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投稿
我与刘老石只有一面之缘。那是2010年，我刚刚来到北京，涉世未深。当时一面，只觉得这个人朴素，并没有觉得与众不同（那时候我对他仅仅是知道大家都喊他“刘老师”），甚至觉得他就像刚进城的乡下人，比我还乡巴佬，带着彻底的朴素和踏实。
再听到刘老石，是过完春节没多久。朋友突然间告诉我，刘老石去世了。再问细节，也仅仅知道是出了车祸。后来听说要开追悼会，自己也未去。以后每次去乡建中心，看到刘老石的遗像被放大挂在图书室的一面墙上，我都在那伫立一阵陷于冥想。
现在，大家追思刘老石，更追思他那时的工作方法，那种心怀天下、兼容并蓄、顺势而动、坚忍不拔的气魄和胸襟。同时，我也在反思当前的形势和工作。形势是怎么样的？工作是怎么样的？
一、刘老石还剩下什么？
- 逢势而动
刘老石是个历史的产物。粮食税征收的过程就像计划生育收罚款一样，有钱给钱、有粮给粮、没钱没粮就抢电视机、抢自行车，还有就是拆房子，如同蝗虫过境一样。当然，干群矛盾也很突出。1999年8月，江西丰城一位周姓农民，自费收集整理了当时中央和江西省委的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并广为散发，鼓动农民抵制不合法不合理的上缴，被乡政府带走送到“学习班”，两天后非正常死亡。家属50多人到乡政府“闹事”，被乡政府以蛮横的态度驱散。乡政府恶劣的行径激怒了淳朴的农民，总共四个乡镇数万农民开始自发的带着农具冲向该乡，包围并捣毁了乡政府。乡长和一名乡干部被从二楼扔下，愤怒的农民当场在乡政府刨了一个大坑将此二人活埋。乡派出所长和一名民警被当场打死，派出所长的尸体被吊在树上示众。乡党委书记乘乡中学一教师的摩托侥幸逃脱跑到县城。
江西丰城事件引起了人民群众和政府对三农问题的极大关注。2000年，李昌平含泪上书总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全国掀起关注“三农问题”的高潮，《黄河边的中国》、《岳村政治》、《中国农民调查》等三农类书籍在全国风靡。紧接着两三年后全国掀起了三农社团的高潮（就像现在成立关注农民问题的社团高潮一样），仅仅三四年，上百家的三农社团成立。
这么多关注三农的社团的总需来统筹。2003年，刘老石在北师大组织召开“第一届大学生支农调研交流会”，这是全国支农社团的第一次聚首，来自全国各地70余所高校的近百名骨干参加。从此开始一直到刘老石去世，刘老石是关注三农的青年人的总指挥，更是社会上进步青年的一个旗帜。
刘老石常说“我们要有异常强烈的责任感和大无畏的献身精神……但是仅仅是个人的品德高尚可以带动你身边的人，但是无法召唤更多平民的力量，你的力量也只局限在你的狭小圈子。你无法获得更多的人，你没有办法获得整个世界。我们只有摆脱自己的狭隘界限，摆脱自己的狭隘的个人天地，与民族命运和历史使命站在一起，才能和千千万万真正关心民族利益的最优秀的青年们站在一起，这个时候你的力量才会无穷，这个时候你的生命才会千百倍的被延长和复制出来。你才会无所畏惧，才不会为自己狭隘的认识和个人世界所困扰”。[1]
- 人生选择
刘老石说“在我所在的这个学校里，无法获得视野有限的社会科学老师和狭隘的领导层的支持。于是我投奔当时一个著名的媒体（也是研究机构）做兼职工作人员，在这里，我开始把青年人到农村去的工作推广到北京各个高校，后来又进一步推广到全国各地，此后的岁月里，这几乎成了我生命最重要的一部分。
在我的两手中托着不同的弱势群体，一边是在衰败的农村中亟待帮助的农民，另一边是在就业压力中嗷嗷待哺的青年大学生。我的任务是让他们结合起来，让农村获得些许帮助，让大学生们认识到现实，从而跨越自我和社会的鸿沟。”[2]
我们很多人充满着奴性，即使是自称左派的人也多是保持着一个奴性的想法。“有钱便是爹、有奶便是娘”，这是是我们所不齿的小人抱的想法。可我们的很多人是不是也抱着这样的想法：“屁股坐在高堂上，眼睛瞟着沼泽里，时不时丢一些吃的喂养一下沼泽里的穷人”。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为了保住小资生活，依旧不能全身心的走到群众中来。刘老石的选择很彻底，在学校的时候跟学校抗争，从学校出来的时候也克服官方的种种阻挠。
从《老石之死》的文章中看出，辞了职的刘老石为着同学们发愁，同学们“啃几日的馒头”、“坐着硬座来省钱”。但，最终这些困难还是克服了。
二、刘老石与赫尔芩
我之所以拿刘老石与赫尔芩做同类对比（尽管我不知道这样的对比是否合适），是因为我看到进步系（“以进步青年网的观点为准的同学”）与三农系的同学的争论，我想用列宁对赫尔芩的态度来警醒同学们，包括进步系和三农系的同学。
列宁认为“俄国解放运动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这与曾给过该运动以深刻影响的俄国社会的三个主要阶级是相适应的，这三个主要阶段就是：（1）
贵族时期，大约从1825年到1861年；（2）
平民知识分子或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时期，大致上从1861年到1895年；（3）
无产阶级时期，从1895年到现在。
贵族时期最杰出的活动家是十二月党人和赫尔岑。
在当时农奴制的条件下，根本谈不到工人阶级从整个无权的、“低下的”、“卑微的”农奴群众中划分出来。当时以赫尔岑的《钟声》杂志为首的未经书报检查的一般民主主义报刊，是工人报刊（无产阶级民主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报刊）的先驱。
正象十二月党人唤醒了赫尔岑那样，
赫尔岑和他的《钟声》杂志也促进了平民知识分子的觉醒。所谓平民知识分子就是受过教育的自由派和民主派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不是出身于贵族，而是出身于公务员、小市民、商人、农民。”[3]
1848年欧洲革命的失败，使赫尔岑思想上发生危机。他对西欧的社会主义运动感到失望，转而寄希望于日益高涨的俄国农民斗争，错误地认为俄国可以在保留宗法制的情况下通过农民村社实现社会主义。赫尔岑是俄国社会主义即“民粹主义”的创始人。“赫尔岑把农民连带土地的解放，
把村社土地占有制和农民的“土地权”思想看作“社会主义”，他把他在这一方面的得意想法反复发挥了无数次。”[4]
尽管列宁认同时看到赫尔芩的功绩和不足，但并没有把原因的脏水泼给赫尔岑，“赫尔岑的精神悲剧，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革命性已在消亡（在欧洲）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尚未成熟这样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代的产物和反映……赫尔岑不能在40年代 的俄国内部看见革命的人民，这并不是他的过错，而是他的不幸。”[5]
同样，我们应该按照列宁看待赫尔岑的思路来看待刘老石。刘老石在推动大学生关注三农问题，在推动农民组织化方面已经竭尽了自己的全部生命。这一点，刘老石是非常值得尊敬和赞同的。刘老石所处的2000年前后，三农问题作为一个社会最主要的热点被关注，也是顺势而为。他之所以没去做工人工作，因为劳资纠纷的矛盾是在2000年后逐渐兴盛起来，特别是在08年经济危机后，工人主动或被动的罢工越演越烈，关注工人的队伍才蓬勃发展起来。如果刘老石现在还活着，一定会跟我们站在一起的。
三、如何顺着刘老石的路走下去
我们再谈现在的三农问题，当年李昌平提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现在究竟变得怎么样了？
农业危险吗？农业危不危险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农业危不危险不用我们来操心。农业安全是国家战略问题，18亿亩红线有人在考虑，土地流转也正在强有力地推动，我亲眼见到中粮集团在宁夏搞的大农场，滴灌、机械化全部实现了。再说，中国现在一副帝国主义争霸的态势，怎么不会去稳定农业。
“农民苦不苦、农民穷不穷”其实是一个问题，就是农民收入的问题。可问题的关键是，当我们在关注留守儿童、耕地老人的时候，农村的青年人到哪里去了？
农村里面正在发生着阶级分化。单纯的农业收入根本满足不了正常的生活需求（如果提出清心寡欲、拒绝现代社会的观点，能做到吗？小孩子能不上学吗？生病能不去医院吗？问题的关键不是躲藏，而是根本逃都逃不掉）。
留在农村里的要不成为种粮大户（需要雇佣其他劳动），要不就是成为
农业工人，还有就是外出打工成为农民工。更有甚者，资本下乡。中粮集团、首农集团收购村民流转土地，作为一个农业资本家集团剥削当地的农民。看看数据吧，截至2014年6月底，中国全国农村承包耕地流转面积达3.8亿亩，占承包耕地总面积的比例提高2.8个百分点至28.8%。我亲眼见到过宁夏的失地农民成为每天只拿50元钱的雇佣农业工人。而且这些活，都
只有在播种、收获等农忙的季节才会有被剥削的机会。
一句话，当前三农问题的解决之道，甚至一切社会问题的解决之道，在于工人问题。
有时间了翻一翻列宁的《我们的大臣们在想些什么？》，马克思主义是火星，工人是火药，火星一旦遇到火药，则蕴藏着改变世界的力量。
我想在天有灵的刘老石一定会同意我的。
[1]刘老石：一个理想主义者的修养
[2]刘老石：老师是用来牺牲的
[3]列宁：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
[4]列宁：纪念赫尔岑
[5]列宁：纪念赫尔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