惊人的事实。它发现农业区的整个工人阶级都变成了贫民,他们全部或部分地靠济贫金过活,或在工资低的时候领到一点补助金。”我们去考察资本主义社会保障制度历史文献,无一不在提《济贫法》的重要意义。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部法律非常落后,而且在制定法律后的数百年间社会保障制度一直停滞不前。直到1908年7月,英国通过老年人年金法,由国家财政来支付。但是老年人需要70岁以上才能获取年金,并且在1908年后不能接受《济贫法》的救济。这个法律并没有比《济贫法》前进多远。 资本主义的危机,已经不是“救济”能够解决的了。

乌托邦:彼岸的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的社会保障制度长时间处在贫瘠的状态,工人在保障问题上,不得不自己挑大梁。劳动者组织起来相互帮助,并同资本家进行斗争。 劳动者之间的互助活动,最早是以“行会”这种形式实现的。然而行会的组织基础是城市手工业,在资本主义来临后,行会组织也被无情的摧毁。17世纪起,英国开始出现工人举办的互助社团,例如“友谊社”和“工会俱乐部”等。18世纪末的英国,这种组织共有7200个,成员总数约为65万人,每社平均97人。到19世纪,又相继出现了“建筑社”、“合作社”、“工人社交俱乐部”等。到了19世纪80年代末,英国“友谊社”成员总数达400到450万人,接近成年男人人数的半数。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巴顿在其所著《论影响社会上劳动阶级状况的环境》一书中写道:“比较一下每个郡贫民的人数和各友谊社的人数,两个数字是成反比的。这即是说,凡在友谊社开展活动活跃的地区,该地区的贫民在人数就相对减少,反之则增加,说明‘友谊社’在解决贫困方面是有作用的。”。根据1874年的官方报告,“友谊社”每年可使《济贫法》的救济费节省200万英镑,英国政府认为工人互助组织能够减轻政府的济贫负担,其发展受到了官方的默许。 18世纪下半叶,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始,劳动者的生活在圈地之后再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世界进入了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有产者惊恐地注视着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法国革命的爆发和英国工人阶级组织的诞生。深刻的危机不仅孕育了浪潮汹涌的工人运动,也催生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潮。18世纪中叶的法国的马布利、巴贝夫,以及后来的圣西门和傅立叶,还有英国的欧文,都有过大量的社会改革以及解决贫困、老、弱、病、残的社会政策主张。最为著名的论著莫过于莫尔在《乌托邦》描绘的方案:(1)有劳动能力的人每天都要劳动6小时,业余时间则学习文化,从事科学研究,不允许有游手好闲的懒汉和寄生现象。(2)对孕妇、产妇、哺乳妇女和婴儿实行社会保护和照顾,专门免费提供食品、医疗服务;老年人都得到尊重和照顾,儿童实行集体教育。(3)取消私有财产,每家都到市场去领取自家所需要的东西。生产有明确目的,即增进国家财富,提高社会福利,有益于全体人民衣食住行各方面生活状况的改进。罗伯特•欧文则是最为出名的实践者。他在自己管理的企业中,进行了很多解决职工福利问题的尝试。1799年,欧文和几个伦敦人、曼彻斯特人共同买下了新拉纳克企业,工厂中拥有2500人,主要从事纺纱工作。欧文很早就注意工作时间和劳动保护问题。他在自己的工厂内把劳动时间缩短为10.5个小时(同行一般是13-14个小时)。此外,改善工厂的生产条件,取消了常见的惩罚措施,创办专门的机构教育儿童等。欧文的工厂实验一直持续到1829年。30年间,企业发展成为:一个纱厂、一个制造纱厂自用机器的工厂、一所新式学校组织。学校有两所造价很髙的大厦,设备齐全,备有教学所需要的一切贵重仪器和图书,教学经费每年不下1200英镑。企业出资改善村庄住宅和街道,修筑新的道路,建造花园。此外,在美国禁运棉花的4个月期间,还向工人支付了7000英镑的工资。在这个时期,厂里没有开工,可是工资照付。欧文的工厂实验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制度建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像“停业期间照发工资”等措施,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社会保障斗争运动方向。 由于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威胁,具有妥协传统的英国统治阶级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来缓和社会矛盾。例如1774-1824年间,议会通过了一系列劳工协议法,要求雇主对自己所雇的劳工承担一定的责任,包括解决他们的工作时间、居住等问题。1796年,英国政府考虑到当时的国内外矛盾,再次采取措施,导致议会认可和通过《斯品汉姆莱法》。《斯品汉姆莱法》探索了社会保障制度的两个重要机制:(1)社会成员的最低生活标准。每周每个勤勉的穷人应得3先令收入,这实际上是最初的“贫困线”标准。(2)补贴随面包价格上涨而调整,这实际上是救济标准的一种调整机制。 19世纪到20世纪初,组织形式更高的工会逐渐成为工人们的主要保障单元。英国于1871年首先承认《工会法》,英国工会组织在团结英国工人阶级,争取工人的福利和社会保障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工会为会员举办一些福利事业,如给生病或遇到工伤事故的职工提供救济、发放职工养老金、补偿灾祸损失以及为职工或其妻子办理丧事等。更为重要的是,工人组织能够给予工人失业保障、提供劳资斗争所需的费用。据1902年11月英国贸易部调查,在过去几年中,英国100家最大的工会开支总计为1513万英镑,用于失业、疾病、养老金和丧葬的开支占60.8%,资助劳资纠纷事件的开支占19.4%。1908年,英国参加工会保险基金的人数已达240万,其中大部分是技术工人。 乌托邦的社会主义思潮,成为了工人群体数百年来奋斗的路标。

变形记:曲折的保障体系搭建

进入20世纪,世界上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垄断阶段,城市贫民问题开始集中爆发,旨在救济的社会立法已经远远不足以应付大量涌现的贫困和失业等社会问题。 在英国,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保守党政府于1905年12月任命一个皇家委员会,负责调查贫民救济现状和《济贫法》范围以外的济贫方法,并提出政策和建议。1905-1909年皇家委员会做出了两份报告,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创造了历史条件。1929年,地方政府和教会负责《济贫法》救济的机构、济贫院监护人委员会相继取消。实行了300余年的《济贫法》被现代社会福利政策所替代。 德国领先于英国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最早确定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这与工人运动的中心转移到德国密切相关。当时德国著名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对工人阶级一贯采取压制、分化和利用的办法。然而德国的工人运动并没有因此而熄灭。1869年,德国成立了“全德工人大会”,消除了改良派的影响,德国工人运动高涨。为了稳定社会,俾斯麦在1881年颁布了《工人伤残病老社会保险纲领》,此后又陆续出台了一些法令(例如1883年颁布的《医疗保险法》,1884年的《工伤事故保险法》,1889年的《伤残和养老保险法》)。俾斯麦颁布的法律要求,凡是领取国家救济金的人都无权参加选举,这样做的意图很明显,即用经济利益来削弱当时兴盛的工人运动,让他们不能去支持自己的政党。前新德共著名人物布莱纳说过一段发人深思的话:“今天德国社会里许多东西,如果倒退100年,都是要被看成是共产主义成分而遭取缔的。今天德国的社会制度为什么比其他西方发达国家要好?难道不正是共产主义者们奋斗的结果吗?” 19世纪末20世纪开始,世界各国进入了斗争运动的高潮期。俄国革命的成功给资本主义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两次世界大战中广大去前线参战归来的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开展了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运动,接踵而至的内忧外患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做出让步,很多国家在这个时期建立起了社会保障制度的框架。 在“移民天堂”加拿大,1870年代“加拿大工会”开始开展福利制度的斗争,首先是要求改善工厂环境,废除童工制;1880年代开展了9小时工作日运动,并要求政府加强对工厂安全和卫生的管理;1888年开展了实施免费义务教育和8小时工作制等运动;1920年代要求实行退休金、失业保险和疾病、伤残保险等。1900年,加拿大联邦政府针对不断爆发的工人运动,设立了工人部负责处理劳资纠纷,政府在此起彼伏的工人运动压力下不断妥协,逐步搭建起福利制度;再比如,在“模范福利国家”瑞典,工人早在1898年就成立了全国性的工会组织,工人参加工会的比例一直高于其它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组织程度很高。瑞典的改良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从1932开始执政直至1976年,建立起了现在很多人称为楷模的的福利体系;在“地球上最发达的国家”美国,1880年代工人每天要工作12-16小时,工资微薄、劳动条件恶劣。1886年5月1-4日,美国1万多企业的35万工人涌向街头示威,争取8小时工作制。5月3日芝加哥发生流血事件,警察枪击示威工人,造成6人死亡,随后逮捕7名工人领袖并判处4人死刑。1889年第二国际为了纪念这一重大事件,将5月1日定为国际劳动节。1935年美国颁布了社会保障法,社会保障制度开始建立起来。 然而从70年代开始,资本主义的“滞涨”危机、工人运动的衰落、“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导致了各个国家相继开始进行制度改革,福利制度终于走到了尽头。新自由学派认为过高的福利限制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工作动力,宏观上也影响了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1979年5月3日,当英国迎来了250年来的第一位女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时,正逢经济发展的衰退期,她上台后,首先攻击工会的权力,削弱了工人组织力量,随后采取国有企业私有化等“新自由主义”政策,对英国的社会福利采取了大刀阔斧的削减改革,提醒人们“更多地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问题”。她把退休养老金的标准从平均工资的1/4下调到1/5,把社会保障从英国传统的“普遍性原则”改为“选择性原则”,减少了贫困者的住房津贴,积极推行公房私有化。在美国,自吉米•卡特任总统开始,标志着国家福利扩张政策的结束。罗纳德•里根继任总统后,以美国最大规模的减税计划为开端,削减政府过重的社会福利负担。 资本主义国家中辛苦搭建起来的保障体系,开始逐渐崩毁。   综上所述,资本主义诞生打破了旧时代的保障体系,在经历了种种危机后,从救济制度逐步完善成为当今的福利制度。然而,利润和福利是此消彼长的死对头,在垄断时期新的危机下,资本主义再次以劳动者的利益为代价进行了保障制度改革。从这段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福利制度的局限性和不稳定性。资本积累和工人利益的较量是一场艰辛的斗争,这条路上该何去何从?遥望彼岸的我们必然会心一笑,想要获得更好的保障制度,要我们加强自己的组织程度和斗争能力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