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图腾》:一厢情愿的挽歌

时间: 2015-02-26 09:51:37
栏目: 文艺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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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纪•杨科           来源:北大马会 [进步青年网按]“人与自然的关系,归根到底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不论文艺工作者如何崇尚对现实的超脱,文艺从它诞生起就注定要展现着现实生活,无论这种展现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是作为整体的影片本身在展现着现实生活还是影片的一个细节不经意地流露出现实的印记。因为文艺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种,它的根基却依然是社会存在本身。不论这种展现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是真实的还是扭曲的,这种真实的或扭曲的展现本身也都根源于社会生活本身。那么,作为当代最为大众化文艺形式的电影也不能例外。   《狼图腾》从其小说发表直到电影上映一直深深触动着很多读者和观众的内心,但这种触动的结果却并不一定是读者和观众获得了对电影所探讨问题的正确认识。对一个电影的故事进行历史的考证是不能服众的,因为文艺展现生活的方式本来就不可能是摄影般的纪录。但既然狼图腾是以确实存在过的历史时空——文革时期的内蒙古草原——为背景的,那么我们将其放在对社会历史的理论认识中,将其置于历史整体的背景之下,将其对应于今天的现实问题中进行考察却是必要的。   看这个故事的视角是众多的,但人与自然、人与生态、文明与野蛮却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影片以压抑的色调展现了一对激烈冲突而无法解决的矛盾,这对矛盾就是人与自然。无论是厂部主任为了黄羊肉而将狼的食物全部拿光,还是他们为了狼的皮毛而掏狼窝抓小狼,或者是最终为了保护羊群而将维系着草原生态平衡的狼一网打尽,都充斥着这种似乎是命定的永远无法和解的对立。   这个时候两种看似迥异实则根源相同的观点就产生了。一种是把人与自然完全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认为人类与自然的对立是超历史的,因而这种对立的根源似乎是来自于人性的“贪婪”和“无知”。另一种是认为人类对自然的破坏根源于现代工业的发展,根源于现代科技的进步,根源于城市对乡村的统治和剥夺。而在这部影片中又多了一重农耕民族与草原游牧民族对立的意味。   然而这两种观点虽然披着不同的外衣出现,但其根源却是相同的,就是对人的社会历史性的忽视和否认。他们要描述的“人”是没有任何历史的人,是抽象的人,因而是只有在哲学家和情感胡乱发作的作家的著作中才存在过的人;他们所描述的“工业”也是超脱了任何社会形式的工业,仿佛这种工业无论是作为本性无限扩张的资本存在,还是作为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业,都是同一个工业;他们所描述的民族性是先定的、而非由社会由历史过程决定的民族性。在这两种同源的观点的底色下,观众所得到的感触也就不能不是一个否认社会历史性的生态观点,看到的也就不能不是一个没有历史、没有社会——虽然它设定了一个历史背景——的人和自然的故事。   故事的发生地是一个美丽而纯净的草原,这里在长生的腾格里的主宰下,有冰封雪飘的草原风光,有睿智的老者,美丽的姑娘,还有彪悍骁勇的蒙古汉子。然而现代文明和贪婪、愚蠢的农耕民族的到来破坏了这里万类和谐,甚至破坏了牧区人民的幸福生活——总之,没有工业,没有贪婪、愚蠢的农耕民族,这一切就完美了。  在这样的叙事下,观众所能产生的印象就是,游牧民族与自然本身是和谐的,而破坏这一切和谐的就是现代工业,是农耕民族。这种叙事一方面一厢情愿地塑造了一种超越历史的和谐,一方面毫无区分地反对一切现代化进程。这无异于肯定了人与自然相对立的先定的必然性,对一切的社会性质与生产组织方式下的工业进步进行了不做区分的谴责。   然而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从来就是一种社会历史性的关系,它是生活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社会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人类刚从自然的襁褓中走出,还孱弱而无力,面对震颤天地的惊雷,面对呼啸怒号的狂风,面对吞噬一切的大火,他们所能做的只能是敬畏。整个异己的自然力量反映在他们的头脑中就成为了超自然的力量,在牧民的头脑中就是长生的腾格里。   但让他们在草原上世代生存的不是对腾格里的敬畏和信仰,而是世世代代生产生活中积累的经验与智慧,虽然这种经验与智慧可能是以信仰的方式代代流传的。影片中“人对自然的不敬”似乎是招致“自然的惩罚”的原因,但是世代在草原里生活的牧民即便如此的谨小慎微,依然要面对狂风暴雪,依然要忍饥受冻,依然要因为被狼咬伤感染而缺胳膊少腿。  因而,这种所谓的游牧民族和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实际上是根源于游牧生产方式对自然的依赖而产生的对自然的敬畏,根源于游牧民族长期游牧生活而对自然规律的经验,而非超历史的民族性。而农耕民族也不是天然的不和谐,游牧民族到了农业区也是无法像农业民族那样和谐的。因而,这种和谐只是这种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将其理想化、神圣化为一种浪漫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只能是一种矫情了。   当人类一天天成长健壮,他不再需要在自然面前畏畏缩缩,他的力量似乎可以使整个自然界臣服。这样的力量正是来自于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现代工业。但工业始终不是作为一个主体存在的,因而工业的本性是由进行这种工业生产的社会决定的。对自然无限制的掠夺不是工业发展的必然,而是追求无限扩张的资本的本性。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居于统治地位,而资本的本性是无限扩张,因而一切都是为了资本的扩张而存在。为了资本的扩张,资本家要冷酷无情地压榨剥削工人,要偷工减料压低成本;工人要像机器一样不停地运转,要像牛马一样悲惨地生活。而资本主义不仅是人对人的压迫与剥削,因为只要人对人的剥削掠夺还存在,人对自然的掠夺破坏就不会结束。因而资本主义一定是无限扩张的资本对自然的疯狂掠夺,对自然的无休止的破坏。   然而,社会主义并不是这种剥削压迫完全消失的状态,而是消灭这种剥削的过程,当然这个过程必须是在无产阶级及其革命理论的领导下进行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因为原有的分工、生产组织方式还存在,因而脑体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还存在,官僚化就成为了一种趋势,而反官僚、使原有的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革命化、逐渐消灭三大差别也就成为了遏制这种趋势推动社会进步的途径了。《狼图腾》中的生态悲剧——黄羊肉被偷,小狼被剥皮,狼群被杀尽,毕力格老人被炸死——其根源就在于官僚的专制与无知。厂部主任不能接受有生产经验的劳动群众参加管理,不能接受经验丰富的老牧民的建议,牧场的生产管理没有实现民主化,从而作出了违反自然规律的决定,最终导致了一幕幕悲剧的上演。   悲剧的根源不是什么人性的贪婪,不是什么农业民族的民族性,更不是什么工业化历史的必然,只是官僚垄断权力和商人对利润的追逐——而这两者,不仅仅破坏了作为外部环境的自然,更破坏了人类社会本身。然而这两者却并不是不可克服的,那个年代所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矛头正是指向专制僵化的官僚制度,正是指向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只是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指向美好目标的革命运动,也正因为如此,它所追求的结果要靠群众的革命斗争才能实现,而不会从天而降。   尽管如此,社会主义时期由于计划经济对经济生产的强有力的管控,由于对草原原有生产方式的尊重,由于和谐的汉蒙关系(从影片中可看出知青与蒙民的和谐相处),人们对草原的破坏是微乎其微的。然而八十年代,在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浪潮下,草原也进行了双承包,最终的结果是草原大面积沙化,当年全国最大的草原竟成了全国最大的沙地。  究其原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内蒙古的确立才是导致草原遭受破坏的罪魁祸首。草原的承包改变了千百年来草原集体化的生产方式,而集体化的生产方式既有利于分工配合各尽所长,又有利于牛羊吃到不同的牧草从而获得全面的营养,然而分包制使这一切都成为不可能,无限追求利润使得牧民过度放牧,使得资本家开采矿藏毫不保护草原,这一切最终导致草原变为荒漠。这一切都不是源于所谓“人”的本性,不是源于农耕民族的民族性,也不是源于工业的发展。而是源于资本主义下资本的无限扩张,源于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对利益的追逐,源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   正是因为作者将这个故事本身作为一种无情的历史的必然来叙述,所以除了呼唤人们对生态的关注外,除了对农业民族的谴责外,当然也就没有什么解决方案。最终以老阿爸死去,主人公受到洗礼,狼群劫后余生,一切都充满了淡淡的忧伤,一切都展现着献祭与和解,一切都源于腾格里的惩罚与庇护。在这样的叙事中根本看不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社会历史性的关系,看不到摆脱人对自然掠夺奴役的前提是摆脱人对人的奴役剥削,看不到保护草原的方式是使现有的社会革命化。   除了人和自然的对立、城市对农村的掠夺外,《狼图腾》还展现了农耕民族对游牧民族民族性的对立,而这种对立相比电影在小说中更为着重突出,作者通过对狼的描写极力渲染了对游牧民族的崇拜,又进一步上升至对狼性的崇拜,并引出了“塑造新型民族性格的概念”。作家周涛揭示出了《狼图腾》的主旨:“这是一部因狼而起的关于游牧民族生存哲学重新认识的大书。这个命题已存在了几千年,拥有儒教文化的汉民族却从来未敢正视过它,因为它直逼儒家文化民族性格深处的弱性。”  但是狼性到底是什么呢?如果说狼性是强悍进取,那对狼来说就是努力生存,难道人不是吗?厂部主任和狼群斗智斗勇,最后机关枪扫射解决一切,难道没有“狼性”吗?只不过狼群的悲剧色彩给“狼性”蒙上了一层正当的、高贵的、凄美的面纱。而宣扬强悍进取的狼性、号称其可以形成新的民族性的人,宣扬的到底是什么呢? 剥削压迫的凶残也可以说强悍,反抗斗争的不屈也可以说强悍。如果这种“进取强悍”不修饰一个被压迫的阶级,不修饰亿万劳动人民,反而在资本主义全球环境中修饰一个刚刚崛起的帝国,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难怪德国评论家顾彬说:“《狼图腾》宣扬法西斯主义,他让中国蒙羞。”  其实进一步说,不同的民族不存在什么所谓的先天民族性。不同民族展现出的不同只是因为其生活的自然环境不同,其生产方式不同,其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不同。就像以游牧为生的民族更加熟悉草原动物的习性,以农耕为生的民族更加熟悉农作物的习性;游牧民族要骑马打猎因而显得晓勇强悍,农耕民族要种田锄地因而显得精细保守。不看其产生的社会基础而孤立的研究所谓民族性,除了进行庸俗经验主义的概括,就是进行先验的假定,是不能深刻地认识不同民族展现的差异的,也就不能认识这种差异为何正在逐渐消失。   浏览一下网上的相关评论便知,主流的观点便是盛赞所谓草原民族的民族性,崇拜他们的骁勇强悍,崇拜他们的进取团结,也就是作者塑造的狼性。反观今天的中国,国内资本发展强劲,然而资本无限扩张因而必然要使工人生活在尽可能差的条件下,再加上经济危机的背景,国内需求不足成为了严重的问题,进行帝国主义扩张就势在必行。不论作者的意图是什么,在众多读者观众心中燃起的却极有可能是帝国主义扩张的激情,那么顾斌所言就不是耸人听闻了。  因而正如文艺复兴借希腊罗马之尸还资产阶级人文主义之魂,《狼图腾》——至少是其主流解读——也是借草原民族的所谓民族性表达帝国主义扩张的意识。 总之,《狼图腾》这个含混的故事中塑造的人与自然、文明与原始、城市与乡村、游牧与农耕的对立,展现的对狼性的欣赏和对新型民族性的塑造,都是经不起推敲的。整部作品更像是对当代问题的描述,其提出的问题是严肃而重要的,然而其含混无力的分析把原本可以化解的矛盾曲解为永恒无解的生死对立,无视或者无力分析矛盾的根源,剩下的只能是自作多情的忧伤、无根无源的怀念与关于动物世界、游牧民族的一厢情愿的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