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件，1966年10月，社科院吴传启等人把当时的党中央分为三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左派是第一司令部，第二个是以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派是第二司令部，周恩来是第三司令部，他们狂妄地要成立第四司令部。事情反映到江青那里，她感到问题严重，立即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商量，认为这是混淆革命阵线，转移革命斗争的大方向，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炮打周恩来总理，是决不能允许的。所以马上对吴传启等人采取了果断措施，避免了把斗争矛头指向周恩来的悲剧发生。
第二件，是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的女儿到南方串联得到一份材料，说周恩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有叛变行为，并有当时的国民党报纸为证。有些不明真相的人也开始怀疑周恩来，国务院还有人酝酿夺周恩来的权。江青知道后，受毛主席的委托，谨慎、细致、不声不响地进行了调查研究，弄清了全部情况。她代表党中央宣布：“周总理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所谓1932年2月18日‘伍豪等启事’纯属国民党反动派的伪造，当年和周总理一块工作的康生同志已作了最有力的证明，群众不明真相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确有一小撮坏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把斗争矛头指向周总理和中央文革，还成立了‘五一六’兵团的反动组织，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必须号召广大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奋起反击，打退从‘左’右两个方面来动摇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逆流。”一场不大不小的反周恩来的风暴，在江青等人的亲自指挥和直接领导下被镇压下去。 --------------------------------- （以下是诸多评论中的一条——玉山松注）
回复: 江青同志哪里不清白？ [我要回复] --- 飞过海 发表于2006-12-6 13:03:00 [第:124666] [点击:266]
江青同志哪里不清白？ 江青一九一四年三月出生于山东省东南部的诸城县关。父亲李德文是个开着木匠铺的，雇了一个小徒弟的作坊主。母亲栾氏三十来岁，因逃荒要饭，从诸城县西南二百多里外的临沂地区来到诸城东关，由于年轻貌美，被李德文看中，讨为小老婆。 一九二六年，十二岁的江青小学毕业了。当时的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母亲维持生计都困难，没有钱供江青继续上学。母女俩在这年冬天，千里迢迢来到天津同父异母姐姐李云霞的家。江青的童年除有了“穷富”概念之外，就是形成了强烈的反封建意识。母亲是被买来的小老婆，这个地位是封建社会中妇女的最底层。 一九二八年底，江青母女随姐姐一家来到济南。 一九二九年春，江青考入山东省实验剧院。 一九三○年底，山东省实验剧院停办。 一九三○年底，在指导老师赵太侔的安排和照顾下，江青到了青岛大学中文系当旁听生。
一九三三年一月江青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年她还不满19岁。 一九三三年七月，中共青岛市委遭到严重破坏，市委负责人纷纷被逮捕入狱，江青失掉了和党组织的联系。 一九三三年夏末秋初，江青在俞珊的安排下，在青岛朋友的帮助下，这位十九岁的中国共产党员、贫穷的山东姑娘，满怀革命激情踏上了从青岛开往上海的轮船，到上海寻找党组织。俞珊动用了一切关系，终于领着江青找到了正在写剧本的田汉和他的秘书廖沫沙。由于江青执意不恳按田汉的安排去做，田汉他们对江青的工作很冷淡。经过一位左翼戏剧家联盟的朋友介绍，江青找了份工作，是在上海西部北新泾镇晨更工学团的店员识字班当教员，这所学校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倡议创办的，是公开的、合法的教育团体，一些革命左派人士都在这里工作，如共产党员王洞若、徐明清（当时叫徐一冰）、“左联”的陈企霞等。 由于周扬、田汉等人不积极通过左翼联盟的渠道来了解和接纳江青这位来自青岛的年轻共产党员,在晨更工学团江青不得不重新履行参加革命组织的手续，先后加入了上海的“左翼教联”、“左翼剧联”和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由于江青的出色表现，晨更工学团的党组织已通过关系，了解了她在青岛入党的情况，同意恢复她的组织关系，由晨更工学团的党支部书记王洞若给她谈了话。从此，江青又回到了党的怀抱。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八日，上海爆发了纪念“一·二八”抗战两周年的示威游行，晨更工学团的很多人参加，江青勇敢地走在游行队伍中。这次游行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晨更工学团的学员“王大个”扛着大旗，首先被警察抓走，游行队伍被冲散，从此，晨更工学团成了上海市北新泾镇警察所监视的重点，江青等人被“包打听”（特务）盯梢。在这种情况下，晨更工学团的党、团组织进行了转移，党组织安排江青到北京（当时叫北平）暂避风头。江青在北京待了三个多月。由于党组织的巧妙安排，她没有暴露，并到北京大学当了旁听生。这期间，江青系统地听了中共“一大”代表李达教授讲解的《资本论》，又到市图书馆借阅了不少马列主义书籍，每天只靠面包和白开水维持生活。强烈的求知欲望，使她整天忙于听课、阅读，在知识的海洋里邀游，在马列主义的殿堂里得到进一步升华。
一九三四年五月底，地下党组织为了加强对妇女工人的工作，通知江青返回上海，把她安排在一所为女工开办的夜校里任教。这所学校由基督教女青年会上海分会统一领导，实际上由中共党组织控制着。为了工作方便，江青改名张淑贞（这之前一直用“李云鹤”的学名）。江青还挤时间阅读上海新出版的左派书刊，她特别钟情于鲁迅先生的作品。鲁迅的作品深刻、犀利，与她的思想经历发生了共鸣。通过鲁迅的作品，她还粗略了解了当时上海文化界的各个派别和各种倾向之间的斗争。同时，还用张淑贞的名字给报刊投稿，公开发表的有《宝宝的爸爸》、《王秘书的病》、《催命符》、《拜金丈夫》、《还我和珊》等，显示了她较高的文学造诣，表现了她对社会对人生较强的洞察力，也说明这时的江青已具有比较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一定水平的马列主义分析能力。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初，正当江青全心全意投入革命工作，并取得很大成绩的时候，突然被捕了。原因是遵照党组织的安排，江青与一地下党员第二次见面时被捕的。由于江青没有证据落到敌人手里，也由于党组织的营救，江青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初被放了出来。出狱时的江青已骨瘦如柴，发着低烧。在狱中染上了肺结核。地下党组织立即安排徐明清带她到乡下去治病、疗养。
一九三五年二月初，身体刚刚恢复的江青不愿在徐家过春节（农历正月初一为公历二月十四人）再添麻烦，决意回上海。徐明清向上海党组织作了汇报，认为现在回上海,警察局还会找麻烦，建议她回济南老家，春节后去北京，继续到北大当旁听生。于是，江青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探望了济南的母亲和姐姐，在北京一直待到一九三五年五月。 一九三五年的中国国内形势非常严峻。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领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一方面军被迫进行长征，全国其他革命根据地也基本丧失殆尽，到处是一片白色恐怖。虽然在一月份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但不要说一般老百姓不知道，就是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也不清楚。国民党反动政府散布的是“朱毛红军完蛋了！”“共产党被彻底消灭了！” 江青在一九三五年五月接到党组织的通知，让她以演员身份回上海，改名为蓝苹，继续进行革命工作。这时的江青并不愿再去演戏。因为她有着在山东省实验剧院当学生演员的痛苦经历，又亲眼目睹了上海文艺界的所谓名人、党的领导者周扬、田汉、阳翰笙、廖沫沙等人的嘴脸，不愿意再步入演艺圈，与这些乌七八糟的人为伍。她十分愿意再去做工人运动，和勤劳的工农大众在一起，那才是属于自己的生活天地。但她明白当时形势的残酷，自己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又上了上海反动警察局的黑名单，根本无法再回到她熟悉的、热爱的工人姐妹中去，那里时时张着黑网，遍地都是特务走狗，正等着革命者上钩。何况这是党组织的决定，自己应该无条件地听从党的安排。 江青到达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正赶上筹备外国话剧《娜拉》的演出工作。经过老师和同学的介绍，编剧导演的测试，决定让她主演该剧。 《娜拉》是挪威十九世纪著名剧作家易卜生的代表作，又名《玩偶之家》、《傀儡家庭》，这是一出反映金钱万能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追求妇女解放的话剧，江青主演的娜拉是一位反抗家庭压迫，向往自由人生的叛逆女性。
江青是一位进取心很强的革命者。她不干则已，干则干好。既然答应党组织做演员，这又是接手的第一出戏，她全身心地投入到排演之中。她阅读了大量的相关资料，有时睡到半夜醒来，也马上摸出枕头下的易卜生的原著，用细微的声音，耐心地读着每一句话。为此，她多次失眠。由于江青有高水平的认识，再加上她精湛的演技，刻苦认真的演出态度，并能虚心听取各方面正确意见，一心一意为观众着想，所以《娜拉》的演出获得巨大成功，轰动了上海话剧界，公演持续了一周，整个金城大戏院天天座无虚席，据说鲁迅先生也曾前去观看。
江青作为一个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是受共产党上海地下组织派遣参加演艺界工作的，且不说她如何做好党组织交给的工作，就是公开活动就有： 一、参加并主演话剧《娜拉》的活动；参加影片《自由神》及《都市风光》的拍摄，除任配角外，兼任美工助理、场记；参加演出影片《狼山喋血记》，扮演片中刘三之妻，还在《联华交响曲》组片之一《两毛钱》中饰一女佣；参加并主演话剧《大雷雨》；参加影片《王老五》的拍摄，饰王老五之妻等。 二、写了十多篇文章公开发表，如《我的职业经验》、《农村演剧生活》、《悼鲁迅先生》、《再睁一下眼睛吧，鲁迅！》、《人言可畏》等闪烁着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光辉的文章就是在这期间完成的。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三岁的江青，这位年轻的女共产党员，怀着极大的兴奋，千里迢迢奔赴延安，寻找革命的归宿。以她的演技，可以在上海大红大紫；以她的容貌，可以嫁个阔老享受终生，也可以找个如意郎君厮守一辈子。她为什么自寻烦恼，自讨苦吃，自找麻烦？因为她是无产阶级革命者！因为她是马列主义革命家！她要革命，要斗争,要改造中国和世界！ 江青的历史没有什么不清白。那些无耻小人用尽世间最肮脏的语言对江青同志进行诬谤、攻击和咒骂！ 一九三六年夏季的一天，周扬、夏衍、张庚三人一起找到江青，和她商量主演《赛金花》的问题。只听到了夏衍的声音：“让你主演《赛金花》，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服务的，以推动‘文艺家协会’的建立。”这下引起了江青的重视，因为是主演，而不是什么“文艺家协会”。自从接受党组织的安排，进入演艺界，已经一年多，她自问是积极认真的，也做出了不少成绩，凭自己的实力，演赛金花是没有问题的，何况这是自己这个演员的本职工作。但夏衍下面的话，立刻引起她的警觉：“但是，你必须从组织到生活都得听我们的。” 江青微微一笑：“如果只是从艺术上讲服从，我可以无条件地服从导演的安排。我认为由我饰演赛金花，比其他人更合适。尽管外界对这个剧本有这样那样的说法，为了革命工作，我能顶住压力，我可以不在乎。不过，我再次申明，要想从生活上因此而受限制，办不到。作为一个人，我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选择属于我自己的生活。”江青很清楚，自从和夏衍相识以来，他和其他人一样不怀好意地关注自己的一举一动，这次让她主演他创作的《赛金花》更是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事后，她对另一个女演员说：“这些道貌岸然的家伙，其实都是流氓，他们用当演员，主演角色为诱饵，企图拉人下水。我是决定不上当的。十个导演九个坏，我对此有充分的准备。”这些话也传到他们耳朵里。从此，江青惹恼了他们，埋下了祸根。这伙无耻之徒在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中散布江青的花边新闻，这些花边新闻主要产生在1935年10月到1937年6月仅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 揭批“四人帮”时，竟然被当时的党报拿来大做文章。当时党报把《赛金花》定为卖国文学，称江青在上海争演《赛金花》。铺天盖地的大小报纸捏造事实对江青同志的人身进行恶毒攻击，更有一些下流文人写什么传记、野史对当年上海的那些无耻之徒散布的花边新闻添枝加叶、造谣诬蔑江青同志。直到三十年后的今天，在网络上，那种下流诬蔑的语言不下万条。污蔑江青同志在上海仅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里，时而和唐纳同居，时而和漳民同居，还跑到北京和黄敬同居。难道江青有分身术，有魔法，去办常人无法办的事情？一个19岁入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怎么可能频繁的与男人同居，莫说是封建意识根深蒂固的三十年代，就是及其开放的当今可能吗？一个频繁与男人同居的年轻姑娘，她怎么可能加入随时都可掉脑袋的共产党？怎么可能放弃大上海的安逸生活奔向西北的黄土高坡？如果江青能掐会算，算出她到那个黄土高坡会嫁给毛主席，算出毛泽东会夺取全中国，那更不可能频繁的与男人同居，而且多个男人。 江青，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用自己的铮铮铁骨证明了自己的清白；证明了自己是忠于毛主席，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战士。是毛主席最忠实的战友、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