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火编者按】"这就使得工人代表有集体的共同担当和多数积极工人的后盾靠山,决策和功过都由维权集体而非个人承担,从而使得工人代表有了共同维权的信心和底气。"不要迷信劳资协商,劳资矛盾不可调和,只有战斗才能赢得一切,要紧紧依靠工人集体,这已经被无数血泪的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
最近,广州利得鞋厂的积极工友开了维权总结会,又组团到深圳工业区向工人宣讲成功经验,很是鼓舞人心。的确,2700多利得工人历时长达十个月(从2014年8月到2015年5月至今仍在进行)的集体维权运动,已经在工厂搬迁之前取得了清算完大部分历史欠账(补发加班费高温费和带薪年假工资和住房公积金、工龄补偿金及大部分社保补缴)的成就,合计有1亿2千万元的物质成果。虽然这些都有合法依据,但却是珠三角搬厂潮以来少有的大胜利,激励了更多工人。
目前广东的工人运动虽然是走在全国前列,但仍处于很初步的阶段:虽然早已有很多工人有过罢工经验并且也认为需要起来抗争,但愿意出头做一番认真持久的集体抗争的人还不多,也就很少有持久的组织起来的经验和信心。利得鞋厂工人历时长达十个月之久、中经三次全厂大罢工的经验,以及这种经验的开诚布公,这些做法最重要的正面意义就是激励了工人愿意站到最前列(作为工人代表)组织起来去支持一场集体维权。
本文会提出一些独自观察的见解,力求从工人立场和实际行动的角度去做正反考虑。当然,由于我们才疏力浅且远距离观察难免有问题、偏差,很需要工友的批评,但我们更希望工运经验的总结和讨论成为广大工友和劳工界共同添砖加瓦的事业。因此我们本篇文章的抛砖,其实是想引出斗争一线更好的玉石。
维权骨干组织化的成功之处
具体来说,利得工人通过这几个重要方面向全体工人阶级展示了维权骨干组织化的底气、信心和可能性:
第一,利得工运很好地表现了:通过责任分工明确、各车间推选的工人代表的组织制度化,通过吸收了大量工友的QQ群以及多次工人开会,维权骨干的组织——"工人代表会"争取到本厂越来越多工人的认同,从而实现对"工人代表"的授权(最终实现全厂工人认同是在去年底第一次大罢工之中和之后)。这就使得工人代表有集体的共同担当和多数积极工人的后盾靠山,决策和功过都由维权集体而非个人承担,从而使得工人代表有了共同维权的信心和底气。
第二,利得工运很好地表现了:通过签名、提交个人资料和缴纳团结基金,最终实现制度化的授权,明确了工人支持自己代表的责任和权利义务,此举使得"利得工人代表"最终名副其实,更增强了工人代表的信心。这一经验其实深圳工人已有先例:盐田的先进微电子厂5000工人2013年长达大半年的集体维权运动也采取过诉求表签名的方式,完成全厂工人对谈判代表的授权(见本社制作的专辑)。利得工运更进一步做出了团结基金,并且把整个授权制度化、公开化,更容易被其他工人了解、学习。
第三,利得工运很好地表现了:在维权骨干遇到麻烦时,全体工人不离不弃,从签名、捐款到实际行动都予以实际支援。在去年12月第二次大罢工后,打工族的维权骨干遭到骚扰和威胁,利得全厂工人联名声援和到场打气支持;今年4月第三次大罢工前夕,上百警察捣毁工人骨干开会现场,抓走维权骨干,几百名工人集体徒步到派出所要求放人,使得警察当晚就释放维权骨干;在4月罢工期间,维权骨干的家又被警方骚扰,工人在罢工的同时又帮助自己的骨干分子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利得工人的维权骨干不仅显示了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更在关键时刻得到工人群体的实际帮助,这应该是劳工积极活动者所得到的最大欣慰吧。
正由于利得工运很好地表现了以上种种对维权骨干的有效支持,并且正由于这些维权积极者的成功的组织化,使2700多工人赢得了沉甸甸的胜利果实。也正因如此,在5月24日利得工人深圳分享会上有这样动人的一幕:
「当利得工人谈判总代表表示"我就是挡子弹的!"的时候,有两名工人站起来说"我也愿意(为工人挡子弹)!"该代表还带领所有人一起高喊口号:"利得工人好样的、工人团结有力量!"」
第一教训:迷信劳资协商
广州利得工人集体维权走在了组织化的前列,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深圳工人虽然大多还没有这样大的维权力量和进展,但在自己的抗争道路上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但广、深工人都没有好好清算这问题——这就是:工人迷信劳资理性协商、以为劳资可以双赢,这些幻想阻碍了工人维权进程,甚至还破坏了工人的团结。
在利得工运前期尤其12月中旬第二次罢工之后,工人代表团队开始有劳资协商幻想。例如第二次罢工之后,工人代表朱娟总结道:"相信在第三次劳资双方集体谈判协议之后,双方定会信守承诺,公司走向良性发展,在公司搬迁前的剩下这段日子,都能给双方留一份快乐的回忆吧!"(2014-12-20)同日,对利得工运有影响的劳工界知识分子王江松总结道:"恭喜啊,利得的工友们,你们的行动证明了……资方的妥协让步不是末日降临,而是劳资关系发展和劳资双赢的新起点"(2014-12-20)。
如果说此前利得工人还只是有模糊的幻想,经过第二次罢工取得的果实(其中劳方做了一定的妥协让步),以及上述"劳资协商派"的积极鼓吹之后,劳资协商就形成了一种明确的思路。这意味着利得工人的积极分子开始相信:只要通过互相谅解、妥协的劳资协商,并且按协议办事,工人不必示威行动,资方也会履行承诺,因为资方对工人让步也意味着劳资双赢,相信资方会信守承诺。
我们当时批评了这种幻想:"真有劳资双赢吗?利得好几个月前就开始陆续搬设备到南沙,工人利益早已不断受损,更别说过去拖欠了大量加班费、社保公积金等等利益,老板总是最大赢家!而工人是团结起来尽可能挽回自己应得的"。第二次罢工前,我们指出12月13日资方单方面公告是企图架空即将开始的第三轮集体谈判,并分析和警告:"利得工人对劳资合作、劳资平等、理性对话抱有一定程度的轻信和幻想,加之主流劳工界也积极鼓吹劳资合作,资本家就是看准这一点,认为刚刚崛起的工人组织还不敢轻举妄动,就佯装客气、耐心等到关键时刻发动突袭,以为可以打得工人措手不及('扮猪吃虎')。工人如果继续抱有幻想,只会被资本家认为在示弱。""利得工人为资方点赞只能就事论事,并认清资方高效率的根本原因是顾忌工代会的强大群众基础,决不要对资本家抱有幻想和轻信。马克思时代的工运早就实践检验过:劳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工人有自己独立的阶级利益,必须独立自主抗争。维权工人必须始终警惕资本家,随时准备斗争。"我们提醒利得工人决不可大意,确保协议步步落实。
"劳资协商派"的功劳和盲点
当然我们只是隔空表态但没有影响,就在去年底以来,利得工人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劳资协商派",他们在今年的前几个月里也取得了一定成果,似乎证明了他们的努力是有效的。比如说,今年4月的第三次罢工最终赢得的公积金补偿额度是每年250元、15年封顶,这一项合计3750元封顶;但是罢工前的理性协商过程已争取到每年200元、10年封顶,合计2000元封顶。就公积金补偿这一项,之前协商已争取到了罢工最终结果的一半以上;每年补偿标准只提高了50元,更多是象征性的,因为工人咽不下这口恶气。
虽然"劳资协商派"在争取各项补偿方面也有很大功劳,但是,"劳资协商派"没有认识到,工厂即将搬迁(早已预定今年3—6月搬厂)将会使工人失去要求资方落实协商成果的筹码,而资方始终只是协商而未做出实际的补偿,对资方的轻信忽略了资方背信弃义拖延问题解决的可能。后来的第三次大罢工恰恰非常好的证实了:没有强大的力量甚至是咬紧牙关的坚持,资方就总是拖延解决问题,资方的不诚信和狡诈程度远远超过全体利得工人的想像。相比女工大姐大妈们风雨日晒的守厂打地铺抗争,资方更加心疼因罢工造成的损失,才终于做了退让:大大提前支付一揽子补偿金的时间,在罢工行动的直接监督下落实了工人诉求。第三次罢工的这个重要成果,强有力地证明了"劳资协商派"盲目相信资本家导致的策略失败,而正是工人的集体行动最终一次性地保障、挽回了工人应有利益。
如何对待"劳资协商派"
在整个4月份,坚持劳资理性协商VS.主张再次罢工迫使资方尽快落实的分歧,成了当时利得工人内部的主要分歧。主张再次罢工的人迫切想要召开全体工人代表大会,以决定维权行动,而坚持劳资理性协商的人认为不应该过激行动,反对此时召开动员大会,被另一方指责采取了抵制的做法。
这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不仅因为积极坚持劳资协商的工人代表一直是维权骨干中坚,而且劳资协商路线本身是整个团队都不反对的,甚至还有劳工界学者积极鼓吹的。然而某些对利得工运有影响的人士以那些主张协商的人其实已被资方收买为由,竟以工人代表团队名义发出内部公告宣布将后者从代表团队中除名,甚至还居然威胁说如果损害工人利益将追究法律和刑事责任。此举直接导致工人内部分裂,甚至有工人代表当众发毒誓自辩清白,却也难以挽回工人之间信任的撕裂和种种消极情绪。其后,虽有劳工机构的工作人员告诉笔者,原有代表并没有被开除,还保留在队伍里,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某些人士却在罢工现场在罢工工人面前继续煽风点火攻击那些"被资方收买的人"。
作为局外人,我们无从知道"资方收买"的真相,也无意讨论它。但如果以为部分代表之所以轻信资本家、迷信劳资协商,完全是因为他们被资方收买,却一定是过分简单了的解释。在至少今年4月以前,对资本家的轻信和对劳资协商的迷信明显不是少数几个利得工人代表的问题,而是整个利得工运都不反对的思路。
有人认为4月罢工前夕撤换工人代表是"值得特别称赞"的"民主"经验,却忽略了这种撤换过程有过于简单、粗暴的做法,这方面笔者当时曾撰文详细阐述了正面看法。这里简单说一下:我们反对"劳资协商路线",而且如前所述,早在主流劳工界还沉浸于劳资协商劳资双赢幻想时就已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意见,但是在斗争前夕紧要关头,为顾及大局,应当采取允许少数保留不同意见、但行动上必须少数服从多数的做法(也就是工运传统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与民主集中制相反,无论少数派固执己见抵触统一行动,还是多数派粗暴排斥不同意见,都会破坏工人的团结,甚至会威胁到工人维权行动。如果我们大家不仅仅因为赞赏、更因为想要效仿而学习利得工运经验,那么就应该考虑到这些对团结行动至关重要的"细节"问题。
尚未清算的劳资协商迷信
利得工人虽然排除了"劳资协商派"的意见,在4月中旬发动了第三次大罢工,但不代表他们彻底清算了"劳资协商路线"。罢工第三天(4-22)资方只是口头承诺时,就有积极分子要求复工,此后随着资方单方面公告、甚至地方政府都站在资方一边向工人施压的步步升级,积极分子要求复工、甚至要求工人相信资本家的声音也越来越大。但工人在斗争紧要关头选择了相信自己的理智:决不信任资方的口头承诺甚至书面承诺,要求"钱到帐才复工"!结果是除部分社保补缴之外的其他多数补偿到帐,工人才收兵复工,赢得了维权的大部胜利。
这一胜利结果也意味着迷信劳资协商的失败,因为工人通过活生生的斗争事实认识到,资本家是不可信任的,比如这位利得工人在罢工期间所说的就很有代表性:"要我们相信老板门都没有。既然老板说他愿意赔钱那为什么他还要做那么多的小动作。"还有工人说:"钱不到帐,不上班。谁我都不相信,我只相信事实。我们工人上一次当,不会再上二次当。现在只有相信自己"(出自2015-4-24工友QQ群部分聊天记录)。另外,第三次罢工中,番禺当局一面以强力部门打压工人和劳工机构,另一面更以番禺南村镇政府的名义与资方联合向工人施压,承诺4月30日到帐,要求工人立即复工,彻底打破了"政府中立""劳资自治"的幻想,关键时刻政府和老板同穿一条裤子。最后结果是工人拒绝了4-23资政联合公告,坚决不信任资本家和政府的联合承诺,咬紧牙关坚持"钱到帐才复工",直到4月25日下午3点资方把关厂补偿金和公积金补偿金打到利得工人帐上,工人才卷走铺盖、复工,第三次罢工才取得了重要胜利。
遗憾的是,利得工人通过艰苦卓绝斗争得来的上述宝贵教训并没有好好总结,主流劳工界就再次以重磅篇幅强调:"利得案例表明:在工业市场经济中,劳资冲突完全可以通过劳资自主自治的集体谈判得到解决"(2015-4-26,王江松的长篇总结)"当你们奋起抗争时,并没有忘记对来自政府和资方的妥协给予善意的回应,因而能够适时做出让步……你们的成功向全社会表明,劳资双方的理性、和平、有序的博弈和集体谈判,是工业市场经济社会解决劳资矛盾和冲突的正常的、普适的、最为有效的机制和制度"(2015-5-17,王江松写的劳工界致利得工人的信)。
主流劳工界的上述"劳资协商路线"教条是早已形成的,却完全无视利得工运的宝贵教训,这种利用工人维权最新成果宣扬旧教条的做法,结果只会给下次工人集体维权再次埋下新的死结的种子(把利得工人4月罢工前围绕"劳资协商派"的分裂和冲突的教训再重演一次?!)。
可是,用利得工友的话来说:"我们工人上一次当,还会再上二次当吗?"