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学勤 【进步青年网按】此文初作于1988年，有删节。由于作者立场所限，对其结论性的文字，请读者注意鉴别。 在毛泽东晚年思想中，有一个占中心地位的概念——“马克思主义”（或“马列主义”）。他屡次告诫人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直到去世为止，他每年都会用差不多同样的语言重复这个主题。颇堪玩味的是，毛泽东几乎从未认为有谁符合他心目中“马克思主义”的标准，他几乎从未说过哪个人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甚至连“懂马克思主义”这个平常的肯定之词都很少使用。如果这个“马克思主义”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那在毛泽东身边并不缺乏足当“马克思主义者”称号的专家；如果这个“马克思主义”是指他本人的一系列政治性指示，那按照当时贯彻“最高指示”迅速、彻底的程度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不胜其多。可以说，毛泽东晚年强调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大异于常人解释的独特内容。  这一“马克思主义”有两个引人注意的特点。第一，它不能通过表面的阅读来把握。1964年9月10日，一些来访的法国人对毛泽东谈及他们访问西安某技术学校时，发现那里的学生能背诵毛主席的著作，并用毛主席著作中的话来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毛泽东毫不在意地回答：好不好，要看将来，现在他们所学的只能当资料。毛泽东还屡次强调深入实践对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极端重要性。这种“总体性认识，深层把握，行为传递”（这是我们对毛泽东之“马克思主义”体认方式的概括——作者按）的特征，正是文化传播与一般思想传播的区别所在。第二，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大量议论，主要是针对文化部门的。他“不懂马克思主义”、“不搞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最经常地指向理论界、文艺界、学术界、教育界、卫生界，这是他观察文化部门的结果。毛泽东晚年对文化部门知识分子的最高赞赏是“老九不能走”，根据即在于：“教育界、科学界、文艺界、新闻界、医务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中也有好的，有懂点马列的。”（转引自《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 不妨设定，这一“马克思主义”，就是毛泽东对他晚年文化思想的概括性命名。    作为一位有力地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极大地调整了亿万人思想流向的巨人，毛泽东的文化思想的核心是他的历史观。 1970年8月31日，毛泽东在党中央九届二中全会上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立场上，而绝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这篇在党内斗争中产生的即时之作，以明确的语言表达了毛泽东长萦于怀的对历史根本问题的思索。“奴隶史观”是理解毛泽东晚年文化思想的一把钥匙。 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发言可以追溯到更早。1965年8月出版后风行全国的《毛主席语录》第二部分的头两段话，就是毛泽东在三四十年代对他历史观的表达：“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谁不了解这一点，就不懂得最起码的知识。”四十四年之后，毛泽东在病榻上几乎一字不差地再次重复了这段话，“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他只另加了三个字“包括我”（《毛主席1975年10月—1976年1月的讲话》）。 毛泽东认为，整个人类历史是由最底层、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创造了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创造了文明和文化。但历史创造者在历史上遭遇的命运却极不公正，他们成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种意义上的被压迫者。这样，必然发生革命。革命就是为了反抗压迫，“马列主义的基本思想就是要搞革命。什么是革命？革命就是无产阶级打倒资本家，农民推翻地主”（《与毛远新的谈话》，1964年7月5日）。一切反抗压迫的斗争都是合理的——造反有理。但革命的真正目的在于取消压迫，改变产生压迫的社会结构。毛泽东注意到，历代革命的悲剧，就在于原来的革命者最后都在根本上背弃了真正的革命目标，“革命是一种感情……人不会喜欢一辈子都背着革命的担子”（[法]安德烈·马尔罗：《回忆录》，384页，纽约，1968）。尽管如此，毛泽东对他的历史观仍然坚信不疑，被出卖的革命（他称之为修正主义）将是下一轮革命的起点。“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毛主席1975年10月—1976年1月的讲话》） 毛泽东晚年基本上不注意自己理论思想的内在结构和外在形式，新见奇想，常常散漫出之，使人难得要领。独有当他作为一个诗人长吟挥笔之际，他的思路才变得异常的明晰、透彻。他于1964年填写的《贺新郎·读史》，以诗为论，一咏三叹，完整地表达了他的“奴隶史观—革命论”思想。词的下半阕为：“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一部二十四史，毕竟必须从“盗跖庄”说起，必须从奴隶“奋起挥黄钺”说起。   在毛泽东的历史观照中，最使他激动不安的是与阶级压迫交织在一起，但比这种压迫更为深刻的文化压迫现象。底层群众是整个人类历史中的文化创造者。底层群众创造了各种文化活动的前提，同时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文化。奴隶的聪明、智慧和创造精神在品质上比上流人物、高贵者的文化要优越得多。然而，文化的创造者却不能享有文化，社会的主流文化、规范文化对奴隶的文化创造断然拒斥，奴隶在文化上被官方规定为卑贱者。因此，毛泽东呼唤的社会革命就必然以文化改造、文化革命为其重要组成部分。他特别倾心于下层群众对规范文化、精英人物的对抗姿态。“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这句卢梭式的名言即是他对历史的总结，也是他观照现实的出发点。 50年代末，他曾批文敦请中央工交各部门收集材料：“编印一本近三百年来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发明家的通俗小传（小册子）。看一看是否能够证明大都出于被压迫阶级，即是说，出于那些社会地位较低、学问较少、条件较差、在开始总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击、受折磨、受刑戮的那些人。”他坚信：“‘卞和献璞，两刖其足’，‘函关月落听鸡度’，出于鸡鸣狗盗之辈，自古已然，于今为烈。”（1958年5月18日的批语） 1962年，他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批语中写道：“聪明人往往出在地位低、被人看不起、受过侮辱而且年轻的人中，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会例外。旧社会的规律：被压迫者文化低，但是聪明些；压迫者文化高，但总是愚蠢些。在社会主义社会的高薪阶层也有些危险，他们的文化知识多些，但是同那些低薪阶层比较起来，要愚蠢些……现在许多大学教授，并没有发明，而普通的工人反而有发明。”  挑战——战而胜之，当下层群众的非规范文化与主流的规范文化处于这样一种关系时，毛泽东最感满意。在整个社会的文化结构发生根本的革命之前，在下层群众终于能自由、全面地创造、表现自己的文化之前，非规范文化最宝贵的品格或者表现为对主流的规范文化的批判和叛逆，或者表现为不是迎合、而是背离规范文化的创造。批判和创造，是奴隶文化的精粹，是奴隶和奴才的根本区别。对后者，毛泽东深恶痛绝，他厌恶武训，鄙视贾桂，他宁愿为阿Q的革命欢呼也不愿接受“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的合理主义。   毛泽东晚年文化思想中最尖锐的部分，大概是对整个规范文化，对所有文化部门排炮般的攻击。 一个基本的原因在于毛泽东晚年在政治理论上的失误，在于毛泽东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观察社会而得出的曲解事实的结论。 然而，即便将这些政治理论前提抽离，毛泽东的批判仍然有它自成一格的论据。 李泽厚认为，中华民族有四大实用文化——兵、农、医、艺（首先是技艺），这四大实用文化对维系中国民族的生存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参见李泽厚：《中国思想史杂谈》，载《复旦学报》，1985年第5期）毛泽东晚年实际上正是有意无意地以这四大实用文化专家的身份来发表他的高言谠论的。  毛泽东作为现代中国杰出的军事领袖的地位无可怀疑。他对自己成功经验的总结是：一支“工人、农民的军队打败了知识分子的军队”（《接见阿尔及利亚代表团的讲话》，1964年4月15日）。他认为，现在的军事院校办得一塌糊涂，“过去没有军事院校可好了。打了几十年仗，就是没有军事院校。我们的军队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不识字和小学程度的。国民党尽办军事院校，什么陆军大学毕业，就是我们这些不识字的兵打倒了它。我们各军区的司令员过去都是老粗嘛！”（《接见苏班德里约时的谈话》，1965年1月27日）这些老粗，凭借着“关公的青龙偃月刀，张飞的丈八长矛”，“关张赵马黄的武器”（《在春节座谈会上的谈话》，1964年2月13日），赢得了战争的胜利。结论是：“书读多了害人，的确害人。”“战场就是学校”（《接见苏班德里约时的谈话》，1965年1月27日）。作为一名农家子弟，毛泽东一生都保持着对农学的兴趣，他在这方面有着足够的自信。他手订的“农业八字宪法”现在已被人逐渐淡忘，但无论如何它都不失为稼穑之学中的一家之言。他对现代农业教育体系极度不满，以不容置辩的口吻问道：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嘛？毛泽东自称“医科我多少懂一点”（《与毛远新的谈话》，1964年7月5日）。他真正熟悉的很可能仅限于中国的传统医学，然而他对医学理论和医疗体制的弱点、弊端却洞悉无遗。他不无调侃地说：“以前没听说那么多高血压、肝炎，现在很多，很可能是我们医生找出来的。”（《与越南外宾谈保健工作》，1964年1月24日）在看了介绍医务人员在人工喉、断手再植、止血粉研究等方面贡献的文章后，他的指斥大概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应该加强医务人员的马列主义学习，并用以指导业务工作。既然军事上证明了所谓弱者可以打败强者，没有念过书或念过很少书的可以打败黄埔毕业生、陆军大学毕业生，医务界为什么是例外？医学校也要加强马列主义课程，好多毕业生就是不懂马列主义……消灭钉螺的办法还不是群众创造出来的？所以我写的那首诗内有‘华佗无奈小虫何’，今后医学界要大力系统地宣传马列主义，医务人员都要下去。”（《1966年3月12日对医务工作者的指示》）他饶有兴趣地要卫生部门研究神医，并历数神医的三大好处：“它保险，不会害人，没有毒；第二个好处是省钱，几个铜板就可以了；第三是给病人精神安慰，病也就好了。”“比骗人的医生要好。”（《听取卫生工作汇报时的指示》，1965年8月2日） 当代科学技术大概是毛泽东最感生疏的一个领域。因此，毛泽东对科技部门和科技人员常常有一种格外的尊重。他一面号召知识分子统统下去，另一面却指示让一些人吃饭不干别的，专搞尖端技术。（参见《关于发展原子弹、氢弹的指示》，1958年6月）他对中国的知识分子进行分类：“工程技术人员接受社会主义要好一些。学理科的其次。学文科的最差。”（《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1964年8月24日）“大体上可以说，搞工业的知识分子比较好些，因为他们接触实际。搞理科的，也就是搞纯科学的差一些，但是比文科还好一些。最脱离实际的是文科，无论学历史的也好，学哲学的也好，学经济的也好，都太脱离实际，他们最不懂得世界上的事情。”（《接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时的谈话》，1964年8月）当“文化大革命”将全国的大学尽数摧毁之后，毛泽东发出了“大学还是要办的”指示，但马上补充说：“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人民日报》，1968年7月22日） 毛泽东对实用文化的重视与对规范文化的抨击互为表里。实用文化就其原生形态和主要功用来说都是非规范的，它可以被社会规范文化吸收整合，但它一旦被社会主流文化所规范，往往会失去原有的生命力，走向形式化和僵化。而实用文化每一个进步，通常都意味着创造性地突破既定规范，脱离原来的文化整合。实用文化的这些固有品格，与毛泽东的价值取向极为吻合。 毛泽东攻击的炮火覆盖了整个文化领域。文艺、卫生、新闻、科学、学术各界无一幸免，然而毛泽东晚年批判锋芒集中指向的则是教育界。教育是规范文化的代表和组织者，教育体系中的学科分类反映、同时也决定了社会的文化分类，教育的体系和内容是规范文化最完整的代表。要改造规范文化必须从教育入手。毛泽东晚年教育革命的言论人们曾经耳熟能详，至今记忆犹新，择其要者为：（一）学校教育摧残人才，摧残青年。二十几年紧张的学校生活搞坏了学生的身体，而学生却学不到什么实际有用的东西，不辨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么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真是害死人”（《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1965年12月21日）。（二）教员只会凭讲稿上课，既懒又蠢，误人子弟。真学问也是一入太庙，便为牺牲，结果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学家搞不了历史。（三）整个学校弥漫着鄙视劳动人民的恶劣空气，大小知识分子都以精神贵族自居。毛泽东愤慨地要求把他们“统统赶出城，统统轰下去。谁不下去就不给他开饭”（《在春节座谈会上的谈话》，1964年2月13日）。及至“文化大革命”，终于演成“停课闹革命”（事实上停办大学）骇人听闻的一幕。 六 研究毛泽东的文化思想，有两个基本的、但经常被人忽视的环节：毛泽东诗词和毛泽东本人的阅读。前者是他最富个性的文化创造，后者则表现了他未加修饰的选择与取向。这两者透露的信息未必严密确定，但有其他材料无法比拟的摇曳多姿、色彩斑斓的丰富。说不尽的毛泽东可以用他的诗句、他的阅渎作出深入的说明。 毛泽东对《水浒》这部小说的关注贯穿了他的一生。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下层群众集体造反的故事，它展示了一种反规范的社会结构、一种反规范的生活方式、一种反规范的文化，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水浒》这部书是毛泽东毕生事业的背景音乐，每到重要关头就轰然作响，反复变奏。 根据毛泽东自己的回忆，在他的启蒙期对他影响最大的读物就是《水浒》。他少年时代对梁山英雄的叛逆精神十分向往。毛泽东在少年时代与父亲发生过剧烈的冲突——这大概是他一生中无数次斗争的开端。他后来明确地告诉别人，他将专横的父亲视为《水浒》中的贪官，而他自己的角色无疑是“替天行道”的好汉。入小学后，《水浒》成了毛泽东批判历史教本的依据，以及率领童年伙伴砸土地庙、孔子牌位的向导。主持“新民学会”期间，毛泽东建议同学会友读一读《水浒》。 投身革命后，毛泽东与《水浒》几乎须臾不离。在江西苏区受到排斥时，退隐读书的书单上有《水浒》；长征之前，经过简装清理的行李中珍藏着一套《水浒》；在延安整风中，《水浒》是他圈定的阅读书目。在四卷《毛泽东选集》中经常可以看到他引用的《水浒》典故。毛泽东前半生对《水浒》的理解、《水浒》在这一时期对毛泽东的启示，完全可以用他看了根据《水浒》故事改编的评剧《逼上梁山》后所写的那封信中的话来概括：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亦可读作在旧的历史舞台上、在旧的文化中——引者按）人民却成了渣滓。这种颠倒的历史现在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  然而到了晚年，毛泽东对《水浒》的看法有了根本的转变。1975年8月14日毛泽东关于《水浒》的批示可以看成他晚年文化思想的点睛之笔，千里伏线，到此结穴。 “四人帮”曾用毛泽东的这段批示作为攻击老一辈革命家的政治炮弹，这是一个已经查清的阴谋。根据芦荻提供的材料，毛泽东在1975年以前已作过同样内容的讲话，根本没有针对具体人物的影射含义。（转引自《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毛泽东在这里所做的是一种意义广泛的文化讨论。 毛泽东说：“《水浒》这本书，好就好在投降。”“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这是毛泽东追问梁山好汉最终结局而得到的答案。《水浒》英雄好汉座次排定，俨然结成了一个逸出常规的社会组织，这是造反事业具有文化内容的一次胜利。但这一胜利是短暂的，在朝廷没有武装外衣的文化镇压——招安措施下，梁山事业失败了，颠倒过来的历史再次颠倒回去，宋江俯首帖耳地认同于规范文化，“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聚义厅”是非规范文化的标志，“忠义堂”是规范文化的符号。一场尽管声势浩大、但没有自觉内容的文化反抗，其结局必然是悲惨的。毛泽东又一次感到他与另一个孤独的文化巨人——鲁迅心心相印：“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转引自《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但即使具有文化改造的雄心，途径在哪里？结局又将如何？毛泽东并没有指出。 与对《水浒》的失望相映照，毛泽东晚年对另一部古典名著《红楼梦》的兴趣却日盛一日，流风所及，在“文化大革命”学术凋零的局面中，曾使“红学”一度畸形繁荣。毛泽东申明：“读《红楼梦》不是读故事，而是读历史。”（《和王海蓉的几次谈话》，1965年）除了他已经说出的，这部小说还可能有什么他未曾言明的启发意义呢？曹雪芹笔下的女儿国中，有没有另一种形式的非规范文化挑战？把仕途经济视为“混账”的林黛玉，在“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箴言前茫然掉首而去的贾宝玉，是不是代表了不同于梁山英雄硬性造反、但却更为深刻的软性反抗精神呢？哲人已逝，对无法言说者只能保持沉默。 七 极而言之，毛泽东晚年的文化思想可以归结为对绵延至今的整个人类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的质疑和挑战，仅此一点就足以奠定他在古往今来思想家中卓尔不群的地位。只要当代文明沿着既定的轨道继续演进，这样的疑问和挑战就永远不会成为绝响。 后记： 本文与何平先生合作，初次发表于《上海理论》，1988年创刊号， 《走向未来》1988年9月第3卷第3期、《党的文献》1989年3月号全文转载  本文见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风声·雨声·读书声》，转引自http://book.mihua.net/book/20/20037/ 补充材料： 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 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为财富。但是劳动还远不止如此。它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它还是劳动的产物。只是由于劳动，由于和日新月异的动作相适应，由于这样所引起的肌肉、韧带以及在更长时间内引起的骨骼的特别发展遗传下来，而且由于这些遗传下来的灵巧性以愈来愈新的方式运用于新的愈来愈复杂的动作，人的手才达到这样高度的完善，在这个基础上它才能仿佛凭着魔力似地产生了拉斐尔的绘画、托尔瓦德森的雕刻以及帕格尼尼的音乐。  劳动本身一代一代地变得更加不同、更加完善和更加多方面。除打猎和畜牧外，又有了农业，农业以后又有了纺纱、织布、冶金、制陶器和航行。同商业和手工业一起，最后出现了艺术和科学；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法律和政治发展起来了，而且和它们一起，人的存在在人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宗教，也发展起来了。 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人们愈会重新地不仅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这种观点是从古典古代崩溃以后在欧洲发生并在基督教中得到最大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