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离开乡村时，“文革”十年还未结束，乡下已开始试行推广袁隆平主持培育的杂交水稻，各村都派人去炎热的海南岛制种。“公本”和“母本”一类成为农民们的新词汇。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就像我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如果没有农民俗称的这种“霸王稻”，没有杂交水稻所代表的一系列良种推广，没有由此而来的粮食产量倍增，不仅吃饭问题解决不了，工业发展所必需的农产品剩余和农业人口转移都无从谈起。哪怕中国再开几次“三中全会”，后来全国取消粮票，珠三角和长三角聚集亿万农民工，西方制造业向中国大举转移……恐怕都是难以想象的，至少是困难重重的。 心存这一印象，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一书特别对我的胃口。这位法国学者最关注历史结构的底部，与很多同行不一样，总是把放大镜对准民众史、基层史、生活史，比如从人口、疾病、地理、物种、饮食、住宅、技术讲起，从基因和细胞的层面解读资本主义的生命。他终于使史学不再是头重脚轻的无根之木。 与他相比，另一些同样是目光下移的史学作品，如美国人曼彻斯特（William Manchester）的《光荣与梦想》，多一些记者风范，深度也许不及布罗代尔，却也有足够的叙事广度。这本书细致入微地观察生活形态、时尚风貌、人物趣事、报刊习语、事件细节等，是一种多机位和宽覆盖的镜头监控，给历史全景扫描。如果请这位先生看“文革”，他也许会骑一辆自行车满世界遛达，留意“忠字舞”的娱乐功能，留意“大串联”的旅游意味，留意造反派的裤裆和粗痞话——不少暴力大概都涉嫌荷尔蒙压抑后的变态释放。较之于某些领袖史，这些细节或能使历史面貌更完整，也更容易理解。在这种理解之下，运动中的人更像人，不是疯子，不是符号。 “文革”讨论禁区后来有所松动。虽主流媒体大体沉默，但在学术研究和文艺表达方面留有一点余地，“擦边球”和“游击战”也不少。被视为“妖魔化”中国最力的巴特菲尔德（Fox Butierfield），一个不懂中文的美国记者，挟美国图书大奖之誉，也有涉华代表作在中国出版[China: Alive in the Bitter Sea by Fox Butierfield，台湾版译名《中国：苦海余生》。大陆版译名《苦海沉浮》，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年。]。特别是互联网出现后，行政防堵力不从心。不仅《文革受难者》（王友琴著）、《牛鬼蛇神录》（杨小凯著）等境外出版物在网上畅流，一些民间电子期刊如《昨天》（何蜀主编）、《记忆》（启之主编）等也十分活跃，迄今为止已分别出版了数十期。这一类文本重在亲历性经验，多角度、高密度、大规模、持之以恒地还原“文革”景象，顽强唤回国人的记忆与追问。 如要挑剔不足，就是其中一部分叙事详而解析少，流于平面堆砌，仍习惯于亮伤口和晒血泪，原料供货方的模样，处于“文革学”的产业低端。其中一些或可称之为“诉苦化”，有数量的增加，少见品质的提升。 诉苦是受苦人的正当权利。每一个生命都弥足珍贵。按中国官方最初的统计，最高人民检察院提供的材料，“文革”中共有729511人受到“诬陷和迫害”，其中34800人被迫害致死[引自《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群众出版社，1981年。]——如此普遍和深重的冤情就不该诉一诉？万千冤魂就只能在市场经济的高歌猛进下一笔闪过？ 与中国官方数据不一，马若德和费正清估计“文革”十年中受害致死人数应在40万到50万之间[引自马若德和费正清合著《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海南出版社，1992年。]。这里搁置其数据来源，暂且取其上限，摊到每一年即5万，在人口总数中的占比从万分之0.04升至0.59[中国1966年人口总数6.4亿，1976年人口总数9.3亿，十年间平均数为8.35亿。这里的死亡率权且以马若德和费正清的估计数为比照基数。]，上升了十几倍。 50万——无人能在这个数字前无动于衷。如果这一估计准确，这样的白骨累累尸横遍野，犹如经历了一场惨烈内战，显然更值得人们勒石铸鼎以昭后世。然而，摆上思想与学术层面，巨大悲情对于“知其然”也许够了，对于“知其所以然”仍然不够。重要的理由是：并非只是“文革”才出现非正常死亡，若止步于此，“文革”的反思价值反而会被削弱。 在互联网上随便搜索一下： 美国因枪支管控不力，每年致亡人数逾3万，在人口总数中的占比万分之1，已接近两个“文革”。 陷入欧债危机和经济衰退中的希腊自杀率急升，仅2011年就近千人，其中多是失业者和破产者，在人口总数中占比万分之0.9，也远超“文革”。 载于《柳叶刀》杂志的一份《2010全球疾病负担研究》称：光是空气污染一项，2010年就造成全球320万人死亡，其中120万中国人过早死亡，在人口总数中占比万分之9，竟是“文革”的数十倍[引自2012年12月英国《柳叶刀》杂志。]。 回到政治领域：与中国“文革”在时间上相当接近，1965年印尼右派军人发动政变，得到了美、英、澳等西方政府的支持，至1966年已杀死超过100万的左翼人士和穆斯林（另有统计数为200万，甚至400万），其中光是美国大使提供的捕杀名单就多达数千人[见麦克·海德（Mike Head）发表于澳大利亚《悉尼晨报》1999年7月间的连续报道。]。比照印尼当时1亿左右的人口总数，该国的迫害致死率约万分之50，又是近90个“文革”——耐人寻味的是，这一场更大的腥风血雨一直被西方主流媒体消声，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更不会在哈佛设立学科，直到多年后才偶然浮出水面。 还有吸毒，犯罪，饥荒，矿难，有毒食品，交通事故……同样是一篇篇血泪故事，导致千万鲜活的生命过早熄灭，意味着太多窗口里的捶胸顿足和深夜长泣。如果“文革”需要诉苦，需要指控，需要对体制与文化的批判，那么这些更惊人的死亡数据该如何处理？是不是也要推出几个或数十个学科？ 毫无疑问，凡悲剧都值得痛惜和深思。消除这些悲剧更需要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行动，需要达成某种社会共识，始于泪水却不能止于泪水。那些有权控诉的人或可注意，他们毕竟是相对少数，与相对多数之间存在经验的温差——这是取得共识的通常难点之一。比如大多数中国工人在“文革”中就受害较少。他们享受“领导阶级”的地位优越，领取令人羡慕的月薪，甚至轻松和惬意于党政机构的一时瘫痪。其中的年轻人若稍有才艺，便可能出入苏式的工人文化宫，在舞台或球场那里留下浪漫的青春回忆——我就见识过不少这样的红色小资和劳动贵族，衣着讲究（如热衷于回力牌球鞋），趣味不俗（唱一唱美声或夹一个画夹子），吹着小口哨，简直把“文革”混成了带薪长假。农民呢，比起工人来说要穷得多，累得多，但只要没遇上灾年，比起当年躲日本鬼子或办公社食堂，他们大多觉得“文革”的日子还算过得去[“文革”十年中的农业生产受运动冲击较少，全国收成不算太坏，据国家统计局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1)》，那些年的农业用电量和化肥消费量分别增加十多倍，1978年的粮食产量30475万吨，是1965年的1.6倍。]，对教育普及和合作医疗还心存感激。马若德和费正清称“农业在全国范围内比工业所受影响要小”，就是指这一段[引自马若德与费正清合著《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海南出版社，1992年。]。 在后来的岁月里，这些工人和农民也会觉得“文革”有太多事可笑和可恨，但他们一般没有挨批斗的经历，没有下放和挨打的皮肉之苦，一直活在政治安全区。在这种情况下，当受害者谈起“文革”，若发现对方眼中闪过某种迁就、茫然、疲惫、麻木甚至不无可疑的怀旧，难道有什么奇怪？一旦在市场社会滑入困境，这些家伙就举起毛泽东画像走上街头，生生地不按“正确套路”出牌，难道不也是情有可原？ “文革”中受冲击最大的，分别是知识分子、旧时的地主和资本家、官员（所谓“走资派”）、中途翻船的造反派（如5·16分子[北京一些造反派组织于1967年联合组成的“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公开指控周恩来，以“反党乱军”言论著称，后被中央定性为“反革命阴谋集团”。1970至1974年中央部署各地打击这一组织，致造反派普遍受到清算和惩罚。）……其成分五花八门，麻将桌上的十三不搭。他们的悲情并不一样，版本之间出入很大，合唱却并不同调，构成了一种心思各异的齐心合力。不管怎么样，他们的刻骨痛感无法通过针头注射给一位老钳工，无法通过芯片移植给一位菜农户，从而使天下人都心往一处想。他们的故事通常能广获外人同情，一如鲁迅笔下的祥林嫂[见鲁迅短篇小说《祝福》，载小说集《呐喊》，浙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丧子之痛最初无人不怜，催动了大家的泪水。不过，依据现代人的平等原则，尊重回报尊重，他们不能奢望一键之下，自己的记忆就可全面覆盖他人的记忆。依据现代人的民主原则，他们尽管构成了一个惊人的人口大数，哪怕如胡耀邦1980年会见南斯拉夫记者时估计的1亿左右[引自美国《华盛顿邮报》1980年6月8日报道。]，但在更为惊人的人口大数前，在此外的6亿或7亿人那里，他们仍不构成全部。他们要做的是理解、沟通、说服以及协调共进，不是强加于人和视而不见，满足于悲情的自产自销，成为另一个祥林嫂。 祥林嫂的启示在于：如果拿不出一种说服力强和需求面广的共识性批判，一味诉苦就只是对自己苦难的辜负。 （本文为节选自《文革研究的三大泡沫》，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