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不详

在琼瑶式文艺百花齐放的今天，一切与革命有关的宏大叙事都成了毒草，都成了任人唾弃的死狗。文艺批评家们忙于从垃圾堆里淘金，忙于颠覆与重写，并用他们的人性标准来丈量每部作品的高低。年轻人们忙于恋爱，如饥似渴地从畅销书专柜或者电影院里获取台词与剧情，用他们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气息来演绎所谓的浪漫。而对于这样一部夹杂着意识形态说教的小说，似乎已经过时并且永远地过时了。但这与其说是意识形态本身的原因，不如说是意识形态指向的原因，斯皮尔伯格和梅尔•吉布森这些来自美国的意识形态宣传家大行于世就是明证。如果今天有哪位小资猎奇似拾起了这本古书，并用他们独有的眼光来审视这部作品，吸引他们的肯定不在于书中的革命故事（因为他们不懂），而是少年保尔与冬尼娅的爱情故事。 

一个工人阶级家庭的穷小子，一个资产阶级的千金小姐，因为某种青春期的叛逆性格，萌生了一段罗曼蒂克色彩甚浓的爱情，这是无数琼瑶式言情小说和好莱坞电影里的情节，而按照它们的故事逻辑发展下去，通常不外乎两种结局，或者男女主人公经历了种种误会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成为一出喜剧，或者男主人公为救女主人公葬身大海成为一出悲剧。但保尔与冬尼娅的爱情故事背离了这种类型化，不是喜剧也不是悲剧，而是一出正剧，保尔厌恶冬尼娅的资产阶级习气，冬尼娅也不理解保尔的革命意识，他们最终分手，阶级意识的信条在此过程中得以张扬。 

但对于现在年轻的爱情至上主义者来说，这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他们会这样训斥保尔：“你个SB的革命理想去死，你个SB的阶级出身去死，在爱情面前，你这些东东算个屁！”这样的训斥有些粗鲁，稍有修养的文学青年如刘小枫们不会这样说，他们转换一下笔调，文绉绉地写到：“她（冬尼娅）曾经爱过保尔‘这一个’人，而保尔把自己并不打算拒绝爱欲的‘这一个’抽身出来，投身‘人民’的怀抱。这固然是保尔的个人自由，但他没有理由和权利粗鲁地轻薄冬妮娅仅央求相惜相携的平凡人生观。”所有同情的眼泪都为冬尼娅而流，这不奇怪，因为他们从冬尼娅身上看到了他们自己“缭绕着蔚蓝色雾霭的贵族式气质”，他们看到，这种高贵的“贵族气质”在革命面前是如何卑微，他们看到，保尔的革命意识是如何粗暴地轻薄了冬尼娅的爱情。于是，“保尔的形象已经黯淡了，冬妮娅的形象却变得春雨般芬芳、细润，亮丽而又温柔地驻留心中，像翻耕过的准备受孕结果的泥土。”这一段毫不吝惜甚至滥用形容词的引文，竭力烘托冬尼娅的美，并以此反衬保尔的不美，这种暗藏的对比式美学意欲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场被认为‘解放全人类’的革命以灭除偶在个体的灵魂和身体用最微妙的温柔所要表达的朝朝暮暮为目的”。正因为革命是反个体的，因此革命者必须做一个禁欲主义者，他们不能有爱情，他们的爱情是对个体生命的犯罪，“爱欲是纯然个体的事件，是‘这一个’偶在的身体与另一‘这一个’偶在个体相遇的魂牵梦萦的温存，而革命是集体性的事件。社会性的革命与个体性的爱欲各有自己的正当理由，两者并不相干。”于是，保尔对冬尼娅的爱情是个错误，而他的背叛更是罪过。概而言之，文学青年们通过种种风骚文笔所要证明的不外乎是：集体压抑了个体，革命背离了个人，爱情在集体、革命的名义下是不可能的，如果可能，那也只是被排斥的对象，也就是说，革命时期的爱情是不可能的。 

听惯了对冬尼娅的赞美诗之后，我们不得不把目光转向保尔，这个在文学青年眼中“形象暗淡”的少年怎么了，他究竟犯了什么错，仅仅是因为他忤逆了冬尼娅的贵族气质吗？抑或是他的革命意识刺痛了敏感的男读者的心？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不得不重新走进他的内心世界，一个革命者的心路历程。本来这些都是小说着力要表现的，我们似乎没有必要刻意提起，但在这个时代，小资少女的歌谣梦幻远比革命硬汉的滔滔雄辩要吸引人，现代人读此书，心魂都已被冬尼娅勾走了，他们无暇顾及保尔的历练与理想。因此，我们还是先收起布尔乔亚式的浪漫情怀，把注意力重新转移到男主人公保尔身上吧。 

在认识冬尼娅以前，保尔在餐馆打工时，厌恶堂倌的不劳而获，认为“他们跟那些老板是一路货，都是他的冤家对头。”他清楚地认识到他和堂倌、老板们是敌对，这是一种朴素的阶级意识。现在有的人一谈到阶级意识就歇斯底里，并且天真地把他归为一种等级观念，却闭眼无视背后的现实。 “‘这帮该死的混蛋！’他心里想。‘像阿尔焦姆这样的头等钳工，一个月才挣四十八个卢布，我才挣十个卢布；可是他们一天一宿就捞这么多钱，凭什么？’”“任何一个洗家什女工和女招待，要是不肯以几个卢布的代价把自己的肉体出卖给食堂里每个有权有势的人，她们在这里是干不长远的。”正是这种不平等和压迫，萌生了保尔的阶级意识，藉此他获得了一种看待世界的全新的目光，并开始认真审视周围的环境，但一切压抑着他，他不得不探寻着自身的拯救之道。他“向生活的深处，向生活的底层看去，他追求一切新事物，渴望打开一个新天地，可是朝他扑面而来的，却是霉烂的臭味和泥沼的潮气。”就在他青春的迷茫时期，“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像旋风一样刮进了这个小城：‘沙皇被推翻了！’”“人们如饥似渴地听着那些新名词：自由、平等、博爱。”于是，他遇见了布尔什维克士兵朱赫来，随着情节的推进，他走向了革命，一种波澜壮阔的生活开始迎接他了。最后，他经历了那么多的考验和战斗，以至于他完全有资格说他把他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 

阶级压迫不应该被当成红色笑话，饥饿、疾病和死亡已经为它抹上了足够严肃的黑色，在它面前，那些无衣食之忧的“偶在个体”的温存缠绵，那些“缭绕着蔚蓝色雾霭的贵族式气质”又在哪里呢？正是那种极限状态的生存境遇，产生了革命个体的阶级意识，让他们投身革命的洪流。而一旦我们明白了革命和革命者是怎么来的，他们的正当性也就无可质疑了。那么，当爱情遭遇革命的时候呢？这些革命的个体并非“偶在个体”，也就是说，他们身上埋藏着必然性的种子。存在主义式的生存抉择在他们那里是无效的，他们的诞生不是缘于自身的爱和怕，而是在某种历史境遇下的必然抉择。因此，革命者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儿子，当爱情和革命冲突的时候，胜利的总是革命。保尔对他的母亲说：“妈妈，我发过誓，只要全世界的资产阶级还没消灭光，我就不找姑娘谈情说爱。”这句话可以作为保尔与冬尼娅爱情失败的注释。冬尼娅的资产阶级习气激起了保尔的阶级意识，他感到他们分属两个不同的阶级，于是，他们之间的爱情成了革命的绊脚石，必须被清理掉。因为革命需要正是两个阶级之间的绝对对立，那种泯灭阶级界限的爱情是革命意识的天然敌人。是的，正如保尔对冬尼娅所说：“如果你认为，我首先应该属于你，其次才属于党，那么，我绝不会成为你的好丈夫。因为我首先是属于党的，其次才能属于你和其他亲人。”于是，保尔与冬尼娅的分手成为必然。 

那么，是否如敏感的男读者所说的那样，革命者应该弃绝爱情，做一个禁欲主义者呢？这里必须指出一个常识：革命者并非由特殊材料制成，革命也不是要压抑个体的爱欲。集体性并不否定个体性，革命也并不否定个人，恰恰相反，集体性是个体性的最终实现，革命所要成全的正是个人。文学青年们有一点是对的，革命是集体性的，而爱情却是个体性的，他们的错误在于把二者看成水火不容的。于是，当爱情遇到革命，问题的焦点便在于，革命时期的爱情是否可能，如果可能，是如何可能的？事实上，这一切都可以在本书中找到答案。 

保尔在对冬尼娅做最后的挽留时说道：“把扯你后腿的那些东西统统扔掉，站到我们一边来吧。咱们一道去消灭财主老爷们。我们队伍里有许多优秀的姑娘，她们跟我们一起肩负着残酷斗争的全部重担，跟我们一起忍受着种种艰难困苦。她们的文化水平也许不如你高，但是你到底为什么不愿意跟我们在一起呢？”我们可以从中揣测出保尔的爱情理想，两人一起在革命中生活，在生活中革命，在共同的奋斗中相濡以沫。在革命者哪里，革命并不是形而上的东西，不是悬在生活上方的图腾，也就是说，它并不是自己的宗教。革命者是天生的唯物主义者，在他们心灵里，一切彼岸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革命理想不是彼岸的救赎，而是现世生活的目的。如同儒家的修齐治平一样，革命者也是这样来看待生活和革命的关系的，二者并非一条互不相干的平行线，而是相互缠绕在一起，寓革命于理想，寓理想于革命。把个体性汇入集体性之中，而集体性的革命反过来成全个人，如雷锋的名言所说的那样，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革命事业，因此保尔感慨：“要抓紧时间赶快生活，因为一场莫名其妙的疾病，或者一个意外的悲惨事件，都会使生命中断。”在保尔看来，革命不是乌托邦，不是耶和华，而是他的生活本身，冬尼娅拒绝了保尔为他指出的革命道路，也就意味这她拒绝了保尔的生活，因此，横亘在保尔与冬尼娅之间的，并非如文学青年们所说的那样是个体性与集体性的藩篱，而是两种生活的鸿沟。 

冬尼娅最终选择了她的资产阶级生活，保尔也没有背离他的革命生活。两种生活，孰崇高孰高贵，每个人都可以从自身的立场做出裁决。从对立的立场来看，冬尼娅酸臭，保尔粗鲁，这是什么，这就是阶级斗争，是两种观念、两种立场、两种生活的斗争。文学青年们念念不忘冬尼娅“缭绕着蔚蓝色雾霭的贵族式气质”，对保尔冒犯冬尼娅的生活心怀不满，他们难道没有看到，冬尼娅同样也冒犯了保尔的生活，她“别出心裁”的“花枝招展”不正是对保尔革命生活的讽刺吗？ 

与冬尼娅不同，丽达和达雅与保尔之间并不存在这条鸿沟，他们是一个战壕里的阶级同志，他们一起年轻，一起革命，一起生活，一起恋爱。他们在革命中擦出爱情的火花，革命本身也成为他们爱情的见证。而这，就是革命时期的爱情。同时，他们也以共同的理想和志趣，以他们的克制和奉献，回答了这个问题：革命时期的爱情是如何可能的？ 

但敏感的男读者不理解这一点，对他来讲，革命就是一种宗教，人民是这种宗教的无限恒在，个体偶在必然在汇入无限恒在之后消失无存，因此萦系在个体之上的爱情也就没有依据了。且不论革命是不是宗教，以这种逻辑，毋宁说基督徒不能谈恋爱，但事实上，基督徒从古至今一直是谈恋爱的好手，并且最善于扮成传教士诱拐文学女青年。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曾这样评论费尔巴哈：“{费尔巴哈}撇开历史的的进程，孤立地观察宗教感情，并假定出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类个体。”宗教是人的无限类本质，但这种本质并非“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敏感的男读者非但假设出莫须有的“个体偶在”，还把无限本质与有限个体对立起来，因此，他也就完全不理解革命是什么，从何而来。我们不得不对此做出不厌其烦的回答，革命不是宗教，而是对宗教的扬弃，宗教里的神秘主义信条将在革命的实践中得以解决，对彼岸的期许转化为现世的行动，个体的无限本质从而在革命中得以实现，革命也最终成全了个人。作为个体性的爱情在革命中非但不会泯灭，反而会显露它最绚丽的光芒。 

在一封革命时期的情书里，革命者是这样理解革命时期的爱情的： 
“我们有两种生活。政治生活和爱情生活。亲爱的，请不要忘记，我们的相爱是在延安毛主席的身旁，而我们的十周年，又是经过了几件艰辛。远征了无数高山大川，经过许多曲折的战斗，现在又要回到毛主席的身旁去了。我们的两种生活是融合在一起的，有时为了战斗，我们分开过，似乎是牺牲了一段的爱情生活，但是，我们不能不认为：这种分开也是爱情生活的另一形式。亲爱的，当我回忆起那分开的无数个怀念着的夜晚以至于白天，我也同样感到丰富和充实，我真诚地说，我永远是那么专心地想念你，为了更好地和你一同生活而指望，而准备着。我记得，在热河那些危难的、艰苦的日子，我总是一想到你就鼓起勇气，我坚信，我永远是属于你的，而且我们将会永远在一起。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就无愧于心，当党需要我们谁，我们谁都没有退缩过，彼此也没有动摇过；爱情没有停顿过……” （郭小川致村惠）   

保尔与冬妮娅及其丈夫在雪地中的最后一次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