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编者按：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其实质在于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的国家制度。但是在当时经济社会条件极端落后的状况下，群众的文化素质，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能力普遍都还比较低，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只能由他们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即代自己管理国家，职业化的干部管理阶层就形成了。本来在法律上工农是有权监督和管理国家的，但工人农民自己的组织比较松散，不可能参与国家管理，也难以对国家和各单位的机构进行监督。党政精英阶层却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和信息优势，慢慢地就变成了和工人农民利益相对立的集团。

在60年代初，原本并未消除的不平等在持续扩大。比如说城市中，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工资与普通平民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且他们还有更好的福利保障甚至是特供商店。而工厂中的物质刺激和奖金制度也更加有利于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而不利于普通工人。这些制度与其说是在提高人民的积极性，不如说是在为官僚特权阶层的产生提供温床。这是因为，在集中的管理体制下，对管理者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很容易把国家给予的福利和奖金政策变成为自己牟利的工具。到60年代随着一系列的措施，这个与工农有着相对立的利益关系的“新阶级”已经逐步成型。

60年代初，毛泽东和党内激进派对整个组织系统的不平等提出了越来越多的批评，批判党和国家机关中日益增长的复杂的官僚等级制度和身份差别制度。他指责党的干部正在走向享乐和腐化的道路，他们追求的是权力、地位和享受。按照毛泽东和激进派的观点，中国的官僚主义者确实是以新的剥削阶级的形式出现。他们在他们掌管的国家“公有制”中享有既得利益，他们利用公有制为他们本人及家庭谋取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慢慢地，毛泽东认识到只有将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组织起来，扩大对他们经济政治生活的参与，发动他们加强对党政机关的监督，才能遏制新的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为了有效遏制这个阶层，毛泽东和激进派发动了文革。在他们看来刘少奇、邓小平就是这个阶层的代表。邓小平由此也进入其文革生涯。

文革开始后，处在“一线”的刘少奇、邓小平仍然是文革运动的具体指挥者。针对学校内的批判活动，许多“一线”领导人都采取了利用其在学校的子女指挥控制运动的方法，协助工作组打击学校领导，并镇压敢于挑战工作组的学生。这就是1966年6月至8月间著名的“五十天白色恐怖”。

我们以北师大女附中为例。邓小平曾指示把师大女附中当作运动重点，搞成“典型”。而邓小平的女儿邓榕也在该校上学，邓小平通过邓榕了解该校的运动情况，做出指示。

6月4日，团中央派出了中学的第一个工作组进入师大女附中，在人人自危的形势下，工作组对教师进行排队、整理黑材料，遭到了学生的反对。邓榕回家后向邓小平汇报，问他反工作组对不对，邓小平说：“反工作组不对，这与社会上反工作组的逆流相符。”邓小平这样一句话，导致了许多的学生被打成“反革命”。教师被围攻、斗争的占50％以上。

北大发生“6·18”事件后，工作组的镇压升级。6月20日邓小平说：“中学生也有反革命……对这种人就是要反击。”从6月底开始，工作组以“反干扰”的名义对学生进行镇压，这几乎是1957年反右的重演，在“反干扰”时期，仅在6月份，首都24所高等院校30万师生中，工作组把10211名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师打成“反革命”。

8月份毛泽东结束南巡回到北京后，形势发生了极为戏剧性地大逆转。毛泽东激烈批评刘少奇、邓小平压制学生运动，要求撤走工作组。但此时各所学校的领导权已经基本被干部子女所控制。正是这些以高级干部子女——包括邓榕等人在内——为核心的“红卫兵”组织将自己对文革的理解付诸实践，主导了八九月间以“破四旧”“血统论”等为旗号的“精彩”表演。

到10月份后，随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展开，在文革初期反工作组的“造反派”红卫兵逐渐占据了上风，干部子女红卫兵的数次反扑都以失败告终。邓小平开始遭受政治上和人身上的一连串打击。11月8日，聂元梓等人贴出“邓小平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字报，全国各地“革命小将”群起响应。一场狂暴的揪斗之风随即掀起。此后邓小平受到多次批判。1969年10月，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省新建县，在拖拉机修造厂参加劳动。这是邓小平政治生涯的最低谷。

中共九大后，中国政坛形成了军队势力一家独大的局面。但是这一局面随着林彪事件，结束“三支两军”，八大军区对调等事件而土崩瓦解。1972年8月3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工作。毛泽东也给予了许可。1973年邓小平正式复出，并在中共十大上成为中央委员。这一时期文革派和党政官僚都在抢夺军队撤出留下的权力真空，党政官僚的实力逐渐恢复并开始了整合。在刘少奇去世，周恩来病重的形势下，邓小平潜在地成为党政官僚集团新的领袖。

1975年3月，邓小平开始对经济政治各个领域进行大整顿。邓小平整顿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第一，文革造成的既成结果是所有党政官僚，包括军队的利益都受到了损害，那么这就造成了一个政治机会：只要解放老干部，否定文革和造反派就能突破“山头”的鸿沟获得普遍的政治代表性，取得毛泽东去世后的中国政治主导权。邓小平通过整顿行动镇压派性，解放干部，在获取官僚集团的政治代表性上抢得了先机和主动权，为他日后成为党的新一代领导核心奠定了基础。第二，邓小平的整顿部分恢复苏了联模式的工厂管理，以恢复秩序强化生产为由头，强化了党政官僚对于经济乃至社会的控制力，使其具备了强大的社会基础。官僚的利益与社会经济秩序被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第三，通过这种方式很大程度上使得文革派无法争取到工人的支持，提前挖走了文革派可能的盟友，使其社会基础越来越窄，最终几成空中楼阁。

在社会力量对比完全不利于文革派的条件下，毛泽东最后的底线是希望邓小平整体上肯定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要邓小平“表态”的意义在于，毛泽东意识到造反派未能完成政治组织和整合，但它已然成为一个政治上的平衡和牵制力量。但是邓在实力已经占优的情况下拒绝了任何可能制约牵制该集团的社会力量的存在，因为他现在最需要的是通过否定文革和造反派来获得党政官僚的对自己的一致拥戴。在邓小平拒绝肯定文革后，1975年11月毛泽东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6年四五事件后，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但保留党籍。然而，邓小平成为党政精英新一代领袖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

既然华国锋选择了打倒而不是联合文革派，那么为了获得政治主导权，他只能通过“揭批查”运动，即继续整肃造反派来获取党政官僚的支持，这导致他与邓小平的关系是在同一条道路上“竞争”而不是分庭抗礼，但是，邓小平已经借着整顿抢占了先机，成为党政官僚一致中意的政治代表。而且华国锋身上有毛泽东和文革的包袱，他无法在评价毛泽东和文革的问题上走太远，否则他就否定了他自己。而邓小平所能提供给官僚集团的要比华国锋所能提供的多得多。无论华国锋怎么讨好老干部，他都不可能比邓小平走得远。这是他失败的原因所在。因此，当以华国锋的势力在铲除文革派后仅仅两年多，就在各个领域上彻底败北，输给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政官僚集团。而邓小平利用“拨乱反正”重新整合了党政官僚集团，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