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编自《辛亥革命史稿》

1. 从瓜分到保全，保全主义的形成 资本主义是商品经济，并且是发达的商品经济，大多数的劳动产品，必须先成为商品，通过等价交换，才能到达需要使用它的人的手里，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但是资本主义自诞生起就存在着购买力不足的情况，商品的价值总是比人们的工资要多，多出来的部分是利润，利润只有通过投资，成为其他人手里的工资，才能再成为实实在在的购买力，维持资本主义经济的平衡。但是这种平衡是很不稳定的，19世纪以前，资本主义还不是很发达，可以通过借助于本国内的农民和贵族的购买力来平衡。19世纪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封建经济瓦解，陆续发生了多次经济危机。为此，它们必须找到新的购买力来填补缺口。 19世纪末，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海外殖民地的购买力成为了维持资本主义良好运行的必需品。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发展不平衡，世界领土的瓜分完毕，是导致欧美强国和日本在中国继续展开疯狂追逐并推行战争政策的根本原因。   但是到了1900年后，西方列强却纷纷转向，由瓜分主义变成了保全主义，意在继续维护清政府的统治。产生这样的转变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以义和团运动为代表的中国普通百姓的坚强斗争使西方列强意识到，瓜分中国并不容易。 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有一段著名言论：“中国群众……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之四分之一也……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 法国一个议员也说：“中国土地广阔，民气坚韧”，如强行瓜分，“但见其徒事流血于亚洲大陆，反一无所成”，故“瓜分之说，不啻梦呓”。 第二，“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即争夺领土，其目的不完全是直接为了自己，主要还是为了削弱敌方，摧毁敌方的霸权。” 沙俄当时出兵侵略我东北，有囊括我国北部，称霸亚洲之势。瓦德西在笔记中记述道，英俄两国“业已趋到彼此相见以兵之可能”，日本则“不安达于极点”。德国霸占山东，日本感到“危险万分”。而日本企图出兵厦门，侵据福建，也遭到各国的牵制。 既然彼此之间僵持不下，瓜分的叫嚣就渐渐消沉下去，“保全”的论调便冒了出来。例如占据清政府总税务司职权近半个世纪的英国人赫德献计说： “各国于支那问题，大率不外三策：一曰瓜分土地；二曰变更其皇统；三曰扶植满洲政府。然变更皇统之策，无人足以当之，骤难施行。今日之计，惟有以瓜分为一定之目的，而其达此目的之妙计，则莫如扶植满洲政府，使其代我行令，压制其民。民有起而抗者，则不能得义兵排外之名，而可以叛上之名诛之。我因得坐以收其利，此即无形瓜分之手段也。” 与“保全主义”言论陆续出炉的同时，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也在寻求暂时缓和彼此之间的紧张状态。1900年《英德协定》签订，相约在中国的经济活动，均遵守“自由开放，毫无差别”的原则，并且“不得利用现时之纷扰在中国获得任何领土利益”，“如果他国利用中国现时之纷扰，欲获得领土利益时，两缔约国关于为保护本国在华利益所采之步骤应保留初步之谅解。”有关国家接到《协定》后，除沙俄外，都表示完全同意。   然而，广大的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改变其侵略形式的伎俩是有所认识的。例如： “列强之意，鉴于以猛力压人国，其爆发也不可制。远而美国之独立，意大利之自主；近而菲律宾、托兰斯哇尔之抗拒……故其与我国也，巧为变计，尽寄权于其政府官吏，擒之纵之威之胁之，惟所欲为，可以不劳兵而有人国。” 1903年杨昌济、陈天华等一行35人启程赴日留学，杨度出席演说：“……庚子以来，西人见拳匪尚有国民质性，知中国未易骤亡也，必先亡其政，亡其教，亡其财，然后亡其国。政亡、教亡、财亡、国亦随之亡矣，此灭国之新法然也。于是，前之瓜分主义，一变而为保全主义……夫中国之亡，甚于累卵。” 不少爱国者对“保全主义”的实质也作了较正确的分析：“（昌保全者），则无不曰尊重中国主权，保全中国领土。夫曰尊重，曰保全，而又名言以中国土地为其势力范围。势力范围者，领土属地之代名词也……又即其保全之条件言之，曰门户开放，曰机会均等。既曰开放，则惟有任彼纵横，畅其所欲，至于机会二字，则含义甚广，极而言之，即分割土地之机会矣。”     2. 在“保全主义”的政策下，西方列强取得了巨大的收益 19世纪末，铁路已成为为帝国主义强盗分割势力范围，扩大经济、政治、军事侵略的主要渠道。例如沙俄在抢夺中国铁路的竞争中，都是围绕着兼并我国北部的阴谋而布置规划的。截止1911年，在中国已完成的9618公里铁路中，帝国主义各国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占93.1%。这些铁路一方面给它们带来巨额的利润，另一方面，更有助于它们抢夺铁路沿线的商品市场，矿产等各种资源。同样的，1907年时，航运业进出口84.4%的吨位数被外国轮船占据。1895年，外国在各通商口岸的商行总计603家，到1901年增至1102家，1912年又增至2328家。 在就对外贸易的商品结构进行考查时，我们发现，进口商品以鸦片和各类由机器制造的消费品为大宗，出口商货大部分为农副产品和原料。例如1901—1903年，在进口的十二种主要商品中，鸦片占12.3%，棉纱占38.3%，而钢、铁、机器及工具仅占2.1%；出口的商品中，茶、丝、豆类、棉花等占48%。19世纪末，中国进出口贸易上的入超额大约在三四千万海关两，进入20世纪后，入超额扶摇直上，最高时突破了两亿海关两，给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提供大量的购买力，同时却给中国人民带来大量的苦难。这样的经济模式，显然是一种殖民主义经济，如果不打破这种情况，中国的资本主义绝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不可能赶上西方的资本主义帝国。   帝国主义国家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积累了大量的过剩资本，这些资本是由于殖民地提供了大量的购买力，利润不必直接投资出去而节省下来的。但是过剩资本的目的不是积累，而是去赚更多的钱，因而它又成为了帝国主义控制殖民地的一种工具。 帝国主义通常以两种形式输出他的过剩资本，一是在国外投资兴办企业，二是贷出有息借款。 在兴办企业方面，外国在华设立的资本额在10万元以上的企业中，1840—1894年，共设立23家，设立时投资资本7631千元；1895—1913年，共设立136家，资本额103153千元。就资本额比较，后来的19年间等于此前50余年的13倍。而后来设立的136家当中，又有107家是在1901—1913年创办的。 重要的不是不仅仅是这些企业数量的增长，而是所有这些企业都具有着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实行帝国主义剥削政策的作用。在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的如煤炭、钢铁、运输、机器制造等重要行业中，外资都实现了垄断，例如仅英国霸占的开滦煤矿这一家的资本额就比中国所有41家煤矿资本额还要多1/3。 在贷款方面，清政府的贷款大致可分为政治性借款和铁路工矿电讯等借款两大类。下表是1894—1911年清政府外债分类表： 单位：库平银两

	合计	%	1894—1900	%	1901—1911	%
合计	1,203,825,452.94	100%	418,002,716.41	100%	782,248,092.72	100%
赔款借款	720,781,700.74	59.89	262,783,945.26	62.87	457,997,755.48	58.56
军火、船炮及财政	119,838,647.99	9.91	70,591,634.06	16.86	45,710,234.80	5.85
铁路	330,587,160.24	27.47	79,298,017.55	19.00	251,289,142.69	32.12
工矿	25,517,348.86	2.13	3,638,745.10	0.87	21,878,603.76	2.79
电报	5,452,783.20	0.46	1,690,374.44	0.40	3,726,408.76	0.48
其他		0.41				0.22

  截止1911年，清王朝的外债已经累计超过十二亿两。1902年后，每年的本息加起来有四五千万两银子。在财政上清王朝早已左右支绌，财源枯竭；为了还债，它把债务摊派到全国各省，于是，各省的田赋、粮捐、契税、厘金以及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骤然猛涨。   但是，保全的幌子下，帝国主义国家的斗争仍然很激烈，例如为了制止沙俄扩张，1902年英日订立《英日同盟条约》，美国极力支持；1904年，日本独占朝鲜，分沾东北权益的条件被俄国拒绝后，日俄战争爆发；日俄战争结束后的1907年，日本为了防止债权国美国对刚得到的南满的倾注，与俄国的老盟友法国结盟，签订《日法协定》；紧接着，刚刚结束战争的日俄又签订了《日俄协定》；一个月后《英俄协定》也出炉了。这些事件就不一一详述了，仅引用和《日俄协定》同时签订的《日俄密约》就可以看出这一连串事件的真实目的。《密约》中具体划分了双方在我国东北的“势力范围”，即所谓“南满”、“北满”的界线，相约担保不在对方的“势力范围”内寻求路矿等项权益，俄国承认日本吞并朝鲜，而日本承认“俄国在外蒙古之特殊利益”。   3. 帝国主义要推行“保全主义”的政策，还必须有一个听话的朝廷。 戊戌变法失败后，朝廷由顽固派把持着，他们幻想着能够回到过去闭关锁国的天朝上国时代，因而在1900年煽骗那拉氏慈禧太后，并且借助义和团的势力，向西方国家宣战。清王朝在八国联军进入中国后迅速战败了，那拉氏也跑到了西安。战争期间，洋务派的封疆大吏如两广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铁路大臣盛宣怀等就与洋人签订《中外互保章程》，拒不执行朝廷宣战的诏谕。战争失败后，他们又与列强之间一唱一和，将朝廷中的顽固派头面人物杀头的杀头，流放的流放。那拉氏也害怕自己被当做“匪首”处置，故颁布上谕“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这些情况表明，清廷已经全面向帝国主义列强屈服，成为“洋人的朝廷”。按照《辛丑合约》，北京到山海关沿线，由各国“留守驻兵，以保京师至还通道无断绝之虞。”1901年冬天津的《益文西报》披露，意大利使馆更是把大炮架到了紫禁城外……   1901年，清廷开始了“维新新政”，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但是现在的新政已经不是为了图强了，清廷为了得到列强的“保全”，奴颜婢膝地表示：“敝国现议力行新政，正期图报各大国之惠于后日，望贵国始终至成，……借得稍苏喘息，整顿内政，将来中外必能益加修睦，与各大国永享无穷之利益。”张之洞也说：“非变法不能化中国仇视外国之见，不能化各国仇视朝廷之见”。“变法则事事开通，各国商务必然畅旺。” 新政的内容有很多，比如废除科举，鼓励留学，振兴商务，奖励实业等等，此外还占有重要地位的编练新军一事。 编练新军究竟是为了加强国防还是镇压人民呢？赫德在《更新节略》里的一段话有助于了解这个问题，他说：“若每省练兵五千，以二千留于省城，其余分隶各道署，似足以调遣。……至水师一层，购备战船，用费浩繁，不如暂时不办。”对照清政府裁撤福建水师提督，分省编练新军，把原来的绿营练勇改编为巡警等就不难看出练军的真实目的了。   以上情景，以及没有提到的诸多事情表明，清政府完全彻底地成为了“洋人的朝廷”，统治者进一步地买办化。中国已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