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编自《辛亥革命史稿》

1.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 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大约明朝末年，即16实际中叶至17世纪初期起，我国手工业、农业和商业等方面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就已经是依稀可辨的社会现象了。到鸦片战争前夕，这种萌芽更显示出了蔓延孳生的趋势。但是这些萌芽只是在某些地区，某些行业中慢慢显露出来，并没有改变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 封建社会内部孕育着的资本主义萌芽需要一定的条件才能迅速成长。西欧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是在14世纪和15世纪出现的，但是，如果不是15世纪末各种大发现所造成的新的世界市场的贸易需求，资本主义就不可能摆脱萌芽状态那种“蜗牛爬行的速度”，更不可能如此迅速地取得取代封建主义的胜利。 正当欧洲各国在新的世界市场的贸易需求的刺激下从事资本原始积累的时候，中国的封建制度仍然在严密地压抑着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尤其是17世纪中叶清王朝建立后的“闭关政策”，更使得这种萌芽几乎是处于同世界市场基本隔绝的境地。 鸦片战争后，在中国一步一步走向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传统手工业是首先遭到外国商品的冲击和排挤的受难者。福州、厦门开埠后一年（1845年），福州将军兼管闽海关敬敫在一份奏折中描写道： “（福建）民间之买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由是江、浙之棉、布不复畅销，商人多不贩运。而闽产之土布土棉遂因之壅滞而不能出口。” 随着侵略的逐步深入，洋铁排挤土铁，洋糖代替土糖，轮船代替旧式帆船……中国很大一部分手工业和商业破落衰败，资本主义萌芽也陷入枯萎凋谢的境地。     2.中国的近代资本主义 (1) 原始积累 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工业，主要不是从原有的手工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中国手工业的凋敝同时也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封建经济结构逐渐分解，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去在中国经济领域内蔓延开来，一方面广大的直接生产者同生产资料分离，产生了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财富在少数人手中积累起来，形成可以用来投资的资本。   中国近代资本的原始积累具有某些独有的特点： 第一，原始积累的主要基于侵略者的暴力，积累起来的财富很大一部分运回西方，另一部分则在中国开办洋行、航运、工厂、银行等企业，榨取超额利润。这样，中国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劳动人民这一极积累的贫困绰绰有余，而本该成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另一极的财富却严重不足，因而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企业自兴办起就多数存在筹款困难、资金短绌的问题，始终摆脱不了资金少，规模小，设备简陋，难于扩大资本积累的处境； 第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这个类似于西欧中世纪末的市民阶层在西方入侵下不可能发展成中国近代资产阶级，而一部分同侵略者联系紧密的买办和买办化的商人、一些利用封建权势积累起财富的官僚和地主，就取而代之，直接转化为近代的资产阶级。   (2) 发展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大体从1895年至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有了初步发展。 首先，西方资本主义强国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国内自然经济趋向解体，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迅速扩大； 其次，随着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的弥漫，抵制外货，收回路矿权力的斗争普遍兴起，例如在1905年爆发的“抵制美货”的运动，使美货输入急剧下降，部分民族工业得到发展机会； 再次，官办、官督商办等一类企业经营不善，渐渐失去了绝对优势。多数持有商股的人们对官方的封建官僚做法表示愤慨，发出“事属民办，利尽归民”的呼吁。拥有较多财富的买办商人纷纷自行集股，筹议商办，而不再投到官督商办的企业中去了。 据统计，1895—1913年历年设立的资本在一万元以上的厂矿共计549家，资本总额120228千元。同1872—1894年相比，家数和资本额都增大了六倍。   (3)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几个特点 中国资本主义一开始产生，就分别在“官督商办”和商办两种类型的企业里发展着。 在官督商办的一类企业里，较多的，规模较大的企业，都是清王朝洋务派的军阀官僚，与鸦片战争后爆发的大买办势利合伙办起了的。他们创办近代企业并不是想用资本主义经济去取代封建经济，而是企图借助这种新的经济形式，来支撑动摇了的封建政权，扩充洋务派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在19世纪60年代初期，洋务派军阀为了镇压人民起义，就在洋人的支持下创办了一些新式军事工厂，较大的有江南制造总局（1865年，上海）、金陵制造局（1865年，南京）、福建船政局（1866年，福州）、天津机器局（1867年）等。这些工厂虽然还只是使用了机器的封建国家机构，不能算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但是投产后很快就出现了燃料、原料和交通配合不上的状况，进而客观上推动了新式民用企业的设立。 但是，基于封建地主阶级的切身利益，洋务派对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又本能地感到忧虑，因而也利用权势禁锢和垄断这种新的经济。例如，1882年，上海织布局还在筹办期间，李鸿章奏准“十年之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压抑了商办纺织工业的兴起。再如轮船招商局于1877年、1883年和1893年几度同英商怡和、太古洋行订立所谓“齐价合同”，在“息争均利”的名义下垄断航运。   20世纪初，民族工业与过去相比得到较大发展，与其他资本主义强国相比却显得异常瘦弱。这个阶段，民族工业基本都处于资金少，规模小，生产力低的状况。例如，中国的棉纺织业，1913年所有纱锭数为484千枚，只占到世界的0.3%，为英国的1/118。中国棉纺厂差不多都是从国外购进成套设备建立起来的，还可以说稍具规模。其他行业就更难同欧美各国比较。1913年时，英国控制的开滦煤矿资本额为20630千元，而中国所有41家煤矿加起来却只有14100千元；1912年，全国使用原动力（蒸汽和电力）的工厂仅有363家，总量不过24544匹马力，而不使用原动力的则有20386家之多。这些没有原动力的工厂，显然只能算是手工工厂或者手工业作坊，由此可见中国民族工业生产力的低下。   (4) 原因 中国的近代资本主义发展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中国没有自己的重工业，机器设备需要进口，受制于人。重工业，如钢铁工业，除了张之洞的不怎么产钢铁的汉阳钢铁厂外，别无他家。机器制造方面，截止1913年，上海共有商办机器工厂91家，其中89家的基本上主要只是做一些修配工作，谈不上机器制造。91家企业的总资本为87010元，而同时期上海7家外资机器工业全部资本为3965000元，是中国企业的45倍； 第二，民族资本本来就是在帝国主义劫掠之余资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产生的。官督商办一类企业由于经营不善，基本不能通过利润积累提供扩大生产的资金。所以民族资本主要还是一部分商人买办、地主和官僚等的集资认股，因而中国近代资本很大程度上不能摆脱地租和商业高利贷转化的形式，长期局促于畸形有限的原始积累范围； 第三，资本家投资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利润，在当时中国社会条件下，外资企业凭借殖民主义特权，利润率一般很高，很多达官大贾将资金投向了外国洋行、工矿、航运、银行等，有时甚至比向本国企业投资还要踊跃； 第四，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还占有优势，与此联系的商业和高利贷行业普遍保持着较高的利润率和利息率，一方面，它限制了民族工业利润的积累，另一方面，许多地主、官僚和商人更倾向于投资土地而不是工矿企业。     3.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形成 中国民族资本形成和发展初期，创办人和投资人的社会身份如下表：

行业	统计年限	工厂数量	创办者或投资人
			地主官僚	买办	商人	华侨
纱厂	1872—1913	25	26	10	5	0
面粉厂	1895—1913	28	11	15	15	2
轮船航运	1872—1913	12	9	4	2	0
毛纺、卷烟、缫丝、等七个行业	1872—1913	80	67	21	15	0

情况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曾指出的：“一部分的商人、地主和官僚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前身。”中国的资产阶级同西方有很大的不同，并不是由市民等级发展而来的。英国也有地主贵族转化而来的资产阶级，但他们是在市民等级已经发展成近代资产阶级，并具有取代封建贵族统治地位的力量时发生的被同化的现象。中国的市民等级在西方列强敲开中国国门之后就大部分衰落下去了。   (1) 中国早期的官僚资产阶级 早期的官僚资产阶级是洋务派军阀官僚，通过与大买办势利结合，通过倡办，把持官办、官督商办一类企业转化的。 早期官僚资产阶级没有独立的政治地位，他们的消长进退，完全以本身封建权势的升降为转移。头面人物有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盛宣怀等。他们基本上未脱离封建剥削的窠臼，仍然以土地兼并、开设典当、钱庄等方式进行牟利，投向新式企业的资金较少。并且，官办、官督商办的工厂，和其他封建衙署一样，成了委官放缺，贪污行贿的官僚机构，因而成效很少，不能依靠自身利润来维持。 盛宣怀不同于李鸿章等人，他结义占有现代企业的手段，一般式通过控制股权的形式，而不是凭借政治权势，并且他在近代企业的投资也大大超过了对土地的投资。虽然盛宣怀势力的膨胀表明中国官僚资本行将结束它早期形态，已经具有从封建军阀官僚中分化出来自立门户的趋势，但是到辛亥革命爆发，这一过程还未完成。   (2)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 19世纪70年代起和官办、官督商办一类企业同时兴起的商办企业，一般具有民族资本主义的性质。 资金短缺、技术不足，缺乏管理经验是初期中国商办企业的普遍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要顶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损害是不容易的。到1894年大小百余个商办企业中，除缫丝、火柴、印刷等行业积累资本稍快，其他大部分企业都是盈利有限，勉强支持，矿业方面，因为设备技术落后，很少有成功的。这个阶段，民族资产阶级力量薄弱，没有独立的政治地位，因此，那些从地主阶级改革派转化而来的，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改良主义思想家，就很自然地成了这些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1895年春，清政府甲午战争溃败和接受《马关条约》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对民族屈辱深感忧愤，倡导变法维新的康有为和其弟子梁启超在北京约集1300多举人，联名上书，要求朝廷拒绝《马关条约》，实行改革专制主义政治，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推广西学、新学等。这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历史本身借助举人老爷伏阙上书的形式来表达发展资本主义的趋向，显然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民主资产阶级开始形成一个独立的阶级了。这主要表现为：一方面，地主、官僚和买办等大部分已经把从事依靠雇佣劳动获得利润当做财富增殖的主要手段了；另一方面，西学的传播，留学的盛行，导致产生了一大批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民主资产阶级有了自己的政治家、思想家和作家。   (3) 民族资产阶级的分层 随着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由于转化程度的差异，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之间联系的亲疏，民族资产阶级又分化为不同的阶层。   a. 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 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主要是由占有规模较大、数量较多的商办企业的资本家组成。 下面是一份关于“祝大椿等十三人创办或参加投资的企业资本统计”（止于1911年）

姓名	原来的身份或仍兼有的身份	官衔或实职	创办和投资的企业数
祝大椿	买办	二品顶戴花翎道	8
朱志尧	买办		8
沈云霈	官僚	邮传部侍郎、署尚书	13
严信厚	官僚	道员	14
宋炜臣	商人	二品顶戴候选道	7
李厚佑		议员	8
许鼎霖	官僚	二品顶戴候补道	10
周廷弼	商人	三品衔候补道	8
楼景晖	官僚	四品衔候选州同	3
曾铸	商人	花翎候选道	3
朱畴	官僚	道员	7
张振勋	华侨	头品顶戴、太仆寺卿	11
庞元济	官僚	四品京堂	6

  这张表足以说明，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出现和发展，是和封建主义的庇荫分不开的。 另外，此十三人创办或者参加投资的企业共109家，其中1895年以前设立的4家，1895至1900年的22家，1901年后的83家。说明到了1895年以后，他们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才真正地形成。 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侧重于依赖封建势力（由买办转化的则同帝国主义有较多联系），并确曾得到清王朝给予一定的特权和奖赏的处境，决定了他们不愿意同封建统治者分离的政治立场。他们希望清王朝改革专制主义政治，仿行英国和日本那样的君主立宪政体。在需要斗争的时候，方式仅限于上书请愿和集会抗议。因为他们本质上要维护从封建统治中得到的特权，所以当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武装起义迅速高涨起来后，他们就完全站在清王朝的一边。所以，尽管戊戌变法的惨痛教训还记忆犹新，但改良主义的主张则仍受到资产阶级上层的欢迎。   b. 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 “在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主要的是中等资产阶级”，与上层相对而言，处于中下层的地位。他们大体是由以下几部分人转化或上升而形成的社会集团。 一、由一般仕绅地位的在籍官僚、候选候补官僚和地主转化而来的占有较大比例。一方面，地主通过封建经济积累起一定财富，另一方面，开厂开矿，没有几个有势力的官绅倡首理事，就不容易办起来。 二、同上层比较，中下层中商人转化来的资本家比例较多，买办转化的也为数不少。 三、独立小生产者，由于投机专营，横财致富，投资兴办新式企业的，在这个阶段已经屡见不鲜了。 四、华侨一般都是因为生活困苦而出国离乡的，其中少数从事商业而致富，有些则领垦荒地，开发矿产而成为资本家。他们当中，除张振勋、胡国廉等少数殷实巨富外，大部分同封建势力联系较少，也饱受侨居国歧视压迫，对清王朝因腐朽无能而招致的民族屈辱和灾难，感触很深。他们的经济地位和资产阶级中下层相等，但处境有异，革命倾向显露较早，也较为激进。 余外，分布全国城镇，从事各种本国机制和手工制造产品、农副产品营运的批发商和殷实的零售商等同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盛衰紧密相连，是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社会基础。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虽然人数不多，但它所代表的新的生产关系，却在全国城乡逐渐扩大起来，给整个社会经济带来日益明显的影响。 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侵害要比上层严重得多，一方面，帝国主义通过倾销的办法展开竞争的时候，首先受害的就是设备简陋，技术落后的中小民族工业。另一方面，20世纪初，清王朝虽然要“振兴工艺”，但官僚资产阶级近水楼台先得利，民族资产阶级上层染指受益。苛捐杂税则主要背负在了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身上。 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要发展，加速扩大再生产，积累更多资本，就必须摆脱帝国主义压迫和封建主义的桎梏，形成独立的、统一的国内市场。因此，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具有一定的革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