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东风》

自去年二月王立军私闯美国驻成都领事馆以来，到今年八九月其案件的公开审理和宣判，薄熙来一度成为国内外关注焦点。虽然案件审理吸足了眼球，但审理自始至终只关注于薄熙来个人的经济问题以及比较模糊的滥用职权问题，而丝毫没有涉及此前备受争议的重庆模式问题。

 事实上，薄熙来作为个人而言力量是极其有限的，他之所以能产生如此大的关注和争议，恰恰是因为他所推广的重庆模式。重庆模式到底是什么？它服务于谁？它能否改变中国的道路？这些问题相比于薄个人的功过是非以及上层斗争，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一条新路？重庆模式的经济发展道路

重庆模式自2009年“唱红打黑”后开始被媒体和专家提及。最初以打黑除恶、唱读讲传以及“五个重庆”（“宜居、森林、畅通、健康、平安”）的环境整治和民生工程为主要关注点；之后其应对金融危机的系列举措也逐渐受到重视，并被一些媒体评价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希望”。2010年6月重庆七部委正式推出“重庆模式”，内容包括经济改革、城乡统筹、户籍改革、房产新政、唱红打黑等多个方面，此后火遍全国，引发大规模的讨论。各方对此有着截然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的评价。赞扬者认为重庆走出了一条社会主义和谐发展的新路——加强国有企业，改善人民生活；而反对者则认为它是文革余孽——政府权力扩张，剥夺私人财产。 重庆模式虽然看似庞杂，但其实有着非常清晰的内在逻辑，主要目标是在危机时局中促进重庆内陆经济的发展，以经济政策为核心。2011年重庆经济增速高达16.5%，在全国名列第一。从数据上而言可以说非常成功，但质疑之声仍然不绝于耳，这到底是为什么？看似成功的重庆模式又是否能够大规模在各省市推广，助推增速减缓的经济？ 重庆市长黄奇帆曾经将重庆模式概括为“一头在外，一头在内”的加工贸易。从本质而言与沿海地区过去20年“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相同，都是通过引进外资、发展加工贸易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而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具体的操作手段。东部沿海地区充分利用自身区位好、物流成本低的优势，原材料来源在外，产品销售市场也在外，只在本地进行加工生产。而重庆作为内陆城市，为克服区位劣势的重要方法之一则在于将“两头”中的“一头”——原材料和零部件生产实现本地化，不但缩减原材料和零部件的运输成本，还带动了本地的生产。重庆电子行业的发展就采取了这一思路。2008年重庆为惠普公司建立了产能4000万台的电脑生产基地，此后又分别引入包括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代工企业富士康、广达、英业达等一系列电子代工巨头以及相关零部件企业。除此之外，还进一步引入惠普的金融结算中心，迅速创收。 在这样的思路下，重庆连续几年引进外资100亿美元以上，已成为中西部外商投资最高的地区。从2008年到2012年，重庆的进出口贸易额从60多亿美元上升至540亿美元，增长了8倍，从全国第25位升至第11位。那么，重庆是如何让投资经验丰富的世界知名大型企业、精打细算的原材料零部件企业纷纷前来落户？原因简单而直接——利润。利润来自于低成本，重庆的低成本战略可以概括为“三低两平一高”。三低是指低劳动力成本，低生产要素成本（油、电、煤、运、土地），低税率；两平是指生产中所需的零部件和原材料等进项物流成本、生产完成后产品销售涉及的出项物流成本与沿海持平；一高指的是高效服务平台。这对于经济危机中受成本上涨和销量下降的企业而言无疑是战略发展的重要举措。 具体来看，重庆作为中西部城市，本身劳动力工资和水电气价格相对沿海地区较低。此外，在劳动力方面，重庆又通过大量建设保障房、政府招工、学生工、农转居等方式保证廉价劳动力的供给。生产要素方面，重庆自2011年起开始按30天消费建立发电用煤、成品油市级储备规模，保证企业生产。税率方面，重庆在西部大开发财税优惠的基础上还进一步出台三峡库区和各园区优惠政策，还于2010年建设了两个内陆保税港区（此前所有保税港区都在沿海地区）。为促进物流发展，重庆将航空货运量提高至全国第五；建立“渝新欧国际铁路联运大通道”将亚欧6个国家串联起来并成为中欧货运口岸车站；并新建集装箱枢纽站、增设直达上海洋山货运港的专列。服务平台方面，重庆通过政府带动，大规模建设工业园区，并提供“专业化”的配套服务。 以惠普为例，惠普的货物通过重庆海关，时间最长不超过30分钟，重庆邮政部门还为惠普产品开展覆盖中西部375个市县的送货上门服务，还要建成到惠普园区到机场的高速公路，集装箱枢纽站增加惠普的集装箱专列。 所以从根本而言，重庆只是沿海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内陆化和加强版，而并非走出了全新的道路。

资金从哪里来？重庆八大投

同样享有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资格的不少省份在实行15%税率不到两三年后，就因为税收大幅减少而主动放弃了优惠资格，继续按照全国标准征收33%的企业所得税。而重庆在税率优惠减少财政收入的同时，还有财力能进行10年6000亿如此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是从哪里来的呢？ 奥秘主要在于以重庆“八大投”为核心的政府性投融资平台模式。八大投指的是于2003年起逐渐成立的分担重庆市基础设施等社会公共事业投资运营的八家国有企业，包括重庆交通、税务、土地整理和城市建设等领域的八个主要投融资平台。 按照《预算法》规定，中国地方政府没有直接发行地方债券的权利，也不允许有预算赤字。因此要进行投资，地方政府只能依靠于财政收入，包括地方所属企业收入和税收、地方税收收入、中央财政调剂收入和补贴拨款、税收附加等。但财政收入远远不能满足投资需求。为了克服这一难题，大多数地方政府都采用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的方式。即：政府通过成立所属国资集团，进入金融领域进行资本运作——利用政府的资源和信用优势，将现有资产和未来可期收入作为资本金，通过金融杠杆作用（即负债率），进行融资，以纳入财政收入、用于投资建设。 重庆“八大投”就是典型的代表。一个经济实体要具备融资功能，需要良好的资产情况和信用。资产越多，信用越好，才能融到更多的资金。重庆在融资上的优势也来自于其注入资本的方式。 第一，政府将过去几十年形成的上百亿的存量资产，包括路桥、车站、隧道、水厂等，都划拨给这些集团，成为其固定资产。第二，将中央政府定期发行的基础设施建设国债也作为资本或股本配给投资集团。第三，赋予投资集团土地储备职能，将土地增值部分作为资本金注入。第四，将涉及城建、公路、水务等各方面的收费作为财政专项注入投资集团。第五，将对基础设施、公共设施投资营业税等方面的优惠或税收，返还给投资集团。在具体操作中，其中不少资金（如土地收益、规费、税收返还等）很有可能是尚未兑现的未来收益。 其中土地储备是重庆的特别优势。重庆自2002年起开始实行《重庆市国有土地储备整治管理办法》，将土地一级市场（即征地、整治至可以直接使用的“熟地”出让阶段）的经营权限从房地产商处收缴到八大投旗下的几家市级土地储备机构。这样，政府不但储备了大量土地，可以用于统筹建设和融资；而且将原本流向开发商的土地出让收益收归政府所有。储备的方式也通过政府所属经济实体开展，包括亏损国有企业用厂房土地来抵押不良资产并完成搬迁、缺乏财力的区县政府通过土地来获得水利工程建设资金等。

国进民退？重外轻民？

在上述融资手段的帮助下，重庆国有资产从2006年的3500亿增加到2010年的超万亿，以全国第一的增速迅速跃升全国第四。 重庆模式走的是“国进民退”的道路！——于是，赞者和批者都这么说道。赞者说，在私有化浪潮中这体现了“社会主义优越性”；批者说，“官大于商，权大于法”严重损害了商业生态。 对这一争论的考察应该建立在对当前的国有经济清晰的认识之上。首先，当前的国有经济，劳动者是通过出卖劳动力以换取工资的雇佣劳动者，而企业则以赚取利润为目的、与私有企业按照市场逻辑进行竞争。这样的国有经济并不体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也并不为社会主义国家所独有。事实上，在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进程中，国家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德国就是典型代表。而随着垄断资本和帝国主义的崛起，后发国家和地区相对落后的经济很难与发达国家相抗衡，因此更需要依靠国家干预来确保发展，亚洲四小龙无一例外。其次，目前我国所说的国企，大多数其实是国有控股企业，其中包含非公因素。2012年，重庆国有控股企业中非公因素占到46%，这一比例还在不断扩大。 接下来再具体来考察重庆各种所有制经济发展的情况。 从数量来看，尽管国有资产大量增值，但自薄熙来上位后近五年（至2012年）来，公有制经济在GDP中所占比例却从41.2%下降至37.7%，非公有制经济所占比例则从58.5%上升至62.3%。其中，民营经济在GDP所占比例虽然在2009年从之前的49%回落到48.6%，之后则回升至49.1%。也就是说，民营企业的发展与总体经济的发展同步。

2006年以来重庆市非公有制经济总量和占比（单位：亿元、%）

2006年以来重庆市民营经济总量和占比（单位：亿元、%）

 在民企占比不变的同时，外商、港澳台经济在GDP中所占比例从9.5%上升至13.7%。强有力的外资的进入以及政府对于外资的重视引起了部分民企的不满，特别是重庆以往的传统行业——汽摩产业。汽摩产业在几年前曾一度占到重庆工业产值的40%以上。但从政府的角度而言，这种一业独大的局面也意味着经济增长动力的单一，一旦该行业出现下滑，重庆经济就会陷入困境。这一可能性也随着全球汽车行业产能过剩的加剧而日益增加。因此，从“十一五”开始，重庆开始大力招商引资。而引入的外资也为所在行业的民企提供了发展动力。比如惠普等笔记本电脑项目的引入就拉动了700家民营企业为其做相关的产业配套。重庆逐步发展形成了6大支柱产业：汽车摩托车、装备制造、重化工、材料工业、电子信息以及能源产业。此外还有城市“前店后厂”模式的楼宇工业和农产品深加工工业等两大劳动密集型产业。

而更多行业的民企对于国企的不满主要在于市属融资平台在贷款和融资上的重要地位。它们不但在民企资金困难的时候有着非常充足的资金，而且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资金的走向。国有企业出资60亿为中小企业担保500亿元，重庆国企成了大银行和小企业之间的桥梁和中介。这让民企发出了“政府干预市场”的抱怨。与此同时，八大投拥有大量土地储备，并掌握了土地一级市场的经营权限。这相当于直接从重庆房地产民企中抢走了土地一级开发的利润，并通过地价控制和保障房建设等手段限制了房地产在土地二级开发中所能获取的利润。重庆国有资产已形成“四三三”格局：40%布局在基础设施建设，30%在金融业，30%在工商业。

“打黑”——政府的妥协之举与民营企业家的“一身冷汗”

然而，不但让重庆内、而且让重庆外的民营企业家都“出一身冷汗”的既不是政府融资平台，也不是外资的进入，而是“打黑”。重庆于2009年6月开始打黑除恶专项行动。据报道，至2010年4月共投入1万余名民警，抓获涉案人员4781人，查扣涉案资金31.46亿元，切断黑恶资金链条330亿。 打黑的对象既包括政府高官，其中以重庆前公安局副局长、司法局局长文强为代表；也包括富甲一方的民营企业家，包括重庆三名最富有的私营企业家彭治民、李俊峰、陈明亮以及身价过亿的黎强、王天伦、马当、岳村、龚刚模等。 重庆“打黑”曾与“唱红”并列，被不少媒体（尤其是境外媒体）宣传为重庆模式的核心，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一方面，它获得了不少支持，其中包括赞赏治安改善的普通民众，也包括对此抱有幻想的左派。另一方面，它也引起了很多不满，从较早发出声音的法律界学者和部分媒体，以及薄倒台之后通过媒体广泛发出声音的民营企业家。 改善治安环境和反对腐败的确值得支持，但是仅仅笼统地看到这些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仔细地分析打黑的内容和动机。打黑的直接导火索是2009年6月在重庆爱丁堡小区门口发生的枪案。这一枪案由以樊奇杭为首的杀人生产队策划实施，他们雇佣社会闲散人员，为给其提供高利贷和娱乐业等产业支持的企业家提供暴力支持。他们拥有大量高级武器，从事枪支买卖、贩卖运输毒品等活动，还多次向警员行贿。在这一案件之前，重庆已经多次发生枪击、砍杀等暴力死亡案件，引起市民的不满甚至恐慌。 富甲重庆的私营企业主们通过经济手段在部分重要产业形成垄断，通过贿赂在政府内部形成势力，甚至还拥有自身的黑社会组织。这让外资等其他资本很难进入重庆，钳制了重庆的经济发展；也让政府很难有所作为，既不能在经济领域进行产业升级，也不能在民生方面做出改良。再看打黑主要针对的几个产业，除了传统的赌博和娱乐产业之外，主要针对的是公共交通、房地产、高利贷等。公共交通方面，黎强的渝强集团拿到了重庆100多条公交线经营权，政府的回购计划也因为他所提出的3亿元报价而搁置；房地产方面，陈明亮的江洲集团等多直接向要搬迁的工厂收购土地，还存在哄抬地价的现象，政府要收回土地一级开发权和收益必然遭致这些企业的抵触；高利贷方面，据重庆警方披露重庆高利贷超过300亿元，相当于重庆全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 而另一方面，重庆工人斗争近十年来不断发生。老工人斗争在2005年重庆特钢工厂上千工人的堵路斗争达到高潮，并传播到了望江厂（制造炮弹的兵工厂）、18冶金建筑公司、重庆第一纺织厂等其他工厂。其中老厂区的土地所产生的巨大利益被新接手的公司和房地产商占取是老工人的重要不满之一。新工人方面，2008年川渝地区教师以国际歌中“不靠神仙皇帝全靠我们自己”的口号举行罢工，之后重庆全城出租车司因为加气难、黑车多、罚款多举行罢工并继2005年之后再次提出建立独立工会的口号。 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必须做出一定的改良，也必须进一步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因此，就不得不触动控制这些部门的民营企业家的利益，于是政府采取了通过打黑杀一儆百的方式。而这些改良则是通过引入更有竞争力的资本的方式实现的，也促进了这些资本的进入，可以说只是换了一些更强大更规范的老板而已。 从长远而言，打黑也是符合其中大多数企业主的利益的。但是为什么这却遭致了甚至来自重庆之外的众多民营企业家的不满？原因很简单，因为打黑触动了他们的个人财产权。除了企业主个人判刑之外，绝大多数判决还包括“没收全部财产”。中国大多数的民营企业在发家致富的过程中以及发家后的现在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违法犯罪现象，而重庆“打黑”则使得政府能够以这些违法犯罪现象为由，“削弱或变相剥夺非公有制经济中的私营经济和相应的私营企业、私营企业家”。正是这一点，大大触痛了企业家们的神经，让王石等人发出了“企业家应该建立救助基金，和法律界、民间智库联合，为涉案企业家提供帮助”的号召。从2006年《物权法》，到现在的修宪呼声，企业家们千方百计要争取的就是保护他们的私有财产神圣而不可侵犯。

唱红、民生建设以及重庆模式的阶级基础

在上述分析下再来看唱红和民生建设就比较清晰了。

“唱红打黑”成为重庆模式乃至薄熙来本人的标签

 “唱红”其实是2008年开始实施的“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的一部分，而这四项活动具体是“唱人民解放的歌、社会主义建设的歌、改革开放的歌；读古今中外几十年、几百年以至几千年大浪淘沙留下的精彩诗文；讲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打动人心、催人奋进的人和事；传播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思想的格言、警句”。内容庞杂，不但不局限于社会主义，而且甚至还包括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内容。 民生建设主要以公租房建设、公共交通改善、治安环境整治为主。其目的在于缓解社会矛盾，改善投资环境。而其所依靠的正是八大投等融资集团通过土地和金融等市场手段。其中公租房以低门槛、不限户籍和打破城乡限制等被认为全国领先。虽然大多数公租房位置较为偏远，但是配租率仍然非常高，主要是因为5年以后租房者可以按比成本价略高的价格购买。也就是说公租房吸引的除了本地低收入者和老城区搬迁居民外，主要是有一定经济实力、但在现有条件下买房较为吃力的外来家庭。 不容否定的是，民生建设的确吸引了不少普通市民的支持，特别是小资产阶级。但是不是就从此解决了社会矛盾呢？ 2009年11月，重庆大型国有企业嘉陵机器厂数百名工人为抗议工厂未按照国务院相关规定合理补偿裁员员工举行罢工，警察以组织罢工为名抓走两名工人企图压制工潮。2010年5月，国有企业綦江齿轮传动公司锻造分公司数百名工人因一工人过度劳累死亡，将工厂后门推倒、开始罢工，搭设灵堂纪念死去的工人，抗议低收入和大劳动量，并要求政府调查管理层官员的收入情况。2010年6月，国有企业重庆啤酒厂两个厂区五百名员工停工，反对公司将股权转让给第二大股东嘉士伯。2013年1月，中德合资的重庆弘山川光电公司数百名员工因为拖欠工资三个月举行罢工。2012年4月，重庆富士康部分产线员工因为公司扣除工资以及限制加班举行罢工。2013年6月到10月间，连续有3名员工跳楼。重庆国有企业工人仍然在继续斗争，而且其中很大部分是在职的国企工人。随着外资的进入，重庆的新工人队伍也在不断地壮大。在资本的压迫前，他们已经开始也必将进一步站出来进行斗争。 而土地流转的开展也使得大量的重庆农民真正意义上成为了无产者。根据2011年的调研，西永镇西永村和兰桂村的村民的房屋和土地已被征用3年多，而平均每人能够拿到的土地补偿、安置补助为27600元，房屋拆迁补偿费由于房屋结构类别不同而多少不一，但平均的补偿标准也只有200元/平方米左右，青苗补偿费也只有寥寥1430元/亩，对于一个四口之家，所有上述这些补偿加起来也不过14万多元。这笔钱在购买了养老保险（20500/人）和回购了安置房（每平米650元左右）后便所剩无几了。而由于拆迁后安置房迟迟没有到位，他们的租房开销和大幅增加的生活开销，三年下来已耗尽了很多村民的征地所得款。 除此之外，2012年4月和6月，重庆近万名万盛区居民和双桥区居民分别为抗议万盛和綦江区合并、双桥区和大足区合并而上街堵路，并攻击警车。其中既包括低保和福利受到影响的普通市民和失地农民，也包括因原开发区优惠政策被取消而受到影响的小商贩。 普通的工人、农民，甚至部分小商贩，用自己的行动表明了他们在重庆模式下的境况和他们对于重庆模式的态度。重庆模式并没有触动市场经济，没有改变资本与工人的关系，因此也就不可能解决两者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它所用的金融手段和土地模式，在短期内确实有利于缓解矛盾，但依托的是整体经济以及房地产行业的上行发展，一旦地价不能持续其上涨的势头或者经济产生波动，那现在能够放大、促进经济作用的金融信贷手段则会走向自己的反面，让波动的影响来得更为猛烈！而重庆模式在空间上将生产链上下游的工人集中到了一起，在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客观促进了工人更大的联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