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地球人   来源：《东风》 【摘要】刘少奇虽然代表资本主义路线，但是不能说他主观上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应该理解为他的错误认识、脱离群众的工作作风如果在中央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就会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由于他的认识和工作作风都有社会根源，不管主观是否愿意，客观上对一些人有利，如放任农民分化对富农和富裕中农有利，“桃园经验”对高层干部有利（整的是基层干部），从这点来讲，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会反映到党内来，不通过刘少奇反映，就会通过其他人反映。   最近阅读从1949年建国到60年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我看到共产党高层在此期间有一些重大分歧（分别以毛泽东和刘少奇为代表）。后来这些分歧提高到路线斗争的层次。那么，这些分歧又是怎么产生的呢？ 第一次重大分歧是关于农业合作化^[[1]]。土地改革后，农村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许多党员、干部认为革命到头了，看不到继续前进的方向，有的党支部书记甚至宣布解散党支部；农民出现明显的分化趋势，一些生活困难的人开始卖地或做雇工，个别人则上升为富农；老解放区相当多的互助组涣散，但同时涌现出一批有一定公共积累的先进互助组，这就提出了互助组往何处去的问题。为此，山西省委于1950年底开始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将其作为互助组的发展方向。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一些领导人批评了山西省委的做法，认为当时不具备合作化的条件，只有实现了工业化才能搞农业集体化；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不能动摇农民的个体所有制；可以任由农民分化，将来依靠政权下个命令就能剥夺富农。毛泽东则支持山西省委的做法，认为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时期，依靠分工形成新的生产力，那么通过合作社的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并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2]]；新民主主义时期是一个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因素每日每时都在增长，天天在动摇私有制的基础。 第二次重大分歧是关于大跃进后经济形势的评价及之后应采取的经济政策。大跃进激发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1958年的粮食产量比1957年增加2.5%，工业总产值增加了53.8%，但是由于“五风”^[[3]]盛行，国民经济发生严重比例失调。1959~1961年中国遇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自然灾害^[[4]]，农业减产，与此同时中苏关系恶化，1960年苏联撤走在华专家并向中国逼债，加重了中国的经济困难。1961年1月，中央提出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经济进入调整阶段。1962年初，为统一思想，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省、地、县各级干部共七千多人参加，又称“七千人大会”。参加会议的人员对如何评价1958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如何评价“三面红旗”^[[5]]存在分歧。会后，中央高层关于经济形势的认识分歧越来越大，刘少奇等认为对经济困难估计得还不够；毛泽东等则认为困难相当大，但是正在被克服，形势在逐步好转。以尽快恢复经济为由，一些地方开始搞包产到户或分田单干，这种举措在1962年春夏之交得到了刘少奇等中央领导的默许或支持。毛泽东对此表示抵制，认为如果单干，农村不久就会出现阶级分化。 第三次重大分歧是关于如何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苏关系破裂后，毛泽东对苏联修正主义的认识逐步加深，同时认为1962年国内的单干风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势头，于是在当年9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正式重提阶级斗争。他认为在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中，由于外部存在帝国主义的压力，内部有资产阶级、旧势力和小生产自发资本主义倾向的影响，一些人一有机会就企图复辟资本主义，因此这个时期仍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些斗争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社会根源。因此，从“反修防修”的战略出发，会议决定在全国城乡开展一场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随后，以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为内容的“五反”运动在城市中展开了。1963年5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成为农村社教运动的指导文件。在以后几个月中，根据各地试点情况修订，11月份发布了“后十条”，连同“前十条”一起向各地群众宣读，合称“双十条”。1963年11月起，刘少奇派王光美在河北抚宁县桃园大队蹲点，搞出了一个社教运动的典型（主要是社教运动中的“四清”^[[6]]部分）——“桃园经验”，并于1964夏秋之交向全国推广。“桃园经验”采用大兵团作战的方法，把大量工作队员集中到一个点上，每到一处先让基层干部（主要是公社、大队）靠边站，不向群众宣布来意，神神秘秘搞扎根串连，大多数干部都被批斗。这种做法和“双十条”差异很大，后者强调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工作队给基层干部当参谋，这正是毛泽东赞成的做法。 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分歧呢？我想首先是认识上的不同。怎么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怎么建设社会主义？怎么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些问题在1956年赫鲁晓夫公开反对斯大林以前还可以部分地借鉴苏联的经验。之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暴露出来，这些命题的解答都需要中国共产党自己探索。既然是探索，党内有不同认识是很正常的。问题是，哪个认识更正确一些？不可否认，刘少奇与毛泽东相比，看待问题教条主义多一些，主观主义多一些，例如他认为必须先有工业化才能搞农业集体化，在这个问题上对山西省委汇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与互助组及单干相比具有增产作用视而不见；他认为可以先让富农发展以后下个命令剥夺就能实现社会主义，这一点忽视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作用。当时他没有机会实践自己的想法，不过改革开放以来“先富后共富”的实践已经给出了否定答案。他虽然在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过，但是并没有掌握和学会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以至于大跃进时派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为“共产风”的盛行做出不少贡献。毛泽东则深谙辩证法，提出新民主主义时期不是静态的，它本身就是一个过渡时期。“五风”盛行的1958年10月，他派人带着《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两本书下去搞调查，通过调查研究抓住了共产风的症结问题是人民公社在所有制方面走得太快太远，没有区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 其次是工作作风不同。毛泽东在各项运动中都强调依靠和发动群众，文革时达到顶峰，直接是踢开党委闹革命。他在制定政策时很注意总结各地经验，例如通过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实现个体农业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是根据山西省的实践经验得出的；1955年他主持编写《怎样办农业合作社》^[[7]]一书，选编了各地典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办社经验；农村社教运动的第一个指导文件“前十条”是根据河南、河北、湖北、湖南、浙江、山西等地的材料编写的，其中关于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做法是浙江省和山西省昔阳县的创造。毛泽东和地方领导人谈话时通常采用商量口气，提出问题让对方进一步思考，比如1964年4月2日，他听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汇报时，王任重说湖北计划当年在百分之五十的社队完成社教运动，毛泽东问：“你们是不是要求太急了？这样做，会不会走过场？”^[[8]]刘少奇虽然也声称走群众路线，但是实际上并不依靠群众，“桃园经验”明显反映了这一点。在宣传典型经验方面，刘少奇喜欢自己亲自指挥搞典型，大跃进时在徐水县开展共产主义公社的试点，该县是一县一社，县社合一，社教运动时在桃园公社搞试点树典型。他做事容易搞一刀切，听不得别人的意见，比如1961年4月他在湖南长沙县天华大队蹲点时要求大队干部立即解散食堂，支书彭梅秀认为立即解散的话社员炊具有困难，刘少奇不听^[[9]]；1964年7月，因为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没有出席并主持江苏省的王光美的报告大会，刘少奇问江渭清“究竟赞成不赞成王光美同志的报告”^[[10]]。如果进一步分析，可以认为毛泽东相信群众和基层干部，刘少奇精英思想较严重（他自己未必意识到），认为群众和基层干部不如工作组（通常由级别更高一些的干部组成）。 除上述两点外，毛泽东分析问题时经常运用阶级分析法，考虑大多数群众的利益，早年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分析了哪些人在评价农民运动时说“好得很”，哪些人说“糟得很”；在合作化问题上，他认为贫农和生活困难的中农是大多数，这些人有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富裕中农和富农是少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更高。正因为此，1962年他坚持集体经济，坚决抵制单干风。毛泽东态度乐观，遇到困难时总是积极解决问题，而不是否定总体方向。例如大跃进是他发起的，但是他在1958年最先开始纠正“五风”。他认为只要方向对（路线对），成绩总是主要的，工作出问题及时纠正就好。但是一些领导人看问题时会站到少数人的立场上（通常来说这是不自觉的），如站在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批评合作化，或者遇到困难惊慌失措，不是积极解决问题而是回避问题或者退回到老路上，如1955年对合作社采取“坚决收缩”的方针，在浙江省解散一万五千个合作社；1962年不是想办法巩固人民公社，发挥集体经济的优势，而是恢复个体经济。 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后来被定位为两条路线的斗争。刘少奇虽然代表资本主义路线，但是不能说他主观上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应该理解为他的错误认识、脱离群众的工作作风如果在中央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就会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由于他的认识和工作作风都有社会根源，不管主观是否愿意，客观上对一些人有利，如放任农民分化对富农和富裕中农有利，“桃园经验”对高层干部有利（整的是基层干部），从这点来讲，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会反映到党内来，不通过刘少奇反映，就会通过其他人反映。这也是毛泽东在其晚年最为关注的重大问题——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     [[1]]陶鲁笳：建国初一次高层争论。 [[2]]见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191页。 [[3]]指浮夸风、共产风、一平二调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 [[4]]1959~1961年耕地受灾面积分别为4463万公顷、6545万公顷和6175万公顷，当时耕地总面积约为11180万公顷。 [[5]]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6]]指清工分、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 [[7]]195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时改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8]]《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p1341。 [[9]]萧喜东：《刘少奇、王光美与群众运动：以四清为例》 [[10]]高华：1964—1965年毛泽东与刘少奇争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