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人运动史》读书笔记
作者：文展修 来源：《东风》
【摘要】中共在领导发展现代工会运动的历史进程中，有两方面的重要经验：一方面注意到早期工人中各种行会和帮口组织，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牢固地控制了许多工人群众的组织，因而下大力气去团结教育这些行帮中的工人，帮助他们提高阶级觉悟，摆脱封建行帮的束缚，转到工人阶级的团结和斗争事业中来；同时注意争取团结那些愿意弃旧图新或暂时合作的行帮骨干分子及其领导人物。另一方面，坚持反对各种行会、帮口的封建性、狭隘性、保守性，特别是反对它们的首领破坏工人阶级团结的斗争及其对工人群众的压迫和剥削
马克思和列宁曾经指出，
“资本是一种集中的社会力量，而工人只拥有自己的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单个的、无组织的工人，在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条件问题上，是无力同资本家进行斗争的。恩格斯也曾指出：“
资产阶级的统治正是建筑在工人彼此间的竞争上，即建筑在无产阶级的不团结上……当工人之间的竞争停止的时候，当所有的工人都下了决心，再也不让资产阶级来剥削自己的时候，私有制王国的末日就要来临了。”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仅受到本国资产阶级的压迫剥削，也受到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残酷压迫和奴役，他们的斗争自然也就更加需要依靠自己的组织和团结。工人阶级的组织，经历了由原始的非阶级性的组织到阶级的组织，由低级自发的阶级性组织到统一集中的阶级组织的发展过程。1919年以前，中国工人阶级的所谓组织主要是封建的旧式行会、帮口、秘密结社（青洪帮）、资产阶级影响下产生的劳资混合团体和早期工人的自发组织等。
早期的行会和帮口组织
近代中国工人大多是从封建制度下的手工业工人、苦力、店员和各种破产的个体劳动者、农民、小业主等转化而来的，其阶级意识很少甚至还没有产生，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必然与他们所脱胎而来的那个封建社会里的各种劳动者保持着固有的联系，他们在组织上不可能一下子就脱离封建行会等旧式组织而产生截然不同的阶级组织，正如列宁所说，“
阶级这个概念是在斗争和发展中形成的”。工人起初按行会联合起来，可以说是许多国家的工人阶级最初学会联合、开始组织的共同现象。
（1）封建行会的起源、形成过程及其特点
行会是封建社会城镇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同行业组织，最先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城镇产生并发展起来。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是以封建所有制为基础的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作为自然经济的补充，市场狭小，发展受到较大限制，并且必然产生行业内外的激烈竞争，而封建社会的手工业生产，是主要依靠劳动者的技艺和体力的小商品生产，在竞争中比较脆弱。于是，为了抵御行业内外的竞争，共同垄断劳动技艺和市场，就需要行业组织起来。这是欧亚各国封建社会都曾在城镇手工业和商业中产生过行会制度的共同原因。
明代中后期，中国的商品经济发展到了新的阶段，行会则逐渐成了工商业者和统治当局共同的需要。封建行会开始以会馆、公所的名义正式产生。会馆基本上是大中城市外籍人士的同乡组织，一般按籍贯区分来建立。会馆主要是为官绅服务的（主要为来京求职、候差、办事、旅游等活动提供驻足之处）。由北京外籍官宦和士绅带头建立的会馆对封建统治有协助作用，得到了当局的承认和支持，
从而打破了封建专制制度下不许民间私设团体的严格限制，开创了建立民间合法社团的先例，这对工商业者援例建立自己的行业组织来说有重要意义。在外地的商人依托会馆团结同乡商人，共同抵御当地排外势力和别的商人的竞争，求得事业的生存和发展。
封建行会十分重视祭祀神灵。因为这不仅是封建统治阶级提倡支持的民间习俗，而且，处在竞争中的商人和手工业者又想追求财富却又时常面临破产的危险，其祈福禳灾的迷信心理较一般人更甚。举办互助慈善事业，也是中国封建行会的一项重要活动。原因是，商人背井离乡，总是担心遭遇不测而陷入困境，如果客死他乡不能归葬故里则是封建观念所认定的最大不幸。所以行会会尽大力气筹集基金，用于对破产、失业和伤病死亡以及遭遇其他不幸的会员（包括业主和工人）给予各种可能的补助。这是各种行会受到会员信赖和拥护而得以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2）封建行会内部的阶级分化和雇工行会的产生
各种行会都主要是由店东、作坊主、包工头等发展起来的，行会受他们支配，为他们服务。有的人既是师傅也是店主，而那些不是店东、业主而带有学徒的工匠师傅（泥、瓦、木等行业多是如此），既是被雇佣被剥削者，也对学徒有封建性的剥削和压迫。此外就是一般的工匠、帮工和学徒了，他们是纯粹的剥削压迫者，特别是徒工处在这些等级的最底层。
起初，在行会内部占主导关系的是封建宗法式的从属关系，并非是不可调和的阶级对立关系，学徒期满可以升为正式的工匠和师傅、行东（商行或手工作坊的业主。商行业主也称店东），师徒之间和东伙之间既有利益矛盾，又有共同一致的方面，他们有时还会积极参加行会组织的反对官府苛敛、惩治行会违规者的斗争
。但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加重，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随之而来的竞争加剧导致了帮工和学徒所受的剥削压迫加剧，其上升的希望也变得渺茫，甚至学徒期满后就业都有困难。于是，行会内部的斗争加剧，最终促进了行会的分化、瓦解。
由于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特点，资本主义经济和半封建经济同时并存，外国资本又勾结中国的封建势力，阻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到处致力于保持资本主义前期的一切剥削形式特别是在乡村，并使之永久化”（毛泽东）。于是，半封建的手工业、苦力运输业和服务行业继续存在和发展，封建式的用工制度也渗透到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企业中去，形成如包工制、监工制、包身工等等。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和中小城市中，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远远不够。所以，中国的封建行业即便是到了民国，也能够生存发展下去，而并不像西欧那样很早就瓦解了。
1840年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深化和本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产生、发展，在中外资本家经营的工商业企业中产生和发展了近代工人阶级的基本队伍。与此同时，中国封建社会原有的手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在竞争中两极分化，一些适应当时经济发展需要而得以继续生存，并不同程度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化。于是在那些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行业中，阶级分化和矛盾斗争便发展和加剧起来。
在一般手工行业、服务行业和苦力运输业中，大多发展出了与雇主、行东把持的行会相对立的工人行会。在1862年到1919年4月之间，全国手工业工人和都市苦力工人共计246次罢工斗争中，记载有雇主和工人行会参与活动的共62次，占到了25%，以上海为最多。工人行会和雇主的行会在称呼上有所不同，如广东一般将雇主的行会和工人的行会分别称为东家行和西家行，上海有些则将二者分别称为大行和小行。
工人行会一般也会有成文或者不成文的行规，主要内容有：
- 为维护工人出卖劳动力的条件，而对工资、工时、供膳等标准和限额作出的规定。
- 为保障职业而对本行业各店铺、作坊或厂家进出工人，及行外人从事本行工作，而作出的限制性规定。
- 为保障职业和垄断技艺对招收学徒方面等作出的严格规定。
- 其他诸如集资兴建神庙、祈福和互助慈善事业的规定。工人行会是在行会内部的阶级分化加剧、雇主和雇工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的条件下，工人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反抗来自雇主方面的过重压迫和剥削而产生。它既与雇主方面发生直接冲突，也与统治劳动人民的封建专制政府有矛盾，因此工人行会的产生面临着生产关系上的直接对立方和国家机器的双重镇压。而那时的清政府对触及外国资本家利益的工人行会活动更是予以外国侵略者不遗余力的帮助来镇压。
- 需要强调的是，即便是从全行业统一的行会中分化出来的专门的工人行会，还不是工人阶级的阶级组织，它和后来作为工人阶级群众组织的现代工会是有本质区别的。首先，这些行会并非纯粹雇佣工人的组织，一般都有工人出身的小业主、小资本家、剥削徒工的师傅、包工头等非工人阶级成分的人参加，而且往往充当行会首领和骨干；其次，这些行会维护的并不是工人阶级的阶级利益，而只是维护本行业中加入了他们的部分工人的利益，为此，他们常常与未加入自己的工人发生对立和斗争，有时甚至联合雇主去反对未参加本行会的工人；第三，所有这些行会，都存在浓厚的封建意识，都要供奉神仙、祖师，大搞敬神求福的迷信活动。以上特点都对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和阶级团结起着阻碍和破坏作用，是现代工会运动兴起中必须要正视和解决的问题。
- 前三条是工人行会与雇主、行东方面经过斗争协商后决定的，共同决定后即为双方行会的共同行规。工人行会的主要任务和活动内容就是议定和执行以上几个方面的行规。
早期工人中的帮口组织
工人中的帮口，也称工帮、帮会，是在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和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城镇工人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封建性的帮派组织。它们一般按工人所属的籍贯来建立，如广东帮、潮州帮、绍兴帮、汉口帮，等等。当然，它们又是与工人从事的工作所属的行业结合在一起的，有时又合称“行帮”，这里边
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行会主要反对雇主的压迫和未入行会擅自从事本行工作的人；帮会则侧重反对侵占其势力范围的帮外工人和别的行帮。不同帮会之间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甚至要比他们反对雇主的斗争都要激烈！
早期的工人之所以要按照他们出身的地区建立自己组织，是因为在中国封建时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宗法制度的社会条件下，各阶层的人们都世世代代具有浓厚的乡土观念，特别是广大农村的劳动人民，被束缚在土地和极为狭小的活动范围中，许多人一辈子没到过本县的县城，一旦出去飘荡，自然要把语言习惯相同、直接或间接具有某种亲友关系的同乡看作自己在异乡最为亲切、最容易得到理解和支持的人，他们也就倾向于在同乡范围内形成某种组织关系。（组织关系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依托于一个社会、一个时代既存的社会关系和文化特点，并随着经济、社会的变动而发展，并非一成不变）某些行业由于在工作保障方面竞争激烈，工人往往把他们的同乡帮口组织，看得比他们的行会组织还重要得多。总之，早期工人的同乡帮会的数量及其在各种产业和非产业工人中的普遍程度，都要比他们中的行会组织大得多。
中共在领导发展现代工会运动的历史进程中，有两方面的重要经验：
一方面注意到早期工人中各种行会和帮口组织，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牢固地控制了许多工人群众的组织，因而下大力气去团结教育这些行帮中的工人，帮助他们提高阶级觉悟，摆脱封建行帮的束缚，转到工人阶级的团结和斗争事业中来；同时注意争取团结那些愿意弃旧图新或暂时合作的行帮骨干分子及其领导人物。另一方面，坚持反对各种行会、帮口的封建性、狭隘性、保守性，特别是反对它们的首领破坏工人阶级团结的斗争及其对工人群众的压迫和剥削。
早期工人中的秘密结社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近代工商业城市的兴起，城市里的秘密组织以无业游民、苦力劳动者及其他工人和城市贫民为重点，逐步将其组织渗入到社会各阶层，并与三教九流和各业工人的行帮组织结合，形成了与城市官方政府抗衡又暗中勾结的一种特殊势力，对早期和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革命斗争和工人运动的发展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有必要进行一些探讨。
如“天地会”、“三合会”、“哥老会”、“大刀会”、“小刀会”、“红枪会”、“在理会”、“青帮”、“洪帮”等是比较著名的，都曾是各地游民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基本上是仿照中国传统的封建家族制度建立的，
这也是从封建性的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的游民无产者在组织上的必然反映。因为封建式的社会关系主要是家族内的血缘关系，秘密结社的成员通过诸如歃血结盟、结拜兄弟的方法来虚构出这种关系，并按照儒家的“孝悌忠义，礼义廉耻”等来维护组织内部的宗法伦理道德，内部实行严刑峻法。
他们对内往往能够团结坚固，对外严守秘密，战斗精神很强。
太平天国时期和辛亥革命时期出现了两次秘密会党活动的高潮。两广一带的“天地会”发动了空前规模的斗争，为太平天国的金田起义创造了条件，天平军向南京进军时，沿途有很多会党起来响应和支援。洪秀全、冯云山等人曾是“天地会”的成员，太平天国失败后，太平军的许多残余人员又转入“天地会”、“哥老会”等组织，继续坚持斗争。从1894年孙中山建立兴中会到辛亥革命前，各种秘密结社和资产阶级各派联系十分紧密。1898年后，维新派领袖唐才常利用长江流域“哥老会”的力量建立“自立军”，此后十年，“哥老会”等在全国各地领导群众进行抗捐抗税、抗租抗粮等大小斗争达1000余次。黄兴建立的华兴会、陶成章和秋瑾建立的光复会以及同盟会，都曾致力于联络各地会党，举行武装起义。武昌首义后各地会党纷纷响应，推动各省独立，对推翻满清帝制起了重要作用。但是，
辛亥革命以后，资产阶级各派和各种秘密会党都认为“反清”目的已达成，不需再合作，尤其是资产阶级害怕会党破坏社会秩序和会党中的工农群众提出彻底革命要求，于是会党受到了资产阶级的打压。
秘密结社的两面性在于，
一方面，他们能够发动或参加反对外国侵略和本国反动统治的起义斗争，另一方面，基于其游民无产者的落后性，他们没有明确的阶级意识和政治目标，行动投机性大，匪气难除，有时被地主豪绅、军阀官僚和帝国主义者收买利用来镇压人民。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提到，对这些秘密组织，可以引导成为一种革命力量，改造的同时也要注意他们的破坏性，虽然他们可能破坏性更多些。
青帮与洪帮
按主要特征和类型来说，秘密结社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系统：一是以白莲教为源头和主体的教门系统；一是以“天地会”、“哥老会”为源头和主体的洪门（会党）系统
[[1]]。相对来说，教门的宗教色彩浓一些，不过他们注重的也是现实斗争的需要和实际利益，而不是所谓幻想神仙下凡帮助创造光明未来。教门主要分布于北方黄河中下游各省，洪门主要分布在南方。
太平天国起义后，“哥老会”分子大量潜入曾国藩的湘军和其他一些官军中，并在其中秘密发展，有“楚师千万，无一人不有结盟拜兄弟之事”的说法。天平天国和北方捻军起义失败后，由于清军大量裁军加上外国资本进一步入侵，无生活依靠的“复员军人”和破产失业游民猛增，“哥老会”组织在以四川、两湖为中心迅速发展起来，成为清末民初发展最广、势力最大的“洪帮”组织。
白莲教系统的秘密结社主要活动于北方农村，对城市工人影响较少；只有“天地会”系统的秘密结社一直对我国近代工人运动有很大影响。
“洪帮”等秘密结社在早期工人运动中，在中国资产阶级由于自身的软弱，不愿直接到工农群众中去动员组织他们来参加自己领导的革命，而工人阶级自己的革命政党还没有产生的时候，是有重要意义的。至于其消极影响，则表明它们一开始就是近代工人运动发展中的一大障碍，而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消除这个障碍，推动工人运动向深层次发展。
青帮既不属于教门也不属于洪门，而是直接从清代前期的漕运粮船水手中产生的，进入城市以后，在上海等城市工人中的势力，甚至超过洪帮。
青帮没有“反清复明”的口号，最初是在与清政府合作的形势下开始产生的，担负漕运任务。供奉禅宗的罗祖教为祖师，开始是以“道友会”的宗教组织形式建立的，但后来除了开香堂（典礼仪式）时向祖师跪拜外，很少见到有其他专门的宗教活动。它建有一套比白莲教和洪门更为严格、严厉的封建家长式统治的组织系统和纪律，并从漕运中有固定的和正当合法的经济收入。
同治年间废除漕运后，依靠漕运为生的数十万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立即失业成了游民。青帮随之转入南北各城市，转型成为以上海、武汉等许多城市为基地，以城市游民、苦力劳动者和其他各业工人为主，具有广泛社会性的秘密组织，从而其势力可以与洪帮相抗衡。漕运废除也结束了青帮与清政府的暧昧关系，青帮也积极地参加了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
但是，青帮进入城市后，其寄生性、流氓性和反动性大大加强，逐渐变成了横行城市、无恶不作的一种黑社会组织（洪帮也一样）。特别是民国建立后经常充当帝国主义租界当局和反动军阀镇压人民的鹰犬爪牙。1913年宋教仁被刺杀就是青帮及洪帮受袁世凯利用所为。1927年，上海青帮三大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与蒋介石串通，恢复了因刺杀宋教仁而臭名昭著早被取缔的中华共进会及其流氓武装，充当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上海工人的急先锋，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抗战期间，青帮发生了分化，一部分（如
朱学范）拥护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抗日；另一部分则追随汪伪政权，当了汉奸，成为民族罪人。解放战争时期，以朱学范为代表的部分青帮人员转到了人民革命方面，其余则在建国后彻底走到了历史尽头。
中共建立之初在各地开展工人群众工作时，充分体会到了早期工人中青帮存在的广泛性和严重性。包惠僧回忆到，李启汉在上海开展组织工会活动时，由于青帮势力几乎散布于上海各个工厂企业，他每到一个工厂就会引起那里青帮暗探的监视。他不得已加入青帮后，才得以比较顺利地深入联系群众来开展工作，交朋友，搞串联，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借助了青帮的关系。1922年，李立三在安源搞工运时也注意做了洪帮的工作，才得以顺利开展。9月份罢工时机成熟时，李立三还专门找了当地洪帮头子，疏通了一下关系，使得他们不破坏罢工。1924年，李立三到上海。当时党组织在第一次搞工人工作时不理青帮，结果使浦东日华纱厂的斗争失败，而第二次李启汉加入青帮，由于过于相信他们，结果被青帮头子出卖，也失败了。李立三就运用在安源时对付洪帮的办法对付青帮，结果五卅运动时，他作为上海总工会委员长领导反帝大罢工，保护他的都是青帮的徒弟。
中共正确地处理和青帮及洪帮等旧式工人组织的关系，既争取了他们的力量，又防止或限制了其消极破坏作用，是民主革命和工人运动最终取得胜利的重要经验之一。
[[1]] 首倡此说的是光复会首领之一陶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