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永嘉         来源：新浪历史

     文革十年有错误，1976年3月2日印发的《毛主席重要指示》中讲到：“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朱注：其实对文革的思考，首先应考虑的不是成绩与错误的比例，而应该是具体地分析文革的各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那些思考和做法是正确还是错误的，正确在哪里，错误在哪里，它们的原因是什么，如何改正，最终才是作出总的估计。) 文化大革命犯了二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关于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人打对了，至少对林彪的斗争是正确的，对许多老同志打错了，说是批一下，也可以，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所以发生打倒一切的错误，也有主客观的原因。《毛泽东年谱》在1965年的8月11日，记载毛的讲话中，谈到：“修正主义也是一种瘟疫，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还说：“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毛泽东这个观念从哪儿来？是从苏联斯大林去世以后，先是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后来勃列日涅夫搞大国沙文主义，所以毛泽东经常思考的是如何防止苏联这种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所以才有放手让群众起来揭露我们的阴暗面，让群众来鉴定和检验我们党的各级领导，特别是中高级领导干部的状态。但是通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场群众运动的结果是打倒一切，伤害了许多领导干部，文革结束以后势必出现反复，通过文革并没有达到如何建立自下而上监督各级领导之制度的目的。且不管其成败，这个问题迄今仍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尚未根本解决的问题。 当然，当前反对贪腐的斗争，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反对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或者说是反对官僚资产阶级的斗争，现在这场斗争还只是起点，离开终点还很遥远。文革结束初期，对毛主席说的“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党内”这个说法进行了批判，现在看来，现实证明这个批判是错误的。如果这个话要说得更准确一些，社会上许多官僚资产阶级分子在哪里？就在党内，他们是我们反贪腐斗争的重点。现在网络上的实名或匿名举报，比当年文革时期的大字报要厉害多了，可见问题的关键还是在领导，纪检委有王岐山那样的的领导，如果他退休了，能不能后继有人呢？这一点我说不上来。然而更重要的斗争也许在思想战线上，这还没有认真地好好触动啊！要知道戈尔巴乔夫颠覆苏联正是从他的新思维开始的，一下子把苏联给弄垮了，苏联共产党没有丝毫与之抗争的力量，连东欧许多国家也一起垮了。 至于全面内战的问题，主要发生在夺权斗争过程中。这二个错误主要部分都发生在从1966年到1969年之间，从批判资反路线到一月夺权以后的一个阶段。全面内战有群众组织的问题，有军队干部的问题，也有原来老干部之间的矛盾，本质上是一场关于权力再分配的斗争。中央一个省一个省召开会议通过军干群、老中青三结合处理解决，直到召开九大为止。九大以后还有资产阶级派性的遗留问题，九届二中全会前后这一阶段是毛主席全力粉碎林彪阴谋活动斗争的时期，如果林彪的阴谋得逞，邓小平能再度出山吗？还有以后的改革开放吗？1972年以后是第三阶段，毛主席的支持为老干部解放恢复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毛主席的支持下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是江青在进行干扰，在这个阶段毛主席多次批评江青，并制止她的干扰，这在年谱中有清楚的记载。没有第三阶段工作的基础，能有以后改革开放的局面吗？没有中美关系的改观，能有以后改革开放吗？ 当然打倒一切与全面内战，毛泽东也有责任，一方面这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关，另一方面毛自己在1966年12月26日生日聚会上的祝酒词便讲了明年是全面内战。这些问题既有决策者的责任，也有下面执行者的责任，它在我们一部分中高级领导干部心中积叠了一股怨气，一部分党员和积极分子由于在文革初期受压，也积压着一股怨气，所以文革结束前后，这股怨气冲天而起，这不是偶然的。这一切不能责怪他们，是我们在文革初期批判资反路线比较顺利的时候，做了报复性的过火的斗争，一股脑儿地压服，违反了同志之间不同意见应该耐心说服而不是压服，更不应该用喷气式那种斗争方式对待同志。文革后的一些遭际是以势压人所产生的后果，有一些是我们应得的报应。 文革结束以后这许多年，我没有任何怨言，所有的只是以冷静的态度反复思考其中的因果关系。对文革的反思，决不要从个人的恩怨和得失出发，而是相反，必须先把它放下，从国家命运如何长治久安的大局出发去反思，才能有更广阔的视野。对文革十年中的毛主席所以有那么多负面的评价，其中也有一些是出于老同志在文革中挨斗挨批个人恩怨的情绪。当然，在情绪化支配下作出的判断不可能都是完全客观的。许多事不能只从个人遭际的幸与不幸看，有情绪也是很自然的事，要宣泄一下也是应该的，如果能在有情绪的时候忍一下，反过来为对方设身处地想一下，忍一下，也就风平浪静。有许多事的是非，不能只从局部看，退一步从全局看，自然就海阔天空。 因此，对毛泽东晚年的一切，在他这样一个当时即将离世的老人面前，从他读《枯树赋》背后，如果设身处地想一想，我们可以看到无论他的体力还是精神，事实上很难胜任压在他身上的重担，有关党和国家前程的重担某种意义上是对他健康的摧残。在此九个月之前，1973年8月，十大刚结束的时候，《毛泽东年谱》记载了8月23日周恩来在高级干部会议上，有过一个讲话，他说：“主席这几年苦心苦思想国家前途，想世界前途。”又说：“邓小平说过老同志身体不好可以做顾问，主席对小平同志的意见很重视，提出组织一个顾问委员会，他当主席。这件事主席跟我一个人讲，我说不行，他又跟政治局同志讲，大家又都不同意。主席说，你们大家不赞成，我只好鞠躬尽瘁。”毛主席讲他“只好鞠躬尽瘁”，实在是不得已啊。要知道十大会议结束时，毛主席在主席台上，已无法从座椅上站起来与台下的代表们告别，只有让代表们离场后，才让人扶持着最后告别人民大会堂。“鞠躬尽瘁”这句话的典故出于诸葛亮的《后出师表》，这句话的完整表述应该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后半句他没有说，大家心中都能领会，他也真的做到“死而后已”，这可不是他恋栈。有了这个前提，再来看八个月后他要我们标点大字本《别赋》、《恨赋》、《枯树赋》，特别是他离世前还让张玉凤帮他一起背诵二遍《枯树赋》那种复杂的心情，更可以理解他对家国眷恋的感情了。想想这些情况，个人遭际的恩怨，又何足道哉！他去世以后设立顾问委员会的事，还是毛主席早就希望做的，是为了让老同志既能安度晚年，又能为国家大事尽一份力。对此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理解他，而决不是怨恨。当然，后来邓小平取消终身制这一点还是对的，吸取了毛泽东晚年如何痛苦度过自己病残人生的教训。 我们不妨看一下，1976年四五事件以后，毛泽东同志最后的日子是怎么度过的。4月6日，江青在毛主席那儿汇报事件的经过，提出要开除邓小平同志的党籍，毛没有表态。次日毛提出了保留党籍以观后效，还考虑到群众会不会冲击邓小平的住所，毛泽东指示不能冲击，不能抓人，还要汪东兴把邓小平转移到安全的地方。4月30日，毛泽东同志对华国锋同志说：国际上的事大局已定，问题不大，国内的事要注意。6月初，毛突患心肌梗塞，经过及时抢救，脱离危险。6月25日，毛泽东再一次提示华国锋，国内问题要注意。8月26日，毛泽东索要宋代洪迈著的《容斋随笔》，这是毛泽东生前索要的最后一部书。8月28日，见女儿李敏。8月30日，中国成功发射一颗人造卫星。9月7日，毛泽东要看当时日本自民党总裁三木武夫的传记。9月8日，他由工作人员托着文件和书，看了十一次共二小时五十分。下午四点三十七分，看了三十分钟。夜，处于弥留状态。9月9日晨零点十分，在北京逝世。 毛泽东的一生，从他个人而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切都是为了我们伟大的祖国，都是为了人民。我与刘大杰是毛泽东治丧委员会的成员，9月14日晚上，到北京时，我与刘大杰住在民族饭店一个房间，在路上看到工人从屋顶上卸下毛主席万寿无疆几个大字，心里不是滋味。从个人的生命周期讲，哪有什么万寿无疆的事，现在不是成为被人讽刺和嘲笑的话柄了吗？9月15日，我们瞻仰了毛泽东的遗容，那个时候，我想的是没有了毛主席的领导，今后的日子会怎么样？我们又怎么遵从毛泽东的遗愿，如何永远做毛主席认定的上海写作班子的成员，坚持思想战线上的斗争，一切都是为了让毛泽东思想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那两天，石西民和于会咏都到我们住所来探望我，我们都有同样的忧虑和同样的信念。9月18日下午，我参加了追悼大会，站在主席台的第二排，为毛主席默哀。记得我家乡无锡有一个东林书院，万历年间的明代人顾宪成曾写了一幅楹联，上联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下联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一幅楹联非常符合毛泽东的一生。在中共党内，读书之多和知识面之广博，没有一个人可以比得上他，他一辈子读书不止，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那一家子有多少人为中国革命而牺牲，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他家事却没有处理好，凭他那时的体力和健康情况，也没有力量和具体的办法去关心江青的病态心理。在国事上他留存遗憾，临去世前几天，他反复叮嘱的是“国内问题要注意”。而天下事，这个格局是毛泽东生前就基本定局的，毛泽东自己也说了“国际上的事大局已定，问题不大”。在他身后，国际的格局也证明了他的论断是正确的。国内问题，他还是千方百计保留了邓小平，为今后的改革开放留有余地。 在生前，毛泽东告诫过江青，我死了以后你怎么办，他想保护江青，那时已考虑到他死后江青的结局不佳，但是她不看形势，不顾大局，一味任性而为，最终是自食苦果，也连累了一大批人。读《毛泽东年谱》一定要设身处地换位思考，才能体会到毛泽东心中的的苦衷，才能感受到他恩泽于中华民族和牺牲自我的精神，才能体会到他的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