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为什么那么多农民跟着gc党走？统治阶级的传声筒解释不了这个现象。于是他们用了最简单的方式——人身攻击，把参与土改的农民说成流氓，把地主说成善人，把土改说是打家劫舍。可是我们要分析的是历史的真实，当然站在不同立场所看到的'真实'也是不同的，但一个制度是否有利于大多数人、是否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是决定其存亡的。从现实社会的物质生产、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发分析问题，才成其为历史科学。
黄世仁是《白毛女》中的地主形象。

今天想当地主没什么难的，牌好一些就敢——"斗地主"已经成为一种全民娱乐。也许是打牌时当过几次地主，人们对地主的厌恶也渐渐消散。现在有一种说法，说地主是社会的中流砥柱，人人心地善良，品德高尚，熟读四书五经，到处修桥铺路做好事，个个都是活雷锋。土地改革成了谋财害命、杀人越货，甚至今天社会自私自利、物欲横流也和土改脱不了干系。如果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那地主一定是被化妆成萌妹子了。

真实的地主是神马样子？为什么当年要搞土改呢？土改是怎么搞的？在介绍《十里店》这本书以前，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历史背景。首先，我们看看土改前的土地占有情况：根据陶直夫1934年《中国现阶段的土地问题》，旧中国占户数4%的地主，土地占有达50%；20%的中农占地15%；而70%的贫农、佃农，占地仅17%。这个数字得到其它调查的证实。而且，地主所占土地多半是肥沃的上等田，所以产量上的比例应该更高。由于土地少，产量低，除了少数富农，大部分农民需要租佃地主的土地耕种，才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存。农民除了满足基本生产生活需要，全部剩余生产物都被地主无偿占有。这个东西叫做地租。地租有多少呢？土改前全国平均的地租是，五成。注意，这个五成，在70%以上的地方（国民政府1934年调查报告）并不是土地产量的50%，而是一个定额。地主估算一下产量，然后你在文书上画押，哪怕颗粒无收，年底也要缴纳这个产量的五成。地主旱涝保收，至于你能不能达到那个产量，他不在乎的。更可恶的是，地主只管收租不管土地治理，地淹了、旱了，租子照收。所以，很多地方地租高达农民实际年产量的六成到八成。在浙江省萧山县，1921年地租竟然达到丧心病狂的九三折（93%）。于是这里发生了中国第一次gc主义影响的农民运动。什么？你说交不起租子？遇到灾荒没收成怎么办？你不是还有一丁点地么？抵押给地主借高利贷，驴打滚，平均年利率大约200%。什么？还不上？你家不是还有喜儿么？这就是旧社会，这就叫剥削！

地主和农民间的生产关系，就是一种封建剥削关系。佃农为了生存，必须隶属或依附于地主，以全部剩余产品为代价租种地主土地。从前面的土地占有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地主土地所有制在旧中国经济中起决定作用。小农土地所有制是从属的附庸，富农是地主的后备和补充。旧社会的经济基础就是这样一种生产关系。封建地主为了巩固统治，还要建立相应的上层建筑。维护国家机器的费用也加到了农民头上。历朝历代土豪劣绅都是相互勾结，尽可能把赋税负担转嫁给农民。封建社会的税收，其实就是整个地主阶级以国家名义强制掠夺农民。

民国的20多年中，田赋普遍增长50%以上，此外还经常"预征"。《让子弹飞》里鹅城收税收到2010年那都不是事儿，湖南慈利——此地有资格名垂青史了——1931年把田赋预征到了公元2117年（赵效明主编，《中国土地改革史》，第53页）。然而地主勒紧的不仅是农民的裤腰带，也是自己脖子上的绞索。由于地主阶级的残酷压榨，土地日益集中在地主手里，农民逐渐走向破产。交不起地主的租子，只能跟地主借高利贷 。抵押掉自己所有的土地和财产后，农民或者卖身给地主成为奴婢，或者逃亡他乡。青壮年劳动力逃亡，导致土地大面积抛荒，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社会生产力衰竭的时候，横征暴敛和自然灾害的后果会更加严重，成为最后一根稻草。于是农民揭竿而起，以暴力打击地主，重新分配土地，一定程度上削弱土地兼并，恢复社会生产。农民破产的征兆，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已经很明显了。根据抗战前对山西263 个村2000多户的调查，有30-40%的农户明显入不敷出。1933年22省统计显示，56%以上的农户都是借钱的。1929-1931年，河北定县526个农户里借债户增加了四分之三，借债额增加一倍多。到1948年，国民党统治下的河南、湖南、广东、江西四省，荒地面积达到6200万亩，湖南和广东荒地竟然占到耕地面积40%。

地主土地所有制还阻碍了资本主义和工业化的发展。如前所述，农民的劳动成果被地主剥削了去，导致农村基本买不起工业品。而大部分地主有了钱，会用来买地，或者投入高利贷领域，通过向农民放贷继续兼并土地。因为对地主来说，收取地租旱涝保收，投资新式工商业却要担风险。地主把大量资金和劳动力束缚在土地上，束缚在落后的生产方式上。没有资金和劳动力投入，没有农村市场，这导致旧中国工业发展非常缓慢（编者按：所以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也提出"耕者有其田"，而国民党却因为割不断与地主阶级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不能完成其历史使命，最终由顺应历史潮流的GC党完成了土地革命。）。所以，改革土地制度，把原先为地主控制的大量土地分配给农民，首先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也顺应了广大农民改善生活的愿望。土改以后，1948年的华北、华东解放区与大面积抛荒的南方地区形成鲜明对照。两区消灭了一半以上的荒地。仅冀中32县在1948年上半年就消灭荒地近15万亩。东北解放区1948年粮食产量1187万吨，1950年增加到1800万吨。土改后农民购买力提高，工业市场也扩大了。1947年东北销售布匹80万匹，1950年达到了900万匹。

工商业繁荣的同时，农民用没有被地主剥削去的剩余劳力组织手工业和副业生产，获得了大量利润。太行山区平顺县运输合作社赚洋3000万元，1947年全区合作社总资金达9亿元。有人说，分地以后还是会有贫富分化，还会产生新的地主啊。实际上，土改后的情况取决于不同的社会制度。在封建社会里，均田（如果可能的话）后确实会产生新的地主，继续以租佃和高利贷结合的形式剥削农民。资本主义社会里，小农必须采取商品化、机械化等新的经营方式才能富裕起来。采取这些新经营方式的农民会成为资本主义农场主，而大多数破产农民则进入城里打工，变成雇佣工人。而到了社会主义，发生的是农业合作化，农民不是破产分化，而是团结起来经营合作社，提高农业生产力，并用剩余产品发展农村工业（比如，1976年，农村的水泥产量已经占到全国20%）。

其次，通过土地改革，千百万农民被动员起来，第一次参与政治、参与公共管理。地主阶级的美容师（鉴于地主已经消亡，也许应该叫入殓师）有一点没错——地主的确是旧社会中国乡村的管理者。农民在经济、政治、习俗等束缚下，像绵羊一样乖乖服从。然而他们现在不安分了，站起来了。土改是在gc党领导下，农民阶级自己改变自己命运的群众运动，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政策命令。一直以来唯唯诺诺，谨小慎微的中国农民，通过土地改革运动，砸碎了那个高高在上的统治阶级。他们第一次认识到，自己不是地主的附庸，而是创造新世界的劳动者。最能概括这个过程的词语，就是"翻身"。一旦农民翻了身，地主就回不来了，代表大地主利益的国民党也回不来了（编者按：哦，劳动群众不警惕，躺在胜利果实上睡大觉，剥削阶级换个形式又回来了）。

土改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翻身"的时候，各种各样的情绪牵引着农民的行动。有对土地和牲口的向往，有对平均主义朴素的要求，有传统的农村互助习俗，也有对压迫者的憎恨。GC党的工作队则通过各种方式发挥影响，使群众运动沿着正常的轨道发展，实现前面说过的双重目的——土地的重新分配和群众的政治动员。《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电子版下载http://dl.dbank.com/c0h60p7522）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本书作者柯鲁克夫妇来自加拿大和英国，1947年来到中国解放区研究土地改革运动。本书是他们1948年在河北武安县十里店村观察土改的纪实性著作。本书详实生动地记录了土改的意义，土改过程中有哪些错误路线，而这些路线怎样得到纠正。两个西方人通过他们的视角看gc党怎样发动土改，非常有趣。

这篇书评，好像用了大半的篇幅讲历史资料。这是因为我们在讲严肃的历史。为什么那么多农民跟着gc党走？统治阶级的传声筒解释不了这个现象。于是他们用了最简单的方式——人身攻击，把参与土改的农民说成流氓，地主说成善人，土改说是打家劫舍。可是我们要分析的是历史的真实，当然站在不同立场所看到的'真实'也是不同的，但一个制度是否有利于大多数人、是否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是决定其存亡的。从现实社会的物质生产、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发分析问题，才成其为历史科学。不分析具体社会经济基础的历史评论，就好像根据圣经研究人的产生，显然是不科学的。所以，我们看待土改和地主时不能被部分现象迷惑。联系地主和农民的并不是勤劳节俭、修桥铺路、温良恭俭这些'侧面'，而是地租、高利贷、土地兼并和农民破产。只有从社会群体的经济关系出发，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土改的性质。

99岁高龄的作者Isabel Crook于2014年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