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来源：进步青年网

新民学会长沙会议

1920年冬天，毛泽东和杨开慧结婚。新婚燕尔之际，毛泽东牵挂着新民学会的活动。他和蔡和森、何叔衡等接受马克思主义后，从根本上确立新民学会发展正确方向的时机也已成熟。长沙的会员好些日子没有开会了，他和何叔衡等商定，1921元月1日至3日在潮宗街文化书社举行学会的新年大会。这几天，正好是各机关和学校放假的时候。在发出的通知里，根据巴黎会友的提议，列了“新民学会应以什么作共同目的”、“达到目的须采用什么方法”、“方法进行即刻如何着手”等十二项讨论内容，要求会员先研究准备，届时“拨冗到会，风雨无阻”。到会的有十多人。会议由何叔衡主持。 讨论第一个问题时，有人主张“改造中国与世界”，有人主张“改造世界”，有人主张“改造东亚”，有人不主张用“改造”二字，认为宜用“促社会进化”。毛泽东发言说：“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至于‘改造东亚’，不如用‘改造中国与世界’，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东亚’无所取义。”一月二日付以表决。到会者十八人中有十四人赞成“以改造中国及世界”或“改造世界”为共同目的。 1月2日，讨论第二个问题时，毛泽东把当时世界上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归纳为五种： 一、社会政策（即社会改良主义）； 二、社会民主主义； 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 四、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 五、无政府主义。 何叔衡第一个发言，说他“主张过激主义。一次的扰乱，抵得二十年的教育，我深信这些话。”毛泽东紧接着说：“我的意见与何君大体相似。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表决结果，毛泽东等十二人主张布尔什维克主义，两人主张社会民主主义，一人主张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三人弃权。 1月3日，讨论第三个问题，即眼前如何着手。大家提出研究、宣传、联络、经费、基本事业（办学校、书社、印刷局等）和建立组织等六项。熊瑾玎等谈到“有组党之必要”，全体同意把“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着手方法”之一。 在讨论“会员个人生活方法”时，毛泽东表示：“我可愿做的工作：一教书，一新闻记者，将来多半要赖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至于消费，赞成简单，反对奢泰”。 能留作会议纪念的，是毛泽东整理的新年大会全部记录。不久，他又把这份记录铅印出来，作为《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分寄给长沙及省外、国外的会员。 当时在《湖南通俗报》做主编的谢觉哉，在元旦这天刚被毛泽东、何叔衡、周世钊介绍加入新民学会，他参加了后两天的讨论，在元月三日的日记中写道：“连日新民学会开会，关于主义争辩甚厉。……同一学会，则以奉同一主义为宜”。 　巴黎和长沙的两次大会，说明新民学会已成为奉马克思主义为主要信仰的革命团体。学会七十四个成员，早期先后加入共产党的约三十一人，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易礼容、李维汉、罗章龙、郭亮、夏曦等都担任过党的重要领导职务。其他有三十多人长期从事教育和科学事业，并同情革命。只有熊梦飞等二人后来成为反共分子。 和新民学会多数会员分道扬镳的，还有主张温和改良的萧子升。毛泽东1910在湘乡东山小学堂读书时，就和他认识了。在湖南一师又是同学，萧早毛泽东三年毕业，两人曾一同“游学”，相交甚深。萧子升很有活动能力，书法很好，但有公子气。他从法国回来后，同毛泽东争论了好几个晚上，谁也没有说服谁。大革命时期，他曾任国民党北平市党务指导委员。国共分裂后，当过故宫博物馆监守，国民政府农矿部政务次长。后来长期旅居海外。晚年曾回忆说：“1920年，新民学会出现了分裂，在毛泽东领导下，那些热中共产主义的人，形成了一个单独的秘密组织。” 这个“秘密组织”，就是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在新年大会前后，毛泽东没有把筹建共产主义小组的事情在新民学会公开。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

1920年8月，陈独秀等在上海成立了共产党发起组，“预备在一年之中，于北平、汉口、长沙、广州等地，先成立预备性质的组织。”看来，长沙一开始就列入了陈独秀的建党计划。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陈先生与在湖南长沙主办《湘江评论》的毛泽东等早有通信联络，他很赏识毛泽东的才干，准备去信说明原委，请他发动湖南的中共小组”。 十一月间，毛泽东便收到了陈独秀、李达的来信，接受正式委托。他们还将上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机器工会，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宣言》起草等情况，随时告知毛泽东，还寄来了《共产党》月刊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等。十一月左右，毛泽东曾邀请陈独秀来长沙，内容之一就是参加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会。陈独秀因乘海轮赴广东，就任孙中山军政府的广东全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未能到长沙来。经过慎重物色，毛泽东和何叔衡、彭璜等六人在建党文件上签了名，创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时间大约在1920年11月。 不久，毛泽东写信告诉蔡和森这位建党热情最高的朋友：“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 在筹组共产主义小组的同时，毛泽东还进行着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建工作。1920年10月，他同时收到北京、上海寄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章程。便在第一师范、商业专门学校、第一中学的在校学生中物色对象，建立团组织。第一师范学生张文亮，就是毛泽东物色的建团工作骨干。他在1920年底的日记中多次写道： 11月19日，“接泽东一信，送来青年团章程十份，宗旨在研究并实行社会改造。约我星期日上午去会他，并托我代觅同志。” 11月21日，“会见毛，云不日将赴醴陵考察教育，并嘱青年团此时宜注重找真同志；只宜从缓，不可急进。” 12月2日，“泽东来此。他说，青年团等仲甫来再开成立会。可分为两步进行：一，研究；二，实行。并嘱咐多找真同志。” 12月15日，“接泽东复信，‘师范素无校风，你应努力团结一些同志作中坚分子，造成一种很好的校风’；‘青年团的问题你可努力在校发展团员，在本学期开一次会’”。 12月16日，“泽东来此。青年团将于下周开成立会。” 12月27日，“泽东送来《共产党》九本。” 日记几次出现“找真同志”的字眼。可以看出毛泽东积极慎重、注意质量的建团方针。北京、上海一些地方在建团时，由于缺乏经验，忽视质量，成员复杂，以至不得不在1921年五月宣布解散。湖南的团组织避免了这段弯路。它在1921年1月13日，即新民学会新年大会结束后十天正式成立，毛泽东任书记。成立时有团员十六人，到七月份发展到三十九人。其中有毛泽东的小弟弟毛泽覃。 当时，毛泽东已父母双亡，他先后把小弟弟毛泽覃和从小在他家里长大的堂妹毛泽建接来长沙读书，只留大弟毛泽民在家理事。毛泽东把自己献给了革命，对家庭也有了新的想法。 1921年2月，他带着毛泽覃回韶山过春节。年三十晚上，毛泽东和弟妹们围着火塘守岁。毛泽民告诉哥哥，家里起了一次火，修屋用了不少钱，前些时候又遭败兵勒索和坏人抢劫，家事已是一年不如一年。毛泽东听后开导说，国乱民不安生，要舍家为国，走出去干点事。家里的房子可以给人家住，田地可以给人家种。我们欠人家的钱一次还清，人家欠我们的就算了。那几头牛，还是让别人去喂，要春耕了，人家用得着。剩下的谷子，春耕时留给上下屋场的人吃。 过完春节，毛泽民随毛泽东离开韶山到了长沙，被安排在一师附小做校务，同时在工人补习学校学习。从此，毛泽东全家投身革命活动，毛泽建、毛泽覃、毛泽民先后为革命献出了生命。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采纳蔡和森此前“事须秘密”，“潜在运动”的建议，常以群众团体和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名义，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毛泽东还时常向长沙《大公报》推荐马克思主义文稿。该报主笔龙兼公是他的朋友。毛泽东还通过第一师范工人夜校，在工人中展开工作。1920年51日，长沙工人和学生数百人冒雨举行了庆祝国际劳动节游行。据李达回忆：在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代表们在住所交换各地工作经验，“北京小组在长辛店做了一些工人运动，武汉方面，京汉铁路工人运动及其他各工厂的工人运动也是刚刚开始。长沙小组，宣传与工运都有了初步的成绩。看当时各地小组的情形，长沙的组织是比较统一而整齐的。”

毛泽东参加中共一大

毛泽东是1921年六月接到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知的。6月29日下午六点，他和何叔衡一道在长沙小西门码头，乘着暮色，登上开往上海的小火轮。旅费由新民学会会员熊瑾玎协助筹集。他们走得很突然，也没有让亲友送行。当时和何叔衡同在《湖南通俗报》工作的谢觉哉在日记里写道：“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借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这五个圆圈，谢觉哉后来解释说是“共产主义者”，当时他知道这是件大事，怕泄露，只能以圈代意。 八月中旬，毛泽东回到长沙。因身体不舒服，便住在船山学社，以养病为主。他抓紧时间读了些书，特别“把英文作为主课，每天多少必读几句，诚已晓得非读不可了”。 他的心情是愉快的。要做的事情很多，怎样开展工作？党的“一大”会议并没有提供具体的办法。各地党组织的工作，一般从两方面着手： 一、利用职业关系进行宣传和发展党员； 二、想法接近工人，组织工人运动。毛泽东也是这样开始他建党初期的活动的。

湖南自修大学与湖南党支部

回湘不久，他被聘为湖南第一师范的国文教员，随即辞掉一师附小主事职务，推荐何叔衡接任。他们觉得党需要有一个加强理论学习和宣传的公开场所，便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和经费，创办了一所湖南自修大学。 创办自修大学是毛泽东的夙愿。早在一年多以前他就设想过。毛泽东先后起草了自修大学的《组织大纲》和《创立宣言》。里面说“自修大学为一种平民主义的大学”，采取自学为主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并注意劳动，“求知识与劳力两阶级之接近”，是“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而为适合人性便利研究的一种特别组织”。学校发出的《入学须知》中申明：“我们的目的在改造现社会。我们的求学是求实现这个目的的学问”。九月开学时，入校者只有一人，即后来著名的共产党员夏明翰。到1923年22月，省长赵恒惕以“所倡学说不正，有害治安”的罪名封闭了湖南自修大学。这时，自修大学及附设补习学校已经培养了来自湖南三十四个县和外省四个县的二百多名青年。 在创办湖南自修大学的同时，毛泽东着手组建湖南地方党组织。10月10日，湖南省的共产党支部成立，毛泽东任书记，成员有何叔衡、易礼容等。 支部租了小吴门外清水塘二十二号一处平房，作为秘密活动机关。清水塘在城郊，地方比较偏僻，所住多为菜农，菜畦里有两口水塘，上塘水浊，下塘水清，由此得名。门前有一条路直通小吴门，人来人往不大引人注意。毛泽东和杨开慧从1921年10月搬到清水塘，一直住到1923年4月离开长沙。 湖南党支部成立后，毛泽东着手在工人和学生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为了接近工人，他脱下长衫，换上粗布短褂，赤脚穿了草鞋，到工人聚集的地方去，同他们做朋友。先后在第一纱厂、电灯公司、造币厂、黑冶炼厂，以及泥木、缝纫、印刷等行业中吸收一些先进分子入党。在学生中，首先是在自修大学、第一师范、商业专门学校、第一中学、甲种工业学校等基础较好的学校发展党员，有的学校还建立了支部。毛泽东还两次到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建立党支部。两次到安源煤矿了解情况，并于1922年2月成立了中共安源支部，由李立三任书记，是湖南党组织领导的最早的产业工人党支部。夏曦、郭亮、陈昌、夏明翰、蒋先云、毛泽民、黄静源、杨开慧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入党的。 到1922年5月，湖南（包括江西萍乡安源）已有中共党员三十人。毛泽东和何叔衡在中共湖南支部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湘区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委员有何叔衡、易礼容、李立三等，后来增加郭亮。

共产主义小组的主要活动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后，立即把从事工人运动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更加自觉地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工人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进一步结合起来。共产主义小组从事工人运动的主要方式有：

1. 出版专门刊物，向工人群众进行通俗的马克思主义宣传。采用这种方式的首先是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它在1920年8月15日创办了《劳动界》周刊；接着，北京小组创办了《劳动音》周刊；广州小组创办了《劳动者》和《劳动与妇女》周刊；济南小组创办了《劳动周刊》等，这些刊物中的大量文章深刻揭露了中国社会制度的不公与黑暗状况，反映了中国工人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家重重压迫和牛马不如的生活，报道了全国各地和其他许多国家工人斗争的情况，指出工人阶级谋求解放的道路，从而有效地提高了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和斗争精神。[1]以下重点介绍比较成功的上海《劳动界》和北京《劳动音》。

上海《劳动界》的发起人是陈独秀、李汉俊，主要撰稿人除此二人之外，还有陈望道、沈玄庐、陈为人等。该刊内容丰富多样，共分演说、国内外劳动界、读者投稿、诗歌、小树、调查、通信等栏目。文章大多短小精悍，事例生动，通俗易懂。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结合中国工人阶级的生活劳动状况和斗争实际，深入浅出地队工人群众进行启蒙教育。这是中共在创建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最初尝试。创办《劳动界》的目的是要唤起工人的阶级觉悟，促进工人的阶级团结，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该刊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思想： （1）劳动创造世界的观点，解释了劳动创造价值和资本家剥削劳动者剩余价值的道理。该刊许多文章，强调社会中存在两种那个不同的人，一种是处于被剥削被压迫地位的劳动者，另一种是处于剥削和压迫别人地位不劳而获的人，这两种人就形成了两个利益根本不同的阶级。该刊具体地分析了剥削阶级发财致富的原因，并告诉工人说：“我们不要以为受苦是我们的命运，我们可以都是一样的命运吗？天天起来都不能转运吗？单是资本家就是好命吗？要知道我们这样受苦，都是资本家陷害我们的，虐待我们的。资本家要我们做值一元的工，他只给我们一角，其余九角，都被他们得了去了！”等等，这些揭露了资本家发家致富是靠掠夺和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秘密，使人们清楚地认识了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实质。 （2）宣传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说明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私有制必然为公有制所代替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3）按照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指出了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倒资本主义，把一切工厂、一切机器、一切原料都归劳动者手中管理。”这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和劳动问题的根本办法，“所以劳动者非信奉社会主义，实行社会革命，把资本家完全铲除不可”。该刊还告诉工人们，打倒资本制度，实行社会主义是劳工阶级的义务与责任，从而说明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和自己解放自己的道理。因此，《劳动界》进一步号召工人组织起来，效法俄国革命的榜样，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由工农劳动者自己当家作主的社会。 除了着重向工人们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外，《劳动界》还用较多篇幅来揭示中国工人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三重压迫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对于他们的工资、休息、工作时间、劳动条件和政治待遇等，都有翔实的报道；它刊载了各地工人反抗压迫的罢工斗争，以及各地组织工会活动和创办劳动补习学校的消息，这对于提高工人的思想觉悟，激发工人的斗争勇气都是有很大意义的。此外，《劳动界》很重视与工人建立密切的联系，组织和发表工人的文章，工人踊跃投稿。曾有工人说：“现在有了你们所刊行的《劳动界》，我们苦恼的工人，有话可以讲了，有冤可以伸了，做我们工人的喉舌，救我们工人的明星啊……祝你们所刊行的《劳动界》万岁！” 北京《劳动音》创刊于1920年11月7日，其目的在于“阐明真理，增进一般劳动同胞的知识；研究些方法，以指导一般劳动同胞”。该刊从一创刊就非常注意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工人运动的实践相结合，同时注重使用具体事实和典型事例，对工人进行教育，这样更容易为广大工人接受，迅速提高工人觉悟。

2. 在工人比较集中的地方创办工人补习学校。下面以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和上海小沙渡工人半日学校为例作介绍：

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长辛店是京汉铁路北段工人比较集中的地区（二七厂所在地），当时有三千多工人。长辛店工人曾组织过“救国十人团”，举行过爱国大罢工，现实了工人阶级的革命威力。五四之后，长辛店工人又多次接待北京“平民教育讲演团”，和北京学生有较多来往。根据这些情况，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决定把长辛店作为开展工人运动的重点，先以“提倡平民教育”为名，筹办一所劳动补习学校。1921年1月1日，劳动补习学校正式成立，分为日夜两班，夜班是工人上课，设国文、法文、社会常识、科学知识、工场和铁路知识；日班是工人子弟上课，课程与当时的高小略同。教师大多由北京大学师生担任，教材由老师自己编写。教员们讲课，先教识字，再讲革命道理，使工人们既能学到文化知识，又能听到革命道理，注意吧提高文化水平和传播革命思想结合起来。教员们讲课生动具体，通俗易懂，因而深受工人们的欢迎。例如，在讲述工人阶级的伟大作用时，不是空泛议论，而是从工人的日常生产活动，如织布、筑路、盖房讲起，具体地阐明“工人的劳动创造了世界的一切”。教员讲课，强调工人团结也是如此，“五人团结一老虎，十人团结一条龙，百人团结成泰山，谁也搬不动”。课后，教员们经常对工人进行家访，同工人交朋友，促膝谈心，了解工人的思想和生活状况，学校还备有《劳动音》、《共产党》好几种刊物。经过这些宣传教育，工人的阶级觉悟有了明显的提高。 上海小沙渡工人半日学校。《劳动界》创办之后，李启汉奉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之命，在沪西小沙渡地区（集中了数万纱厂工人）开展工人工作，创办工人半日学校。李启汉主持校务并任教，教员还有陈为人等进步学生，教科书使用的是基督教青年会的普通识字课本。当时没有做好宣传工作，加之天气渐冷，十二月时该校提前放假。李启汉积极改进工作方法，首先打入青帮，利用帮会关系结交工人；其次是改进教学方法，他在寒假期间讲学校暂时改为上海工人游艺会，以开展文艺活动的方式，吸引更多的工人。邵力子、杨明斋等也参与宣传工作。次年春，学校重新开学，来的工人增加了很多。为适应工人的工作时间，该校开设下午班和夜班。为解除工人的疲劳和增进团结，游艺会还购置了留声机和足球。上课时，老师一面教工人识字，一面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该校引起租界当局的注意，不久就被巡捕房封闭了，但它在工人群众中留下了很深的影响，1921年夏，该校改名为上海第一补习学校，后来成为党开展工人运动的重要阵地。 实践证明，办工人补习学校、工人夜校和识字班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与工人结合的最好方法之一，通过这种形式，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有了密切的联系，一方面有效提高了工人的阶级觉悟，并在工人中发现和培养肯干分子，通过他们把广大工人组织起来，奠定了建立工会和领导工人进行斗争的基础；另一方面，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也找到了本阶级的基本群众，使马克思主义变成物质的力量，并通过和工人的接触及参加工人的实际斗争，使自己得到改造和锻炼。

尾声

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成立，并建立了中共领导开展全国工人运动的公开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根本转变，是中国工人运动开始脱离以往自发、分散的原始状态，开始进入了有本阶级先进政党的统一领导、有明确远大的政治目标、真正作为一个阶级组织起来进行斗争的崭新历史阶段。   [1]这里不包括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结合上海商业发达的情况，同工商友谊会合作创办的，面向店员的《上海伙友》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