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柯伦泰[i]   来源：《新妇女论》第十四章   苏维埃共和国的一切人民，不分男女都引入了社会的劳动以后不久，妇女即迅速地走上解放的过程，特别显著的是无产阶级以及工业地区的居民。在农村，生活与道德的革命的影响比较微弱。农民是生活在家族的私有财产基础上，经济是安定的，农妇在原则上只是丈夫的经济辅助者，虽然她做了比参加工业生产更重要的工作，但她的生活状态依然没有什么大变化。虽然这样，在农村中也承认了妇女的独立与平等，因此在一定限度内，起了一些变化。苏维埃共和国，农妇比农夫多800万人，必然要把独身的农妇，当作经济单位的代表者了。她们大多都是死于内战战场上的战士的寡妇，帝国主义战争中的兵士的寡妇，赤卫军及劳动者的妻或母。为了农妇已被课予义务劳动、搬运或其他义务，所以地方政府不能不重视这些独身农妇的意见。种籽的分配，粮食及粮食税等的工作，不仅要求独身农妇参加，而且要求农民家庭中的一分子——农妇参加。 内战为农妇们画了一条深刻的界线：将她们从“忍从”的囚牢中拯救出来。农妇，特别是乌克兰、顿河、古班等地方的农妇，都各人依各人的认识，拥护着“赤方”或“白方”，积极地参加内战。法国大革命时代，凡台哀和蒲利他尼两地的农妇是反革命运动的中心，同样在苏维埃共和国，各种乌克兰的“团长”，也在尚未觉悟的农妇中，找到了支援，不过这仅是革命初期的倾向；自1918年末以来，很显著地，农妇已转向于苏维埃了。自从苏维埃政府实际地表示援助妇女解放以来，自从共产党党部不问在如何荒僻的村镇，都由各郡县召集代表大会、女工农妇大会，教育劳动妇女如何才能减轻生活重担以来，获得了农妇的广泛同情，很明显地转变到倾向于我们了。其次：吸引年轻农妇到都市，使她得受教育，在劳动者预备学校、党校及各种苏维埃学校中，农妇入校人数骤然增加。因此农妇们不单考虑自己的命运，同时将妇女解放事业和整个革命事业联系起来考量了。广大的农妇不但革命思想发展，即实际地在苏维埃教育、社会保障、社会教育各部门、工厂制作所的经济问题委员会及工会等机关中工作的妇女人数，也大大地增加了。即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中，妇女人数也不断地增加。革命的初期，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中，只有女工，现在，农妇数却超过了女工与女公务员了。 在各地的苏维埃机关，农妇占着非常重要的职位，在联合工会、农业改良事业、劳动监督部、国民教育各方面，都有妇女认真地工作。 共产主义所开拓到的地方，农妇对共产党的拥护，胜于农夫。农夫原来是私有财产的所有者，他对原来的经济组织——家族中（妻亦在内）一族均服从于家长的权力——是很喜爱的。何况革新的私生活，不能对提高农夫的地位有重要贡献。反之，因农业集体化，牛奶及其他各种协作工会、农业工会的发达，再加上共产主义精神的生活改革（如设立托儿所，面包厂，洗涤所），给农妇不少恩惠。在这种方针下，直接地实际地将她们的生活和工作减轻。因此农妇比农夫更容易体会到共产主义的本质，成了共产党的热烈支持者，妇女在农村里往往是共产党的支柱，这不是没有理由的。 在农村间，到现在，尚有一种动摇家族主义的根基的现象：即革命以前，农夫的家族，没有议论离婚问题的余地，丈夫抛弃妻子的事情常常有，农妇离异丈夫，是绝无仅有的事，即有，也是农村的惊奇新闻，全村诽谤的对象。现在，离婚自由，夫妇的离婚，在农村中，尤其是年青人中间，已是很平常的现象了。 农妇离异丈夫的事实，已不致引起邻人的愤慨和惊异了。农妇作为独立的活动者，作为苏维埃代表；多数为州、村、郡负担了社会的有益工作，因此对妇女的评价：如“不能平等”的见解，自然地消灭了。农村中妇女私生活的解放也更加容易了。这过程，随着苏维埃联盟农业劳动机械化（农业电气化计划），农村中的合作事业的巩固，更加强固。那时，在我们的农村里，由于生活道德的革命，和妇女的完全解放，必然地会创造和加强妇女解放的各种条件。 固然，因中农经济尚很巩固地有它存在的根基，生活也安定，小资产阶级的生活秩序仍不可避免地会抬头，这是事实。同时妇女解放的过度及创造共产主义的结婚形式的过度，也不可避免地滞缓了。 因此，现在要培植这种新生活的萌芽，并使这种现象更加巩固，这种现象表明了共产主义的建设，不单在经济方面有了表现，即在生活上、道德上，也有了显著的反映。学习这一时代的经验，研究新生活所铸出的样式，指出在风俗习惯中表现的共产主义的特征等，是最有益的。这些工作是要开展苏联的劳动者、女工创造的事业，将我们的经验教训，去帮助世界的无产阶级。事实摆在我们眼前，劳动妇女的解放，已不是形式的，而是摆在实践的基础之上了。不仅如此，苏维埃政府首先承认“母性”不是个人的私事，而是社会的职能，所以国家对怀抱幼儿的母亲的利益，有支持保护的义务，这是全世界的创举。苏维埃政府宣扬教育为集团事业，因此依学校组织基础，确立社会负担的教育制度，苏维埃政府不因妇女性的放荡而处罚，只有逃避劳动的，才判她为卖笑妇。苏维埃政府以义务劳动制为基础，确立了一个概念，即认为妇女和男子同样是活的劳动分子，苏维埃共和国，已经创造了各种条件，开始消灭了古旧的家族形态，建筑了自由的两性结婚形态。 伟大的苏联革命，解放了妇女，但是我们不可忘记，女工是和工农同样地手创了苏联革命事业的。 女工和农妇，不仅奠定了苏联革命的基础，即在艰难紧张的内战时代也活跃地参加了革命。 这问题已是十分明显，一切女工运动史，是和共产党的革命运动相结合着的。在这里，还有一件事，要特别指出：乃是从无产阶级专政的那天起，没有一个苏维埃建设的领域中，没有女工和农妇积极地在参加。有不少妇女的名字，她的勇敢和活泼与促使各种苏维埃机关的发展史相结合。从开始组织苏维埃起以及1917年临时政府时期，积极参加苏维埃建设的妇女们，都当选为执行委员，苏维埃政府是世界上允许妇女加入，并作人民委员的最初的一个政府（笔者就是最初召集的人民委员会议中的国家监督人民委员），在乌克兰，莫伊洛同志也担任了同样的职务，在各州，许多妇女作为执行委员而成为苏维埃政权建设的重要分子。即使今天，大多数女共产党员也都成了人民委员部的参与委员，自然她们也成为苏维埃各部门的主任而努力服务着。在她们之间没有一个不是曾经直接站在工作台之前，或者手握着锄头操劳的女工和农妇（如格利莫娃、尼古拉欧娃、契而努伊休、加尔伊斯、那伊克、历厄斯托娃同志），崭新的苏维埃制度，迅速地锻炼了这许多女工们，这也只有在革命斗争的热火上，用了共产主义大铁锤，才能完美地铸造出这样的结果。 假使没有女工和农妇们热烈地拥护和活跃地参加，苏维埃政府要在尚未有巩固基础的三年中间，由无产阶级用突击的精神来实行预定的计划，是一定不能完成其十分之一的。假使由革命所促醒的女工，不去适时地援助劳动者，则在生活困难和经济崩溃的基础上，要想建设苏维埃机构，并且运用这机构，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未来的历史家将指出俄国革命的这一个特征的！即在这次革命中间，女工和农妇已经不像法国大革命时代那样，仅仅只表演辅助的作用，她们更积极更活跃地工作着，所谓女工和农妇成为革命的支柱，决非偶然而是必然的。这在1918年11月召集的第一次全苏女工农妇大会中，很明白地证明着：这次大会到九月才计划起来，由10个乃至15个同志组成指导团，做筹备工作，因在百忙中完成，既没有完整的机构，也没有参考资料，然而只要向劳动妇女大众号召：“从这个国家的一切角落里，甚至从荒野的未开垦的山区，努力选出1147人来参加大会啊！”这几句话，就很够了。正惟是这个大会，才振奋起悠久地受压迫的无声气的妇女们，我们为要了解妇女在革命中所应尽的任务的意义，必须细心研究我国革命运动的各个现象。女工的参加共和国的防卫，尤其是可惊的事业。革命事业已是超越了过去一般妇女的生活的范围，过去认为妇女在这方面是最不适当最不中用的。 女工们的阶级觉悟，使她们努力来支持突进的赤色战线，这是有很大力量的。我们已经在十月革命中，看到了妇女的参加斗争：她们处理行军中的炊事，组织卫生队，负担通信事务，防卫工作方面运用妇女的力量，是苏维埃共和国对于劳动妇女所采取的新态度。 资产阶级始终认为男子是天性要负起防卫国家和祖国的责任，女子则是家庭厨房的管理人，而且必需如此的。他们认为军事乃是男子的工作；妇女加入军队，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们认为妇女采取了这样的行动，也许要打破巩固的家族，这种巩固的家族对于私有财产制与阶级国家，却是必要的原则。关于适应军队的需要和支援军队而运用女工和农妇这问题在苏维埃共和国是完全采取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态度。 在我们所体验到的军事共产主义时期，从1917年10月起，生产组织和国民经济体制上所发生的大变革，反映到妇女命运上，反映到她们在整个国家所起的作用方面，当成年市民的整个能力，常被郑重考虑，如何可以更合理地应用，可使国家生产力更能发达；于是妇女也被计算在内了。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根本改革经济体制的工作极广泛地展开，于是要求妇女加入经济体系；同时要防范资产阶级的支配，女工和农妇也有参加军队和舰队的必要。女工和农妇的参加军事工作，不是像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政府所做的那样，只当作一种暂时的策略，而作为决定阶级的生死问题。许多劳动人口愈益加入军队的战斗任务，劳农军队防卫工作也就因此而愈能成功。 赤卫军必须有女工和农妇的积极参加，为了保障战线的胜利，不得不运用妇女的力量。妇女们为了获得完全的解放，为了巩固自己在十月革命时代所争得的权利，她们自身也必须保持着这种战线的胜利。所以女工和农妇之参加军队工作，不单可以从她们历次参战的观点来加以评价，即从她们参加了军事以后所生的变更，亦可加以评价。假使十月革命是打坏了过去的“两性不平等”的话，那么妇女积极地参加了我们的两条重要战线——劳动军和赤卫军——就大可粉碎目前男女不平等的偏见。妇女之被吸入军队，在于被确认了男女是真有同等的权利和价值，是劳动共和国的一分子。将妇女当作男子的附属物的概念，早已脱离了历史的分野，和私有财产制、资产阶级的统治制度同样，已经成为过去的东西。 女工和农妇之加入赤卫军，首先是表现在军队的政治工作上，女共产党员屡次在炮火下，在军队里作政治活动。有时被任为军团革命军事会议委员，她们除了做政治工作之外，也有做赤色看护妇和医务员工作的。在1919年和1920年之间，曾有6000以上的赤色看护妇被派遣出去——都是女工和农妇。也担任军队中的通讯事务，并学习分配军队给养的工作。有时候，妇女更作为赤卫兵而在战线上作战，在士官学校曾有过女学生（即使现在还有），在陆军大学有过两个女听讲生，在1920年已经有5000个年轻女工和农妇受军事教育的。无论哪一种群众运动，没有女工和农妇活动的协助，是不会成功的，女工和农妇帮助防止逃兵的工作，收集武装军队所必要的税金，还在病院中照顾和看护赤卫兵。赤色战线的召集，在女工和农妇之间，得到了最热烈的反响。有多数的女工们，特地被派遣在工业中心区的战线中。由于女工的阶级觉悟，亲切地洞悉到：妇女的真正解放，和一切赤色战线的最初胜利之间有不可分的联系……但是劳动妇女为了保卫苏维埃共和国所建立的最大功绩，却是在激烈的内战（它是镇压和反抗革命的一切对象的）时代中，她们积极地参加并表示出对大众的援助。 1919年白军向顿巴斯和洛刚斯克进击，同样在1919年秋，邓尼金和尤金尼奇威胁着赤色的彼得格勒的第一仗中，赤军即能从白军的手中把洛刚斯克夺还，这是由于女工和劳动者，从各方面大批踊跃来参加的结果。当邓尼金军队进攻时，托斐拉女工们的决议：“邓尼金只有越过我们的死尸，才能到莫斯科去！”这是历史上有名的。这时她们在战线上担负着挖战壕和重要的通信联络等各种任务。 当尤登尼奇进击时，彼得格勒女工参加保卫彼得格勒的工作，是一般人所周知的，已不用再说了，不知有几千的彼得格勒女工们参加机关枪中队，或在电信队和工兵中队服务，在寒光秋色下掘战壕，在彼得格勒帮助装置铁丝网。女工们的特别功绩，乃是作为监视队，阻止从战线上脱逃的卑怯者和逃兵。她们手握着武器，阻止着那些逃兵，表示她们为革命而光荣牺牲的决心，使卑怯者自知羞耻，使他们重回到已经脱离了的战斗部队中去。 女工和农妇在保卫共和国的工作上，虽然很重要，却只起了辅助的作用罢了。至于在苏维埃建设的许多领域中，妇女却是富有创造心和能动性的。这些只有研究我们革命过程的历史家，才能够公正地指出女工和农妇，是怎样地具有许多创造心和活生生的实际创造力，从事于对社会教育、国家援助和保护母性的工作。 假使妇女大众对苏联政策的最初步工作不感兴趣，不加以支持的话，那么苏维埃政府在这全般的经济遭受破坏时代，又缺乏必要的机构，在那么短短时期内，能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工作吗？显然是不可能的。 苏维埃建设事业的突飞猛进，是与妇女解放有直接关系，这是劳动妇女大众所首先明了的。这在许多妇女之成为人民委员部的参与委员和最高国民经济会议的委员，以及在上级下级的苏维埃机构的各方面工作等等事实上表现出来了。但是虽然这样，以女工和农妇为主的大众们，从苏维埃建设开始不久起，就注意到与自己劳动习惯相近而最容易理解的，且和自己天性最密切的问题——母性问题，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妇女大众们都在保护母性，社会教育和社会给养等各部门工作，在人家住宅中工作的妇女，是比较少的。在这时代的无产阶级，似乎还不能怎样清楚地理解，由于住宅条件的变更，生活也改变了（虽则从妇女解放的观点出发，在私生活方面，住宅问题的解决，其重大性是并不下于食堂的组织）。而且在负担这方面工作责任的委员部，开始工作的时候就用全力把女工和农妇引入苏维埃的建设方面去。我可以很正确地看到共产党妇女部首先欲利用其集团的活动，使妇女在做惯了的部门中工作，此后再把妇女引入原来所不习惯的建设方面去。 从革命的初期开始，广泛的妇女大众就热烈地改造经济生活，使自己能从家族的隶属之下解放出来。藉着这个助力，苏维埃政府才能够就其他生活的领域内做出一个广泛而大胆的计划，即进行建设劳动国家的计划。 男女的分工自然会引起的，妇女主要的近于处理下面的两种工作：第一是妇女们最接近最容易理解，而且和她们的天性有最密切关系的保护母性问题的工作。第二是和历来在妇女之中所感觉烦重的劳动习惯相结合的工作。在这里女工和农妇不仅是男子的助手，且能发挥自己的创见。在国家建设的各方面，则由劳动者和农民做了主要的部分，妇女只分担了辅助工作（不过也有例外的），但是，这样的分工，却并没有造成男女劳动者利益的分裂，反而站在共同的不可分离的关键上，产生伟大而正确的劳动计划。 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就说妇女的能力，只能在和家政与养育孩子有密切关系的事业上工作。相反的，我们知道女工和农妇在革命斗争上和建设上尽了很大的力量，苏维埃共和国的任何计划，假如没有妇女参加是不能进行的。假使劳动妇女大众不很积极地参加，怎样能够和反革命、投机分子做坚决斗争呢？假如女工和农妇不帮助动员计划的实行，赤色战线的再度动员哪里可能呢？女工和农妇与流行病热烈地斗争，不是对于保健人民委员部有极大的贡献吗？我国许多政治经济上的运动和经常的“周间”运动等，只是由广泛的女工和农妇大众热烈参加才成功的，这已是几次深印在我们的头脑里的事实了。而且事实是不可否认的，在无产阶级时代，劳动妇女的劳力，由于她们自然发生的健全本能，以及为了自己，为了劳动集团而在新生活形态和新制度的建设上最有效地被应用着。由于革命的经验教训，使全体无产阶级的生活和健全本能，正确地决定了自己参加建设的领域，这是可以断言的。妇女在最有关系的部门中工作（社会的给养，托儿所，母性保护等工作），由此妇女常常要求支付最多的劳力，对革命的建设贡献了自己最大的劳动力，她们抱着对于最大限度完成建设事业的愿望，援助了整个劳动共和国。并绝对不像资产阶级站在女权论的立场上，来宣扬空洞的男女同权主义；相反的却正确地理解着为国家打算，并根据妇女肉体的精神的特质，两性间的不同和她们的优点与特性，在适合他们和她们的共同目的上，而分担着各自不同的工作。 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妇女劳动者的口号：要合理地利用妇女的力量，并不是要她们做和男子同样的工作，而要保持母性的利益。 苏联革命的经验，在别国的同志们是不可不学习的，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无产阶级，要想很迅速地建设新的生活方式，不但要培养善于经营的干部——精通生产基础的劳动者以及赤卫军的斗士，——而且必须把许多妇女劳动者培养成为是新的社会主义生活的创造者，能够很好地设立幼稚园、托儿所、公共食堂、组织公共住宅，创造最合理的共产家庭。没有广泛的妇女劳动大众活跃地参加这种建设，是不能够创造新的生活方式的，因此，采取社会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妇女的问题，在一切国家的无产阶级看来都是有重大意义的。在妇女中间的活动，已不仅是妇女劳动者的事业，尤其在阶级斗争尖锐化时，在不是枝节的改良而是整个经济和生活的根本革命问题的现时代，为了公民生活战线的斗争和建设，很适当地利用妇女力量这件事，是从无产阶级获得政权起，即具有绝大的政治意义，我们的敌人，也曾经严重地考虑过这一点。资产阶级政府发急起来了，或者是用政治同权，或者是用修正结婚法来作为礼物，想藉此搪塞妇女大众危险的批判和不满，这并不是偶然的。在妇女中的活动，必须常常从明确的原则出发，这原则，就是男女劳动者的利益是一致的，革命运动上的目的是共同的。但是附加于妇女身上的社会义务，从母性产生出来的妇女特质，是不得不考虑在内的。劳动国家不得不利用妇女的劳动力；但是，第一，要妇女引入最适合于妇女的特性，而产生最大效果的工作范围中去。第二，妇女不但是劳动单位，并且是母性，这是不能忘掉的。妇女对于劳动集团担负着两重义务，她们与男子同等工作，除此之外，还把新的成员、新的工作者贡献给社会。所以劳动社会对于妇女不得不有特别考虑的义务。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我们不仅要获得男女同权，而是坚决地要获得：与拥护母性事业结合着的聪明的合理地运用妇女劳动力。 　资本主义社会是建立在与家庭完全融合，与家庭间消费密切的私有经济制度下，妇女被决定了在经济上是非生产的劳动者，所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妇女解放是不能实现的，纵然资产阶级政府在形式上法律上是规定男女同权，而且还增添了若干好处，但是同样不能实现的，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妇女在经济上生产上的职务已经根本变化以后，像在苏维埃联盟共和国的经济所昭示的那样，妇女才能在社会生活中必然不可避免地成为有益的社会活动家，这同时也就创造了妇女解放的基础。在资产阶级世界内不能解决妇女问题，在苏维埃联盟中，一方面由于把妇女的劳动力用到有益社会的劳动部门中，另一方面由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和生活形态，才获得了解决。当女工和农妇在痛苦疲乏和不自由的悲惨的“奴隶命运”中发现了自己的出路，她们为了创造新生产制度和新的生活方式而愈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和劳动，那么过去所给予“女奴隶”的锁链，就愈早解除，苏联革命在劳动妇女之前广开了解放之门。现在的一切问题已成为女工、农妇、职业妇女等自身是否认识自己的使命的我恩体了。解放的基础是奠定了，道路已经勘定了，指标已经树立了，剩下来的仅仅只有建设，建设，建设！ 私有财产制永久束缚着妇女，无产阶级的专政——才使妇女自由解放！ [i]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柯伦泰（1872.03.31～1952.03.09）是苏联著名的女革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