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伍冲   来源：进步青年网

                           ——《益友社十二年》读书笔记

益友社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组织领导下的一个以店员为主的群众性业余联谊团体，筹备于1937年底。根据当时党的“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以反对日寇侵略、争取建立人民共和国的方针，确定以1936年以来上海职业界救国会活动中和抗日战争爆发后参与支援抗战工作的店职员积极分子为基本力量，争取了工商界上层人士和社会名流的支持，团结了各行各业的广大店员群众，逐步建成以业余教育、娱乐、体育、福利为活动内容的综合性群众联谊团体。作为一个联谊团体，益友社与抗战之前的“蚁社”[1]、“基督教青年会”等一般的社会团体不同，和内战时党的左派外围组织以至于“一二·九”之后的救国会更加不同，它是一个具有广泛群众性、社会性和灵活适应性的群众团体。 益友社正式成立于1938年2月22日。它主要经历了三个时期，一是“孤岛时期”（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西撤，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处于日军占领区的包围之中，形成孤岛），二是沦陷时期（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进占租界，直到抗战胜利），三是解放战争时期（抗战胜利到上海解放）。益友社顶峰时有社友一万五千余人，是上海职工运动史上颇有影响力的一个社会团体。上海解放后全部工作移交上海总工会，前后共存在12年。 益友社的社友，主要是来自各业商店的学徒和店员，也有部分中层店员和公用事业、医护界的从业人员，以及失业、失学的男女青年。旧上海的店员，大都出生于农村中贫农、中农、城市小贩、手工业者家庭，家境较为困难，一般只上过几年私塾和小学。当时，上海的商店，除一些比较大的百货商店外，都带有一定的封建性和半封建性，店员的待遇低，工作时间长，店规管束严，自由活动的条件很少。他们对现实多有不满，想要摆脱资本家的欺压剥削，但囿于乡亲之情[2]不敢斗争，因而想学一些本领，交一些朋友，力求在那个社会里找一条改善个人处境的出路。抗战爆发后中国所面临的国破家亡，民不聊生的情况却大大激发了他们参与抗日救国、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要求。益友社的建立，恰好适应了店员群众的这些基本要求，其存在和发展是紧密依托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的。 益友社在活动中坚持群众性和社会化的原则，采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方法，广泛组织群众，并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开展对社会名流、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人士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它在不同的时期实行的是不同的方针，孤岛时期提出“提倡正当娱乐，改善业余生活”的口号，开展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的活动；在沦陷时期的法西斯统治下，则提出“推行社会福利事业，提高服务效能”的口号，以分散隐蔽的方式创办理发室、扩大诊疗所、发展补习学校和巩固图书馆的四大事业活动，通过贯彻“勤学、勤业、广交友”的方针把社的活动坚持了下来，并深入到各行业群众中去；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以“壮大力量”、“准备应变”为口号，辟建分社，大规模开展群众运动，最终迎接解放。 益友社的“招新”活动乃是所谓“征募”[3]，通过前后八次的征募活动，它从成立之初的四十余人发展到最高峰时期的一万五千余人，并且按照不同行业分别组成了十多个行业社友联络干事会，借以把活动深入到各行业、各企业单位，有些组织还发展为独立的群众组织，这些群众组织受到反动当局打压时，益友社则成为掩护他们的后方。干事会的组织形式为上海解放后建立各行业的店员工会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益友社的组织架构

社友部是益友社组织活动枢纽，实际上起着组织部的作用。其公开的任务是负责办理新社友的入社手续，收取会费，组织社友参加社的各项活动，组织各业干事会等。而实质上是党通过这个部门的工作，将参加益友社的店员按行业组织起来，为深入企业联系群众，建立各行业的群众组织创造条件。同时在活动中注意发展积极分子，培养骨干，建立党组织。社友部把社友按行业组织在一起，这是因为，来自不同行业的社友在经济上存在差别，比如进出口贸易、证券号的职员，工资待遇较高，而百货业、酱园业、印刷业的店员工人待遇较低，文化水平也有差别，从而思想认识和兴趣爱好上各不相同，尤其是个行业都有各自不同的经济利益问题。 最开始，人数多的成立单独的行业社友联络干事会（简称行业干事会），人数少的则几个行业组成一个干事会。1939年底，成立了百货、五金、煤业、呢绒、花纱、工华、绸布、报关运输、烟草、药业、木器、杂业、海味、实业厂家等十四个行业干事会。随着行业干事会在益友社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后，群众扩大了，骨干增强了，单一行业干事会就脱离出来成立自己的团体，比如药剂生联谊社（药联）、五金界同人联谊社、衣着六业联谊社等。即便独立之后，他们和益友社之间还存在着相互的支持。在1947年，国民党当局阻挠药联（后称新药业同人联谊会）的活动，不许进行团体登记，该组织又返回益友社以行业干事会的名义继续开展工作。 各行业干事会一般由总干事一人、副总干事和干事若干人组成，干事尽可能在全体同行业的社友中民主选举产生，总干事和副总干事则在干事互选中产生后，经社友部加聘。如果某行业中干事选举的条件不成熟，则由社友部直接聘请干事，则选举总干事等。这样保证了党的领导。 除了社友部和各业干事会之外，还有全社性的组织，如下面将会提到的女友部、学术部、康乐部、图书馆、补校、诊疗所等等。

益友社的具体活动内容

征募 益友社在每次征募运动中，特别注意开辟、占领有重要作用的行业，同时也注意吸收未参加社的新行业和小行业的群众。想方设法扩大群众影响。1941年日本轰炸珍珠港之后，益友社的群众性活动基本上停滞，而各行业的干事会则化整为零地在本行业中进行个别联系的工作，一个人、一个店地去交朋友，始终没有中断，骨干、积极分子之间的串联则更为密切。 行业干事会 干事和社友的联络活动，首先是通过发行社刊《益友汇报》，由联络干事发到社友手中，进而建立起友谊关系，并向社友介绍社里的活动，并动员他们参加。 新社友往往先参加图书馆的借书和歌咏活动，而干事们也会参加这些活动，以加强和各自行业社友群众的联系并使之经常化。为加强行业性质的活动，话剧组经常组织同行业的社友一起排练话剧，乒乓组也注意组织行业的乒乓球队；根据各行业的特殊需要也会举办其他活动，如五金业的社友一度要求补习英语，益友补习学校则帮助他们开设英语班。 干事会还会召开同业的新社友大会、同业联谊会、同业座谈会等，成立本行业群众的失业互助组，编辑和出版同业通讯刊物等等。1939年底社友部发起举办了各业展览会，如：纱花业展览棉花的种类、呢绒业陈列各种西服的裁剪缝制过程等，这些活动主要是加强同业社友的相互联系，并有利于在店员群众中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和爱国主义的教育。 此外，社友部也常常联合几个行业的干事会进行共同的活动，如在1948年针对国民党反动派颁布财政紧急法令后引起的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异常痛苦的情况，10月份举办了“上海工商事业生活展览会”，展出各业的历史、概况、职工生活和当局的经济措施对各业及职工造成的影响等具体材料，用事实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掠夺政策。特别是12月份针对米荒举办的“米展览会”，揭露什么样的人吃什么样的“米”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形象地说明“米”在生产分配中被谁进行了掠夺和人民所受的灾害，以及大城市中“米”荒的真正原因，以此暗示必须推翻反动政权才能彻底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由于采用的是实物实事的具体材料，对比鲜明，巧妙地运用了当时的合法条件，给了人民群众很大的教育。 益友商业补习学校和图书馆 旧社会的很多店员还在少年时期就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因此店员们都拥有比较强烈的求知需求，而旧上海的虽然有很多补习学校，但多数是“学店”性质，收费很高，还受店规约束，一般商店学徒和小职员都没有能力就读。益友社创办的补习学校规定不收学费，只在学期初收小额保证金，只要不无故缺课，到了期末原数发还。 第一期因陋就简地办了初、高级英文、国文和簿记四个晨班（地点在社内早晨活动少的场所），共60多学生。第二期学生跃增至150多人，社内无法容纳，于是向正式学校借教室，晨班改为夜校。12年间共办了23届，学生总数达7332人次。由于没钱付教室租金，就争取免费借用，只付电费，但日子久了房东不高兴，有的认为益友社带有“红”的政治色彩，就连哄带推让搬家，由此补校前后搬迁了9次，不过最终还是坚持到底了。 教师一般是从社内选聘有一定教学能力的社友义务任教，后来也有社友介绍自己的亲戚和朋友来。对个别教师会付给工资，但是很低微，请人吃一顿馄饨就花了工资四分之一。教师们的不图名利的服务精神是很感人的，日本占领期间遇到防空演习和灯火管制仍然摸黑上课，自带蜡烛。有社友称道补校是当时教育质量最高的。 补校的教学不仅注重提高学员的文化程度和业务水平，还注意培养他们的集体观念，并结合课本进行活的思想教育，以提高学员的政治认识和阶级觉悟。比如语文课选用《狂人日记》和《西行漫记》的片段作为教材，布置作文出带有政治性的题目，有时结合课文讲解政治形势和革命故事，介绍解放区的情况，引人入胜时还会吸引别的班的同学来语文课旁听。再比如簿记课上，教师经常从毛利、纯利的联系讲到剩余价值、资本家剥削，等等。 在益友补校，教师和学生之间逐步形成一种新型的师生关系。上课时师生严肃认真，下课时亲如家人。学生知道老师义务教学，学期终了常常集体给老师赠送纪念品。学生之间成立了同学会，组织同学为学校贴招生广告，帮助办理入学手续，学期开始时举办迎新会。同学会还会帮助经济上有困难的同学申请助学金，买折扣图书，或动员上届借书给下届同学。同学会还会开展业余文娱互动，出版墙报，召开座谈会、辩论会、举行郊游、园游、组织大家看进步电影。 同学会为保持合法地位，不能进行明显的政治活动，但是该出手时就出手，也会配合社会上的政治斗争开展活动，比如1947年“二·九”劝工大楼惨案[4]发生之后，同学会组织同学召开座谈会和外出宣传，揭露反动派的罪恶行动，并慰问被特务打伤的同学；解放前夕动员同学参加人民保安队、救护队和宣传队等等。解放后不少同学参加了“军政大学”、“南下工作团”和各条战线工作，继续为革命和建设出力。 图书馆 益友社成立之初，就举办了一个图书借阅组，在每次征募运动中，除了征集社友和资金外，也会征集图书。到1940年益友图书馆已经拥有图书6千多本，1千多读者和50多个单位的团体读者，每月可出借书籍1500多册。进入沦陷时期之后，政治环境变得险恶，党决定把社的活动重点转向福利事业，保存力量，等待时机，而图书馆就是这时益友社重要的阵地之一。最初图书馆由于形势原因也经历了读者减少的活动收缩期，1942年底暂停借阅一个月进行整顿，对所有书籍进行彻底整理，改变书目，然后通知原有读者调换新的借书卡，恢复借阅图书，此后读者逐步增加。 图书馆的干事通过流通窗口和阅览室，运动读者座谈会、个别谈话和上门访谈的方式来同读者加强联系，介绍新书，开展宣传，揭露日伪迫害人民的罪恶事实，帮助读者提高政治认识。随着日伪统治愈来愈严，图书馆工作人员的信心反而越来越足，图书馆的总干事经常组织大家进行思想交流，商讨工作，相互鼓励。在经常举办的读者联欢会上，干事们往往粉墨登场，自拉自唱，演出精彩节目，让读者们流连忘返，读者称图书馆不仅是知识的宝库，也是友谊的温床。 沦陷时期，韩西雅[5]主持出版了墙报《灯》，寓意光明，象征党的领导，在黑暗中指引大家前进。这个墙报每周一期，每期将近一万字。文字大部分由韩西雅编写，再由人抄写，经常要到深更半夜才能完成（如果这种工作放在现在，可以很迅速地完成，历史条件变好了）。 1946年，图书馆在各业干事会上，变成34个队进行了第五次征书运动，征得书刊3715册，其中包括大批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针对当时反共的政治局面，工作人员就向读者介绍如《论持久战》、《论联合政府》、《共产党宣言》、《两种策略》[6]等文章，而对《西行漫记》等直接介绍中共的图书则不列入图书馆的目录和流通资料，而只在进步读者中传阅。 1947年图书馆开辟了一个分馆，1948年两馆共拥有读者3658人，全年借书记录达69397次，比1947年猛增4倍，达历史顶峰，可见当时益友社图书馆在群众中的影响已经相当之广了。   [1]自一九二八年二月它的前身《青年之友》社在上海成立起, 至一九三八年八月在汉口作为三大革命群众团体之一, 被国民党勒令解散为止,共有十年多历史。在这十年多的时间里, 蚁社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 运用各种巧妙的方式,与反动统治者进行了艰苦持久的斗争, 不仅使其能在恶劣环境下生存, 而且团结教育了部分职业青年积蓄了一部分力量, 对冲破敌人的文化“围剿” ,促进全国统一, 推动抗日救亡运动都起了它应有的作用, 抗日战争爆发后, 它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2]很多店员是通过同乡、同族和亲友的关系在上海谋生的。 [3]主要是面向社会征集社友和募集活动资金，以及图书等。 [4] 1947年，上海三区百货业工会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发起了“爱用国货、抵制美货”运动，于2月9日借劝工大楼三楼会场召开爱用国货、抵制美货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邀请郭沫若、邓初民等民主人士到会演讲。上午9时，刚宣布开会，混入会场的特务、打手在国民党中统上海行动组组长苏麟阁指挥下，手持榔头铁尺，见人就打，见物就毁。永安公司职工梁仁达挺身上前斥责特务的暴行，被特务从会场一直打到马路上，因伤势过重，于当天下午4时在仁济医院不治身亡。同时被特务打成重伤13人，会场设备全部被捣毁，制造了二九惨案。 [5]浙江嘉兴人，抗战期间入党，在上海做了10年的白区工作。解放后参与工会方面的工作，曾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候补书记。 [6]即列宁文章《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