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纪·杨科        来源：北大马会  【摘要】通过对该电影的讨论，梳理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及其与资本主义的区别。 文艺作品就其本性来讲是作者基于现实世界、运用诸多艺术手法进行对现实世界的重新建构，这种建构的内核是现实的世界在其头脑中的或准确或扭曲的反映。然而当文艺作品一旦形成，它就将成为一个独立于作者的对象在读者或观众的头脑中激起可能千差万别的映像，正如我们常说的“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正如无论创作者对世界的反应是真实的还是扭曲的，这种真实或扭曲的根源都在于这个创作者所经历过的和正在经历的社会生活；那么这个作品在读者或观众头脑中激起的印象也不仅决定于创作者构建的艺术空间，它实际上是这个艺术空间在读者头脑中的反映，这种反应的根基也是读者所经历和正在经历的社会生活。 　　《狼图腾》从其发表到上映引发了诸多的关注和热议，因而也就有诸多千差万别的对故事的解读。其中视角很独特的一个就是河马先生对其的解读《<狼图腾>：一部成本转嫁的挽歌》。他对这部影片解读的核心观点就是工业化、城市对乡村的统治与剥削、“现代人”的愚蠢造成了故事中的生态悲剧。 　　“城里人借着人民公社这个组织牧民的载体，大肆占领草原进行开荒和发展。于是乎，愚蠢无知的现代城里人，过度的攫取草原上的资源，不惜打破草原上的生态平衡，终于引来了狼群的报复。” 　　既然河马先生以“史诗级”的气魄再现了他对知青下乡这一历史背景的认识，站在《八次危机》的高度对影片展现的生态悲剧进行了貌似深刻的解读，我们也不妨将这个故事放在历史的整体中——不仅仅是作为影片背景的60年代末，还有整个世界的现代化过程——来对这个故事进行重新认识，对这个故事中展现的悲剧进行解读，从而也为故事中矛盾的解决找到出路。 工业化是整个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的重要事件，不能理解这一过程，也就不能理解近现代的历史。工业化是特定地域内绝大多数农业生产人口向工业人口转变、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农村变化发展为城市、工业化生产逐渐成为全社会的决定性的生产方式的过程。然而不论工业化带来了怎样壮观的奇迹、怎样巨大的生产力和怎样革命性的力量，我们都无法不承认工业化的过程是一个无比艰苦卓绝的过程，因为它要在不到一百年内积累超过以往一切时代的人类劳动——这种被积累的劳动以遍及全国的铁路、轰鸣飞转的机器、鳞次栉比的高楼为表现形式。 　　正如工业只是一个无主体性的客体，工业化过程也是一个无主体性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本性不是先定的， 而是由领导这个工业化的主体决定的，进而是由这个工业化过程所依托的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特定的历史环境所决定的。因而艰苦卓绝的工业化过程究竟由谁承担成本、以怎样的方式承担成本、需要承担怎样巨大的代价，都是由这个工业化过程所依托的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特定的历史环境所决定的，都是因此而千差万别而非千篇一律的。 　　 第一批进行并完成工业化的国家是英法等西欧国家，在这样的国家，工业是作为与资产阶级同步发展壮大并作为其摧毁旧世界的决定性力量出现的。而这些国家凭借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优势和航海的交通优势，开拓了可以攫取原材料、奴役廉价劳动力并将倾销商品的殖民地，使得他们工业化的成本得以转嫁于此而资本原始积累能够以被奴役民族得鲜血为代价。这成为了它们工业化过程的不可复制的历史背景。 　　这种不可复制的的历史背景、工业作为资产阶级摧毁旧世界的决定性力量的性质决定了这样的工业化过程，以资本奴役和剥削本国与殖民地的各被压迫阶级——尽管表现为城市统治乡村，但这种简单的说法却掩盖了城市中占绝大多数的无产者也是被奴役剥削的事实——为形式，以本国农民丧失土地流离失所、工人深受剥削饥寒交迫、千百万黑人沦为奴隶或死在运输途中、美洲原住民近乎灭绝为代价。这样的工业化过程是资本主义的工业化过程，是先发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过程，而不是没有历史没有社会属性的“现代人”的工业化过程——这样的工业化过程从未存在过。 　　而作为落后农业国的后发国家，根本不具有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完成工业化的历史条件，因而它们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沦为上述先发国家转嫁矛盾的原材料产地和广阔市场，从而始终无法完成独立的国家工业化；二是通过强有力的国家政权在本国内周转资源独立完成工业化。 　　然而，进行独立工业化的后发国家，如果不能遏制本国剥削阶级对剩余价值的过度浪费，不能解决逐利的资本热衷于开办成本小、利润高且见效快的轻工业企业从而造成工业结构畸形的倾向，那么它的工业化就极难完成。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生产力低下、生产方式落后，地权不只是一种经济榨取手段，还是社会政治压迫手段。中国社会各领域的剥削阶级——地主、豪商、高利贷者以及与他们保持密切关系的官吏——对当时最重要的生产者农民的剥削，蒋介石买办官僚政权乃至帝国主义势力及其走狗买办阶级千方百计地直接或间接的对农村的剥削，并没有转化为国内发展工业的原始资本，而是大部分被剥削阶级挥霍或转移到了帝国主义国家。因而那时的中国始终无法卓有成效地进行工业化建设。 　　 建国之后在国家的统一计划下进行快速的工业化是一个别无选择的过程，因为作为现代民族国家不能进行工业化、不能建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就不能真正独立，不能捍卫自己的社会主义制度。正如河马先生所意识到的，这种独立的工业化过程必然伴随着对国内的资源抽调，可是将这种抽调方式简单地理解为“层层转嫁”确是不妥的。在河马这种对历史的解读下故事中悲剧的历史原因：“正是城里人们在苏联援助下搞的工业化现代化，需要大量的夺取农业社会和游牧社会的资源才能支付他们的成本代价”，而且，“这个成本代价无非就是一级一级的往下转嫁，苏联转嫁给中国，城里人们转嫁给牧民公社，牧民又转嫁给草原的狼群，狼群最后转嫁给羊和马”。 　　   首先我们来看看苏联是如何向中国转嫁矛盾的。苏联是在中国之前完成工业化的（编者注：所以才能抗击德国法西斯），而这样的工业化过程不是以对外掠夺而是以国内统一计划调配国内资源为方式进行的。而在中国工业化之时，苏联援助了167个工业项目，给中国提供了资金及技术支持，这对当时孤立无援的中国有着远不止经济的重大意义。虽然后来修正主义的苏联又将投资撤出，但向中国转嫁成本也是无从谈起的。要完成工业化的是中国，一个工业国苏联对中国进行支持，何来的成本转嫁？ 　　再来看看“城里人”、“现代人”是如何将代价转嫁给农牧业的。河马先生站在历史知识的高度做出了大胆而有“史诗级”气魄的假设：人民公社是“现代化的城里人”疯狂地掠夺牧区的工具，“现代化的城里人”的愚蠢无知和贪婪是造成草原悲剧的原因。这种认识的根源是显然的，他看到的是一个无差别的工业化过程，因而在他看来无论这种工业化是在怎样的社会形式下发生都没有差别，无论这种工业化是以完成资本家的资本原始积累为结果、还是以工农政权领导的工业力量的发展成熟为结果都是一样的。 　　对比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工业化，共产党政府驱逐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改造了地主及豪商，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进一步以合作化的形式发展了农村的生产力。这样不仅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还使得农村的结余可以转化为工业化的基金。虽然工业化的资金积累过程依旧艰苦卓绝困难重重，然而在社会主义时期，社会各阶级——工人、农民甚至党政技术官僚——都在承担着工业化的成本。农产品有限的供应、生产积极性的调动和对官僚特权的限制——被河马先生悲天悯人地称作“你死我活”的文革正是一场反对官僚特权的无产阶级和官僚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无一不旨在减轻农牧业的负担。因而使得成本不是由社会的一部分群体而是整个社会承担，同时使得大量的资金并非像资本主义工业化那样被统治阶级消耗浪费而是用于工业化建设了。 　　河马先生将掠夺农牧指责为城里人为了“支付他们的成本代价”，从而将农村和城市割裂对立起来，工业化成了对“城里人”有利而对农村人只是冰冷残酷的剥削。通过按照工业的分布区域来解释工业化的得利者，从而将重工业在国防乃至各类与生活息息相关的轻工业中的基石作用视而不见，将工业化在真正解放农民、解放农业生产力的农业机械化和更高级别的集体化中的基础作用视而不见，进而将工业化无论对于农村还是对于城市的发展都是必由之路的事实置若罔闻。 　　当然，资产阶级热情的讴歌工业化从而掩盖这个工业化的成果究竟被谁攫取、这个代价究竟由谁承担的事实，进而为资产阶级血腥的资本原始积累做辩护。就像改革开放以来官僚资产阶级只是讴歌所谓的经济成就却不谈经济成就的成本由谁承担，成果被谁攫取。而河马先生对成本由谁承担这一问题的重视正是其进步之处，然而对这个问题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中的不同不作区分却是不可取的。 　　 的确，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一开始必然是与资本主义相同的资金由农村转向城市，也会不可避免的造成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但不同的是，这种转移是以工农领导下的工业力量的形成与发展为目的，而不是以资本家的资本无限扩张为目的，最终无产阶级如果在继续革命的斗争中胜利，那么城乡的差别也会随着剥削的消灭一并消灭。 　　而社会主义条件下阻碍城乡差别消失的因素不是不可控的历史必然性，也不同于资本主义时代的资本家，而是当时的党政技术官僚。党政官僚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使城乡差距不但不能真正减小反而不断加大。然而河马先生所用的“现代化的城里人”这个含糊的没有任何阶级区分词汇所包含的群体过于宽泛，从而使得我们无法确定阻碍城乡差别减小的究竟是哪一个具体的阶层。 　　如果我们认同攫取草原资源的真实性就不得不考虑攫取手段的真实性，在城市的众多阶层中当然只有官僚有这样的决策权利和执行力。因此，草原悲剧与其说是“城里人”的愚蠢无知，不如说是官僚的独断专行和利益考量。河马先生以“现代化城里人”抹杀了城市中不同阶级的巨大差别，同时城乡对立也掩盖了这种差别背后的官僚化本质。因此，原本可以通过群众的革命斗争改造已有的官僚化的生产制度从而加强民主管理解决的草原悲剧和城乡的差别对立，在河马先生的论述下却变成了“现代都市”对“原始牧场”的必然剥削，变成了现代化进程的无情的历史必然，从而变成了无法避免克服的矛盾。　　 实际上，农村就地工业化、知青下乡、化肥厂建立、水利工程兴修、杂交种子研制这些无一不是发展农村消灭城乡分化的措施，无一不是与资产阶级思想、官僚化制度、官僚阶级进行斗争的成果。然而河马先生还对中国的知青下乡却作出了这样的解读： 　　“中国依靠外资援助的工业化，一方面只能对内转嫁成本剥夺农村，另一方面当外资中断时，经济危机爆发，大量城里人必将失业。这个时候，危机导致的代价还是只能向农村转嫁，农村的资源遭到更严重的剥夺。” 　　看来，河马先生认为知青运动居然是因为城市发生经济危机而以派知识分子帮助农村发展为名攫取农村资源。中国的确接受了苏联援助，但并不是单纯靠依赖苏联进行工业化，一五计划70%的资金都是中国自己筹措的。如果独立工业化之路只有“依靠外资援助”，那么苏联是依靠谁完成工业化的呢？而且苏联在三年困难时期也就是二五时期就已经撤资，为什么偏偏在1967年发生经济危机？ 　　实际上河马先生这种对知青运动的这种曲解正是源于他对政治领域、对那时中国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扭曲理解。河马先生评论厂部主任的错误时说到： 　　“可是，在那样一个急切的工业化大背景下，这些错误就都算不得什么了。相比之下，几千万上亿人的就业和生死呢？城里可是还在进行你死我活的文斗甚至武斗，斗私批修一闪念，批走资派呢。这些看起来都一样的残酷。” 　　在河马先生的描述中城里人同样艰辛的生活使城里人给牧民们带来的伤害变得“算不得什么”，因为“这些看起来一样残酷”。这似乎是说，在那样的年代谁都不好过，只能责怪时代与命运。从而城乡对立中二者同样动荡的命运又一次掩盖了问题的本质。正如上文所说，草原悲剧的根源是官僚化，城乡对立消除的阻碍力量也是官僚化，而并非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城里人”的愚蠢无知和贪婪掠夺，并非工业化的无情的历史必然。就算在那样一个急切工业化的时代，官僚化也绝对不是小问题，这些错误也绝不会”算不得什么”。在城市里无产阶级和各阶层的积极分子通过文攻武卫的激烈斗争剑指的正是这在河马先生看来“算不得什么”的官僚化。 　　如果草原的故事是真的，那么牧民们应该从城市“看起来一样残酷”的“批走资派”中得到鼓舞而一同反对官僚主义争取民主权利，而不是得出“算不得什么”的结论。因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非但不是掩盖了一切小的伤痛的残酷的历史命运，而是无产阶级、是一切被压迫阶级通过革命化社会关系消灭包括城乡差别在内的三大差别的伟大的革命运动。 　　而知青下乡在这样的背景下则意义重大，一方面它使得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从而得到劳动人民的再教育，成为有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知识青年；一方面使得农村医疗教育条件得到改善，使得工农得以学习文化知识，从而成为有知识有文化的社会主义劳动者，从而使的脑体差别逐渐消失。而城市先进的科学文化与农牧区丰富的生产经验结合带来的是农牧区的突飞猛进的发展，从而进一步缩小城乡差别。看不到这一运动的革命性意义，看不到它与文化大革命的内在联系，就只能得出它是经济危机的结果的论断了。 　　工业化造成的城乡差别与对立不是历史的必然命运，因而也不能以一曲挽歌的凭吊而化解。工业化是艰苦卓绝的历程，这一历程以怎样的面貌展现归根到底是由领导这一过程的阶级决定的。在资产阶级领导下工业化是一个疯狂掠夺无限扩张血腥惨烈的过程，而在通过革命斗争改造社会关系和工业组织方式的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它却可以成为各阶层共同承担代价、共同享受成果的过程。因而有益的是使现有的社会关系得到革命的改造从而消灭城乡的差别，而不是唱一曲无益的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